《世界现状报告》系列是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watch Institute）的旗舰报告。它致力于记录和探索“通往一个可持续社会的进步之路”（Progress towards a Sustainable Society）。自1984年至今，它已经连续出版30年，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一个经典报告品牌，历年报告曾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享誉世界。最早提出“生态足迹”概念、现任“全球生态足迹网络”组织（Global Footprint Network，GFN）主席的著名生态经济学家魏克内格（Mathis Wackernagel）教授这样评价《世界现状报告》：“每一年，我们都期待着《世界现状报告》给我们提供关于地球和人类可持续性的各种关键议题的最前沿研究。”

鉴于《世界现状报告》在国际学术界所具有的影响力，将其翻译成中文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在最初创立世界观察研究所时，莱斯特·布朗为其设计的指导思想是：“世界正进入一个迅速变化的时期，需要有一些不为日常事务缠身的人，能看到远处，为世界的未来发展辨明方向。”《世界现状报告》无疑是体现这一理念的重要载体。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正是《世界现状报告》一直以来所秉持的理念。

可持续发展一直是《世界现状报告》系列关注的核心主题。这一点从近年的报告题目中可见一斑，2012年报告的题目是《走向可持续的繁荣》，2013年的题目是《可持续发展还有可能吗？》。本书以“可持续发展的治理”为题，是希望从一个较高的层面，对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制度障碍进行一个综合性的分析和反思。美国首任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前参议员蒂莫西·沃思（Timothy E.Wirth）曾这样评价本书：“这本书所深刻揭示和犀利批判的国家以及国际治理中存在的大部分缺陷，我在参与政府和公共事务的四十年生涯中都亲身体验到了。书中所提出的改善我们人类彼此之间以及与地球家园之间关系的建议，都通达事理并且振聋发聩，倘若这些建议可以得到实施，我们很有可能会走上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成果。本书提供了这样一种广阔的视野，试图总结和评介全球以及各国可持续发展治理的得与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在本书中也能找到许多能够与五大发展理念互为佐证的思想和案例，可见中国提出的这些新发展理念足以引领世界可持续发展大潮流。我们希望，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能够对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启发，能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实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促进中国和世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交流和理解。

那么什么是可持续发展的治理？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治理？虽然本书各章作者都是来自不同的领域，通过不同的方式回答了上述问题，但是总的来看他们拥有一些共同的思想观念。在此有必要做一些总结和介绍。

对于气候和生态环境危机的问题导向，是开启本书对治理机制进行研究的驱动力。根据最早倡导“治理性”概念的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定义：治理是“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以及使得这种特殊然而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的计算和手法组成的总体，其目标是人口，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配置”。人类社会对于各种气候及环境风险的反应能力以及对地球安全的关切，显然是可持续发展治理的核心内容。本书特别提出，除了权利、共识、公平和问责等要素以外，可持续性应该是“善治”的一个重要的维度，因为一个在走向生态崩溃的社会谈不上是良好的治理。

在本书中，治理被定义为“人类用以管理我们相互之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以及生态圈的各种正式及非正式的机制和过程”。国际学术界“地球系统治理”（Earth System Governance）项目的主持者、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教授弗兰克·比尔曼（Frank Biermann）认为，与之前的制度分析方法相比，治理的视角赋予了制度概念以动态的特性，注重治理的过程，更加强调综合各个独立的制度之间的关联关系。因此，治理的概念比制度的概念更为广泛，因为涵盖了更广阔领域内的各种现象，而这些现象对于从人类的角度来理解全球环境变化的引导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本书各章对于市场、民主制、民族国家、非政府组织、企业、国际组织、地方政府以及工会等这些主要制度或者治理主体的角色都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

首先，从总体上看，当前主流的治理体制在应对环境生态挑战方面基本上是失败的，而且这些体制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阻碍。这种判断是建立在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进行认真审视的基础上得出的。本书的作者虽然主要来自美国，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美国人的视角，但是各章内容都具有高度的全球视野和意识，而且也正因为美国是现代性危机最为严重的地方，本书对美国现状的批判也最为强烈。气候变化这种“长期紧急问题”是最为广泛提及的例子，但是发达国家普遍缺乏积极有效的气候政策。国家的力量之所以虚弱，虽然部分原因是气候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全球化的削弱作用，但是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源于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一直在鼓吹削弱政府的力量。

因为同样的原因，国家间的合作自然同样很难取得成功，气候谈判的一再失败深刻揭示出民族国家普遍缺乏行动的意愿和能力。一方面是人类社会体现出强大的力量，使地球进入了“人类世”，另一方面是人类不能阻止自己创造的毁灭力量，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失败，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失望和沮丧感。不过，最近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也许可以为人类带来一丝亮光，它也许意味着国际社会有可能制做出有意义的治理安排，不过《巴黎协定》的执行情况有待进一步观察。

因此本书强调，加强公共机构特别是政府的作用，尤其是有效、灵活、负责和民主的中央政府，对于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西方的民主制度并没有体现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优势。在涉及环境问题的时候，有些人有意把民主与环保联系起来，特别是西方学者往往认为自身具有制度优势，政府可以对问题有更好的适应性和韧性。但是在现实中往往并非如此，因为很多因素都在影响政府的灵活性、负责任以及绩效。相比于经济结构、国家的环保投入以及公众的参与等其他因素，国家和政府的组织形式对于改善环境绩效恐怕并不是最重要的。本书作者明确指出，民主固然是善治的一个重要价值维度，但是如果决策最终为利益集团所俘获，民主只会成为一个笑柄。以美国为例，由于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加上化石能源利益集团的游说，美国联邦立法机构一直都未能有效推进气候政策立法。本书中对美国气候立法失败原因的深入分析，较为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而且，正如哲学家戴维·W.奥尔在序言中提出，民主制在助长西方社会的一种过度自信，使他们认为自己无需任何努力就安然可以度过危机；这种“自信的陷阱”可能将人们引入危机的深渊。

第三，对市场的力量主要持批判态度。当前的生态和气候危机主要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市场力量是驱动物质消费主义的主要引擎。“市场没有社会良知、环境伦理或者长远的眼光”（第13页）。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基于自利驱动的市场能够实现公共利益的规律，其实是基于诸多理想化的假设。市场崇拜的教条和放任自由的政策，纵容市场的力量进行自我调节将使人类社会和地球都走向毁灭。关于这一点，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根源》一书中早已发出明确的警告：“如果让市场机制成为人类的命运以及自然环境的唯一主宰，事实上，即使它只是成为购买力数量和使用方式的主宰，也将会导致社会的毁灭。”在我们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市场的力量已经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土地及其产品最终都被纳入一个自发调节的世界市场的框架之中”。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作者有意倡导一种基于社区的、本地化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以降低生态足迹。

本书中也较多讨论了基于总量限制及交易机制建立起的碳交易市场，它是被许多自由市场环境主义者所推崇的政策选项。在本书作者看来，截至目前，这些以市场为基础的机制尚未能够证明其对于减排的充分有效性，相关规章制度尚未足够完善，欧盟碳交易市场的经验教训足以反映这一点；碳交易更接近于一种将决策者从碳税等规制的关注转移开来的政治手段，并且开辟另一个可以牟利的渠道，使企业、交易商以及金融家们成为知悉神秘力量的特权阶层——“碳祭司”。当然，市场的力量也并非完全被否定，只是在当前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政策议程的背景下，市场力量被过于神化了，市场本来应该得到更好的监督，“市场能做很多事情，但是对于不能定价的事务，它们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并符合生态的必要规律”。

第四，企业的作用是复杂的。一方面，企业是主要的污染者。本书提到，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累计的碳排放量有40%是源于81家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企业逐利的本质决定了它们往往都是短视和追求增长的，因而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企业主导的全球治理议程不被信任，“漂绿”行为尤其值得高度警惕。本书作者特别对跨国公司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议程的角色表示了质疑（第13章）。因为跨国公司的权力和影响力往往超过了许多国家的政府、社区和工会，它们的参与到底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存在感和权力，还是真正为可持续发展转型发挥作用，仍是一个问题。因此，对于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参与，显然需要更多的监管和问责，而不是新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放松管制和私有化。

但是另一方面，企业是经济的主体，在可持续发展转型过程中负有巨大的责任。只有获得企业的支持，可持续发展转型才能够成功。而且企业也不必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企业本身可以改造和转变。于是，社会公益型企业，工人能够更多分享财富的企业，社区财富构建的企业，都可能成为希望之所在。另外，针对化石能源企业的“股东行动主义”和“跟踪撤资”等运动也是得到高度评价的趋势。

第五，具有生态素养的公民参与，是打破当前体制僵局的一个关键。“财富和权力的集中是阻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治疗这一弊病的良药是分散和下放财富和权力”（第22页）；“集中的权力和财富将永远只会寻求实现自己的狭隘利益”（第23页）。从政治上看，要打破这种格局，更为积极的公民参与被认为是一个关键要素，“只有稳定和广泛的参与治理才能防止这种后果”（第23页）。本书最后一章提出了“协商型公民参与”（DCE）的概念，作为指引未来的一个治理模式。

环保非政府组织是组织公民参与的一个重要形式，但是现实中这些组织往往依赖私人基金和企业财团的资金，走向“精英环保主义”（Elite Environmentalism）的道路。由于缺乏基层民众的参与，这种道路最终会误入歧途。美国之所以未能在国会通过气候立法，一个关键教训就是大型环保非政府组织直接与化石能源企业妥协和联盟，而忽视了草根的力量。这也是当下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哈佛大学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消退的民主》一书中建议发动民众参与，通过社会运动来推动公共政策。只有走出“精英环保主义”，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环保组织领导的可持续发展倡议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一种拥护深度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必然充满了对现有体制的不满和批判。詹姆斯·古斯塔夫·斯佩思（James Gustave Speth）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的大部分工作都只是在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努力，但在这个体制内的工作最终将无法成功，我们需要的是彻底改革这个体系本身”（第229页）。尽管本书也提出了一些接近左翼生态政治学者的观点，比如反对消费主义和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活和生产方式，反对公地资源私人所有和国家控制（第9章）和倡导社区公有、合作社以及工人所有制企业（第16章）等，但是毕竟与贝拉米·福斯特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又有所区别。因为书中的分析更多是集中在当前政治经济体系的局部和技术领域，而不是对其提出根本性的挑战。不过，如果我们按照戴维·佩珀（David Pepper）所说的那样去理解生态社会主义的环境原则：“平等，消灭资本主义和贫穷，根据需要分配资源和对我们生活于共同体的民主控制”，那么我们也会发现本书的许多内容已经非常接近这些原则。

人类可以设计出治理制度和进程，从而克服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吗？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本书似乎还是保持一种极为谨慎的乐观态度。书中反复提到，现有社会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增长的命令”（Growth imperative），因此提出“减增长”战略作为政策建议。但是对于这种深层次的增长动力，书中也并没有进一步的揭示。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其中的根本原因显然是资本增殖的原动力。书中也提出，考虑到市场的短视，因此需要给商业带上“望远镜”。但是到底应该如何给戴上这副“望远镜”，本书并没有给出切实可行的答案。本书作者们所推崇的，是埃丽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所强调的社群自组织以及“自下而上”的路径。基于西方国家的经验，本书作者认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相对而言更不容易为特殊利益集团所俘获。因此，地方政府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作用值得期待。尽管对于这种模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向更大尺度，也仍然存在疑问。不过难能可贵的是，奥斯特罗姆教授强调“制度不是万灵药”，呼吁学者们抛弃简单化的固有成见，以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去探索知识。这本书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精神，明确指出“没有哪种治理结构能够有效地治理所有不同领域的人类行为”（第26页）。本书的一大优点也在于继承了奥斯特罗姆推荐的研究路径：及时地跟踪、搜集和分析世界各地的新试验，并积极地探索和发展出一系列概念和理论分析工具。

中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进展，也是书中多处涉及的一个话题。本书认为，由于较少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快速增长、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可再生能源开发等问题，不过在面对应对环境和气候危机方面，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如何结合的问题上，也还值得进一步观察。当然，本书的分析，更多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作出判断，其中的结论有利于我们打破一些成见及教条。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情势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不同治理主体和机制的角色需要予以不同的分析和判断。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并寻找答案，则是中国学者的责任所系。

值得说明的是，原书中有两章没有被采用。其中“中国环境治理的挑战”一章是因为“中外对话”网站已经发表了中文版；另一章“从过去（而非未来）来看环境正义”是因为计划约定的译稿没有及时提交，而且我们也认为该章的文献价值也较为有限。另外，本书中介绍或提到了较多前沿概念或术语，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根据需要选择编制了一个重要术语或关键词的索引，便于读者查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连续三年坚持翻译出版《世界现状报告》系列。责任编辑许琳博士作为这一项目的主持者，实际上承担了主编的角色。特别是在翻译出版前两本《世界现状报告》时，她组织起翻译团队，几乎亲力亲为完成了编译的全过程。受她委托，我具体组织负责了本书的翻译工作。各位合作译者鼎力协助，使我们基本能够在计划的时间内完成了译稿任务。本书以及之前两本报告的译者基本上都是“80后”“90后”的青年学生或年轻研究人员，他/她们都不计得失共襄盛举，全凭自己对学术工作和可持续发展事业的一腔热忱。本书的翻译分工情况如下：谢来辉：致敬、序言、第一章、第二章、第八章、第十六章、第二十章；周晚晴：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十九章；谢硙：第三章、第十二章、第十八章；白帆：第六章；刘利勇：第九章；王倩：第十章；侯佳儒：第十一章；戎梅：第十三章、第十四章；侯小菲：第十五章；闫斐：第十七章；谢来辉对全书进行了统稿和校对，并重新制作了索引。

另外，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俞可平教授和同济大学诸大建教授为本书专门撰写了评语，在此特别感谢。二位先生对本书以及我们的努力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

众所周知，翻译是一个艰辛的学术工作，但是既然选择了就不能有退路。尽管我们反复多次修订校对书稿，并且一再拖延了定稿出版的日期，但是限于个人水平和能力，错谬之处在所难免，请各位读者朋友包容和指正。

谢来辉 谨识

二零一五年冬于北京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