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

做农村调查，难免与县委书记打交道。许多县委书记都深切感受到，在中国，县委书记是能够做一些事的职位。中国实行郡县制达数千年，县是最基层的一级地方，也是最贴近民众的地方。从纵向看，县是中央联接百姓的节点；从横向看，县是城市联接乡村的节点。处于节点位置上的县级主官，如果要做事，是有相当空间的；但要做好一件事，特别是让民众受益的大事，也颇不容易。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县级主官如何谋事，如何发挥其节点作用。正如有人所说，一个县委书记的高度，就是一个县的高度；一个县委书记的水平，就是一个县的水平。本书记录的就是一个县在书记的谋划下，如何依靠农村改革，探索一条农村发展新路的过程。

作者所在的县位于山东。山东是中国人口大省、农业大省，也是当代中国的“典型”大省。与此同时，山东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的缩影，也存在着城乡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近些年来，山东处于历史转型之中，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崛起，工业和城市比重日益加大。与此同时，农业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以致于农业和农村发展方面的全国先进“典型”也很少听闻到。“典型”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和缩影。山东农业历史悠久，耕地率属全国最高省份，农业增加值长期稳居中国各省第一，当代产生了许多农业和农村发展方面的“典型”。近些年，农业和农村方面的全国“典型”凤毛麟角，几近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山东农业和农村发展方面的新“困境”。

本书作者所在的东平县位于山东西南部，是农业大县和全国粮油商品生产基地县；同时也是农村人口大县。作为农业和农村大县，近年来面临着与全国相同地区同样的难题，这就是农业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收入较少，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弱。本书作者就任县委书记之初，就下乡进行实地调查，认为用脚步丈量的民情最精准、最真实。3年多时间，走遍了全县716个行政村。县委书记无疑要抓基层组织建设，但他在调查中发现，基层组织缺乏感召力和凝聚力，关键原因是缺乏经济影响力。用基层干部的话所说，没有一把米，就唤不来鸡！农村实行家庭经营以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个体积极性。但是，农民要致富必须与市场相连。而单个农民的力量和小规模土地经营，与市场相连却异常艰难。如公共设施是农民走向市场的前提，而一家一户是难以承担公共设施建设的。作为主导市场的资本以谋利为取向，也不可能兴建公共设施。这一历史重任只能由基层组织来承担。而基层组织如何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呢？唯有改革！正如本书书名所表述的是“逼”出来的改革！

土地是农村的主要资源。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的数次大变革都与土地资源的配置密切相关。当下农村发展，还是得从土地资源的配置着手。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数次重大变革。人民公社体制实行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着力于“统”，缺乏活力。农村改革以后，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家户经营，着力于“分”，有了个体活力，缺乏集体合力。在充分调查基础上，东平的农村改革从“合”着力，以土地股份合作为重心，从而将农村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东平的改革卓有成效，本书已有叙述，在此不多加评点。但作为当下农村改革的“东平样本”，具有全国性普遍价值。

其一，对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当今中国，集体经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领域。这在于中国的土地仍然为集体所有，作为具有农村集体成员权的农民，其生产生活一体化，如何在集体成员共有的土地上实现农村社会的共同发展，成为一个仍然值得探索的问题。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东平县以土地股份合作为载体，将农民个体和农民集体的两个积极性调动起来，将农民个体与农民集体的各自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创新着集体经济，赋予集体经济以新的时代涵义。这说明，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并不是走投无路，更不是毫无价值，关键在于根据实际情况探索有效的实现形式。就是在东平，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也不相同，更不是一个模式。这在于各自的条件不一样。东平的探索也给学术界一重大启示，这就是实践第一。近些年，学术界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研究进展不大，一则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新恢复了家户个体经营。二则在于学界更多的是从价值方面讨论集体经济，主要限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历史得失。这种讨论犹如两条平行的铁轨，永远无法达成学术共识。三则在于理论上将以往出现过的集体经济组织视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唯一形式，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自我封闭在一个狭隘的领域。东平的改革因为是“逼”出来的，很少有框框条条的束缚，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能够探索出一条新路，为集体经济发展拓展了广阔的空间。

其二，对农民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联接进行了有效的探索。现代化无疑与市场经济相伴随。世界上还没有以非市场经济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范例。但是，对于作为传统社会因子的农民来说，是否进入市场，却存在巨大争议。有人认为个体农民进入市场将随时面临灭顶之灾，有人认为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农民只能面对和承受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和坏处。那么，在上述两者之间，有否另一条道路呢？东平的改革无疑作出了很好的回答。首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民不可能置身于市场经济之外。市场经济以货币为中心，距市场愈远，距贫困愈近；距市场愈近，距贫困愈远。市场则以城市为主要载体。当下，农村和农民之所以相对贫困，关键是距市场更远。只有进入市场，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命运。一些人津津乐道的集体经济“典型”，恰恰是进入了市场才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否则为什么在人民公社时代并没有如今这样的成效呢？哪怕是“农业学大寨”的大寨在进入市场之前也发展有限。东平的改革目的是让农村和农民富裕起来，因此不可能回避市场经济。其次，农民运用集体的力量有可能克服天生的弱点，更好地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东平采用多种方式，促进土地流转，推动规模经营，引入现代生产要素，最大限度实现土地和劳动力的价值，让农民分享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

其三，对乡村基层组织与乡村治理的基础进行了有力的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分户经营，充分调动了农民个体的积极性，但公共性相对弱化。一是千百年来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的延续，二是“嵌入式”的市场经济放大了人们的私人性，这两个要素叠加就是当下农村社会的特性，即民众现在处在一个高度分散、离散的状态，不仅仅是“一盘散沙”，而且是“一盘流沙”——处在流动当中的个体化。在这种条件下进行乡村治理的困难超越了任何历史时代。农村基层组织因此长时间缺乏强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东平的农村改革是从如何破解基层组织和乡村治理困境开始的。通过土地股份合作，不仅仅是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更重要的是扩展了农村基层组织的经济实力，并在引导和推动土地股份合作中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从而增强了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与东平的改革息息相关。一则在于东平县委书记就读我的博士生。进校之初，他将在东平的调查及其思考向我作了汇报。我当时表示，读书期间要将工作当作学业做，将学业当作工作做，希望他努力在实践中探索。二则在于我所在的机构与东平成为“院县协同”单位。我们多次去东平调查，有的博士生在东平调查和基层工作达两年多，而东平县基层干部也多次来我院交流。东平能够成为一个农村改革“样本”有我们的心血和智慧，但主要是东平领导和群众的积极探索，我们也从中受益甚多。如我们机构过去主要研究乡村治理，很少从经济角度理解。东平的探索促使进一步打破学科界限，为我们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

农村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地方，农村工作是一门大学问，作为纵横节点的县级在推动农村发展中可以发挥更大作用。我们期待，东平能够不断有新的成就面世，崛起于辽阔的鲁西南大地！

2016年1月31日于武汉大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