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邵耀成先生相识是在1980年周策纵教授主持，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系召开的《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那是中国重新开启面对世界的门户之后，文史界第一次派红学界的代表参加美国召开的国际会议，大陆是周汝昌、冯其庸和我一行三人前往与会。这次会议盛况空前，海外一些著名学者都来了，真是胜友纷至，冠盖云集，屈指算来已阅二十八年矣。当时我方逾知非之年，而邵先生少年清彦，方执贽于斯坦福大学刘若愚教授门下。与邵先生会上攀谈，始知邵先生已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数学学位，由于对文史的浓厚兴趣，又转到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攻读，我当时就对邵先生满怀敬意。我想如果不是至情至性，追求真学问之人，断不会作此“不顾实际”的选择。会上一别，很少和邵先生再晤，曾受他远道之托，转交给钱锺书教授一篇他的文章，钱先生回信，对之颇为称许，以治学当掉臂向前一语相勉。以后从其他朋友处断断续续地听到他的消息。听说他已从刘先生门下卒业，获得博士学位，其论文作的是《文心雕龙》。后来又听说他在美国改行，下海经商，在华盛顿创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当时心里不免觉得惋惜，以邵先生的天分令才，加上他自己对文史的兴趣和扎实的根基，如能长在庠序间，必也能开辟自己的一方沃土，令世人瞩目。他忽而弃学从商，这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

去年夏天，一个晴朗的下午，邵先生忽然来访，别后垂三十年，老友重逢，分外亲切，握手之际，想起当年红学会上的情景，宛在目前，然相对华发，不免又生出几分感慨。互道寒温之后，邵先生又拿出了厚厚的一叠稿子，题目是《孔子这个人与他所面对的问题》，这一次又大大地出乎了我的意料。没想到这么多年商海濯足之余，邵先生又拿出了那么丰硕的研究成果。仔细拜读了邵先生著作之后，更多了几分感慨。现代人多喜欢说所谓“儒商”“儒商”，张口闭口不是陶朱、猗顿，就是胡雪岩、乔致庸，实际上所推崇的不在“儒”而在“商”字，但我更欣赏的是“商儒”，能在商界里打滚的同时，又能不忘情于追求知识，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这样的人物，诚不多见，邵先生庶几乎是矣！

《孔子这个人与他所面对的问题》如作者所说，是“尝试把孔子放在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的位置上，来看他所生活的社会，他所面对的时代和社会问题”。我们知道，孔子的一生既精彩，又是扑朔迷离，古往今来，随着人代迁移，孔子也由一个“乡里教人以道义”的师儒，到“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历代粉饰和神化的过程，自然是把一个凡人不断地超凡入圣。科举考试在元仁宗以后成为定制，孔子形象的神圣与庄严，更是任何人不能质疑的。记得明初解缙参加乡试时为“子曰”一句话破题时，曾袭用苏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里的两句话：“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前一句点破了“子”字，标举了孔子在历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后半则点破“曰”字，说明了孔子的话如何有着垂教万世的分量，有着这样的身份，这样的分量，他老人家想自甘凡俗，想不被神化已不可能。

正因为如此，关于孔子的著作，无虑汗牛充栋。远则如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王肃的《孔子家语》，近则如钱宾四的《孔子传》，匡亚明的《孔子评传》，再近的如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对孔子的生活、思想、经历和时代，我们似乎不乏资料和描述。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对这一论题还有必要更进一步探讨吗？我想看过邵先生这部著作一定会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邵先生此书的特点首先是既有学术性，又有相当的可读性。这部著作是文散结合，夹叙夹议，加之以幽默的笔法，为我们揭示了孔子作为一个人的凡俗的一面。关于孔子的身世，最为后人隐晦的莫过于说其父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对于后儒来说，最刺眼的莫过于“野合”一词。最重视礼教并且变身为两千年来礼教之祖的孔子，其本人竟然是超越礼法之外的产儿，这真是有些反讽。司马迁凭着一支无所顾忌的史笔，把老夫子与生俱来的疮疤给揭了出来。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在后世颇受讥评，与司马迁不为圣人讳恐怕也不无关系。班固父亲班彪在《史记论》中就说：“其（司马迁）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论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汉初重黄老而轻儒学，司马迁夫子亦有此倾向，后儒对司马迁所记述“野合”一事及孔子见老子一事多有非议。王肃作《孔子家语》，即说两人原有婚姻，绝口不提野合一事，而孔子入周见老子，王肃所记老子的一番话又与《史记》绝不相同。邵先生追溯了后儒为“野合”曲为饰词的根源：一出于张守节《正义》，一出于司马贞《索隐》。司马贞说所谓“野合”是说“梁纥老而征在少”，而张守节则说男子六十四岁则阳道绝，女子四十九岁则阴道绝，过此年龄成婚皆为“野合”，邵先生就此评语不无幽默：“我们今天社会上众多老夫老妇的黄昏结合，照司马贞和张守节的看法，就是‘双料野合’，他们两位在唐代就能为我们资讯时代如此解颐妙语，也真是太有幽默感了，但他们这个妙解大约是找不到旁征的。”幽默中则又一语破的。其后，作者又从《周礼·地官司徒·媒氏》所记“中春之月，令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的周代婚俗来论证“野合”实为当时的旧俗。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汉代画像砖“桑林野合图”又从另一侧面证实了周代“野合”风俗的可能性。

本书的又一特点是翔实的历史背景的考核。在论述孔门弟子何以多仕于卫时，邵先生对卫鲁政治的不同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卫鲁政治最大的不同在于卫君有君权而鲁君已大权旁落，政权落在执政的贵族手上。”而手握君权的君主多喜任用贤人，其中不乏异姓平民。而孔门弟子既多仕于卫，复多仕于鲁，前者是因卫君任用异姓平民，后者是与孔子“我们这位沉默的革命家从根本上改变了鲁国不任用平民异姓的传统”相关。邵先生的这段分析可谓独具只眼。考察历史背景，我们现在所能而所必须依据的不仅是历史文献中的资料，而且还要面对出土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这也是由于学术的长足发展所致，特别是有关商周的文化和历史。古代学者要寻绎古史的旧观，曾过度相信传说记载，举凡经、史、疏、注，子部百家，都以为信史。关于孔子的生平、交游、仕履、行状，也不免掺杂了一些当时的神话和后世的想象。清人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其用意固然是把经典还原成了历史文献，也就是说不再认为经典代表了绝对的真理，而是认为另外有真理，经典和其他文献一样是可资参照的以觇事理（刘咸炘语）的文献。清代学者“取证乎六经”，至于也有人笃守经典，甚或以为“六经以外无信史”，则是一种偏嗜文献的取向。清代晚期金石学大兴，实为考古学之萌芽，发展至所谓罗王之学，史家又有不信经典，由“六经皆史”一变而至“金石以外无史”，形成偏嗜文物的史学趋向。时至今日，考信三代，二者不可偏废，已是达人共识。本书论孔子之生平、仕履、出游及其门人，既多取信于六经，复多征用古史考古的成果，视界闳阔，言必有据，虽然语言通俗，面向大众，然绝非坊下流行之通俗文学本可比。如讲到鲁国贵族和孔子的畋猎，孔子的婚姻，鲁国保存的典章礼乐，作者虽出之以大白话，实际上乃结合了目前考古研究、历史研究对周代文化的理解，也包涵了作者对相关成果的认知。

邵先生曾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得到数学硕士学位，他在介绍孔子生活的背景——春秋时期鲁国文化时，谈到伏羲八卦在中华文化发展上的重要。在这里，作者又一次显示了其数学家独到的眼光，如他指出天地人爻位的意义在于揭示了数位在数学上的重要性。在很多问题上，邵先生都有自己的见解，难以一一列举。我认为最能让读者一新耳目的应该是书中对孔子思想的分析。在谈到孔子的思想时，作者分列了几个标题，如：“以礼的眼睛看世界”，“以形容和分析的方法对‘仁’作概念性的探讨”，以及“构成文明的焦虑不安的父系社会与婚礼的关系”。这些篇章在在显示了作者作为数学家所独有的逻辑语言的魅力。在谈到中国传统中以“礼”的眼睛看世界时，邵先生以此与古希腊的文化传统作了有趣的比较，认为与中国不同的是，希腊是以“神话”的眼睛看世界。并且指出：“有一部分学者甚至认为仪礼与神话，在古史中是有‘同步而行的’（pari passu）的源头，与互为印证的结构与气氛。也就是说……礼是一般性（general）的，神话是个体性（individual）的。礼是一节一节（episodic）按时间顺序的，神话是有情节结构（plot structure）的。礼的节与节之间的关联是节奏呼应性（echoing）的，神话的事与事之间的关联是因果呼应性（casual）的。礼的重点在外观的行为（external behavior），而神话的重点在内在的冲突与和解（internal conflict and resolution）。希腊用‘神话的眼球’看世界，中国人用‘礼的眼球’看世界。”

读邵先生这段话不觉为之击节，中国与希腊在古文化的特征上当然有很多异同之处，但邵先生的这段分析是用人类学、神话原型批评中结构主义的方法，借以反观中国的文化，揭示了很多我们未曾看到，或者说看到了也未曾予以足够重视的特点，像这样的论述书稿中还有很多。

综观全书，不乏精义，可以说这是一部可读的好书。我以为邵先生实得益于其所受到的严格科学训练，他的业师刘若愚教授所给予的西方文论的训练，以及他自己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挥独立思考，更进一步。我希望他再接再厉，我们未来能读到更多邵先生的著作，获取更多新鲜的知识和对人生及历史的领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陈毓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