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茂生

我的家乡祁阳，是历史文化名县。且不说祁阳人自己的评价——因为“谁不说俺家乡好”，所以，自己人说好是要打折的——清代康乾时期的大学问家、曾任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山长的湖南衡山人旷敏本曾经说过：“湘南山川之秀为天下甲，而祁之秀，实为湘南甲”，祁阳的“风土之厚、风俗之醇，盖又甲于湘南者。”旷敏本作为非祁阳籍的湘南人，他称赞祁阳应该是客观的。然自清以降，外地闻人如此赞扬祁阳的，就很罕见了。究其缘由，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祁阳人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够，使外人不了解祁阳文化。正因为如此，当我得见《三吾文化精粹》书稿时，委实欣喜莫名：终于有祁阳人为系统地为宣传和弘扬祁阳文化作贡献了。

《三吾文化精粹》的主要作者，是我五十五年前在祁阳一中就读的语文老师蒋练先生。蒋先生是名副其实的饱学之士，为今日一般中学语文教员难以企及。如今我已年近古稀，每当想起我这几十年贡献给社会的经济学论著语言规范，还算有点文采时，都对先生满怀感激之情。二○一○年为纪念先父逝世六十周年，我率家人从北京回祁阳扫墓。事毕，在初中同班同学黄君承先、唐君建国等人陪同下，再次专门去拜访先生。此次拜访的最大收获，就是得见先生三十余万言的《三吾文化精粹》手稿。当我翻看着那厚厚一摞手稿，见到那一页页工整而略带苍老的钢笔字，脑子立刻浮现出先生在耄耋之年，焚膏继晷以微颤之手查阅文献和书写文稿的情景，不禁鼻酸眼湿。先生在过往的八十余年中，有半个多世纪一直在做功德无量之事。六十五岁之前，舌耕不辍，树人之功德，自是无量；在超期“服役”之后，于一九九○年离岗，却退而不休，一直为地域文化的发掘、传承和发展竭智尽力，不也是功德无量吗？对于先生的名山事业，同去拜访者均极表赞佩，力请先生尽快出书。如今先生大作即将付梓，我本来一心想的只是先睹为快，未曾想先生竟请我作序。想我何德何能可序先生之鸿篇？然面对母校当年为我传道授业解惑而硕果仅存的恩师，在却之再三未蒙俯允之后，我只得诚惶诚恐，勉强而为之。

写些什么呢？谈学习先生大作的心得代替评论当是上佳选择，然时间来不及。好在先生已就祁阳文化的丰富内容作了分专题论述，我这里便可谈谈我这个祁阳游子对家乡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之管窥，以及结合客居异乡半个世纪对外地乃至外国文化的了解，略述如何弘扬祁阳文化的蠡测之见，以附骥尾。

若干年前，我曾从企业文化的视角切入对整个文化的研究。我发现不仅企业，就是许多地方，对文化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必然王国”之中。祁阳的情况或许要好一些，但恐怕也缺乏系统的发掘和梳理、总结和扬弃、传承和发展，文化作为生产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问题也想得少。随便想到一个事例。我每次回祁阳，总要到浯溪看看。有人说去看浯溪，除了石头还是石头，我颇有同感，而且石头还在不断风化。祁阳文化既然又名之曰三吾文化，那就应该将浯溪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充分发掘阐发，以有形的方式展现。文化的主体、文化的载体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人，是人的言行。迄今为止，我们对祁阳建县以来各个时期体现或代表先进文化的祁阳人的嘉言懿行，也缺乏系统整理和展示。这就使得很少有人能真正说清楚什么是祁阳文化或三吾文化，从而影响到祁阳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当此之时，对此现实，每一个祁阳人，包括海内外祁阳游子，都有责任改善之。基于此，我不揣浅陋，借此机会从时间维度贡献一孔之见，以引起更多祁阳人对文化的重视。

祁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自祁阳建县至唐代前期为祁阳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起讫年代大体上是从东吴孙皓元兴元年（公元264年）设置祁阳县，到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唐代政治家、文学家元结出任道州刺史而安家于浯溪时止，时间跨度刚好五百年。这一阶段对祁阳文化形成和发展居功至伟的代表人物是虞舜和蒋琬。

我们将祁阳文化起始时间定于264年，是因为该年置县。然而，一个地域的文化，虽以地名冠名，但它的形成，绝不能理解为始于某地行政建制，一般它要久远得多。例如作为县域文化的祁阳文化形成，必定与建县前更广地域，即潇湘区域的文化现象不可分割。潇湘是三湘之一，是指汇潇、湘二水之零陵至汇湘江、蒸水的衡阳这一段湘江流域，其核心区域即今永州市区、祁阳（包括从祁阳分出去的祁东）一带。因此，据有文字记载的史实，祁阳文化的形成，与虞舜的南巡至最终“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有关，虞舜不仅带来了中原文化，更以自己的美德影响了潇湘区域包括祁阳。后世赞誉“潇湘渊源，人文初地”，祁阳当然属于“人文初地”。后人论及祁阳，称“地有舜之遗风，人多纯朴”，良有以也。

复如祁阳建县前夕的“祁阳人”蒋琬，贵为蜀汉丞相，其高尚的人品和从政之德，完全可以说是早期祁阳文化的杰出代表。据《三国志》“蒋琬传”，诸葛亮曾称赞“公琰（蒋琬字公琰）讬志忠雅”，“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脩饰为先”，蒋琬对待诸如杨戏和杨敏对自己的傲慢和贬损之类的问题上，遇慢遇毁能平和待之、泰然处之：“东曹掾杨戏素性简略，琬与言论，时不应答。或欲构戏於琬曰：‘公与戏语而不见应，戏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诫也。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又督农杨敏曾毁琬曰：‘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请推治敏，琬曰：‘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主者重据听不推，则乞问其愦愦之状。琬曰：‘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复何问邪？’后敏坐事系狱，众人犹惧其必死，琬心无适莫，得免重罪。其好恶存道，皆此类也。”

然祁阳建县的第一个五百年，由于地处偏远，信息闭塞，民智基本未开，文化停滞于古朴，且很少文献可据。然而，被中原人视为蛮荒之地的，不仅是祁阳，整个南方文化基本上都属原生态文化，总体上不如中原文化发达，但值得称道的很多，如“地有舜之遗风，人多纯朴”，“祁邑人心浑厚，无戾俗浇风”之类，正如旷敏本所言，祁阳民心之善、风俗之醇，为湘南之冠，而且在我看来，祁阳这种古朴文化，甚至有优于中原文化之处，或许这就是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祁阳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唐代元结开创浯溪文化到正式形成三吾文化。从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元结安家浯溪撰写《浯溪铭》、《峿台铭》、《

祁阳文化第二阶段的特点，一是其发展由外来优秀知识分子促进。古时优秀知识分子大多本“横渠四句”——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行事。尽管张载为宋代人，他的格言则无远弗届。元结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他出任道州刺史，过浯溪时“爱其胜异，遂家溪畔”，晚年基本上是在浯溪度过的。因元结在浯溪旁筑室修台，命名了浯溪、峿台、台，合称三吾，创作了《浯溪铭》、《峿台铭》、《庼铭》并付之摩崖，成为浯溪最早的三块诗碑，大大增加了祁阳的文化品格。特别是在浯溪定居数年后，元结将来祁阳之前创作的《大唐中兴颂》，请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手书，于唐代宗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夏六月刻在浯溪近百平方米的摩崖之上，于是有了“摩崖三绝”，即文奇——元结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字奇——颜真卿《大唐中兴颂》书法雄伟奇特、雅厚森严、深稳肃穆；石奇——浯溪石山属石灰岩（成层岩），大多分层多间隙，隙又多古树而枝桠横出，唯独此处石层紧密无缝，壁立平展，质地坚细，面积达十余平方米，是大型碑刻理想之石。以文化史论，舍石奇，《大唐中兴颂》摩崖堪称“一铭两手笔，宇宙双杰作”。自“摩崖三绝”横空出世，历代文人纷至沓来，留下的诗词曲赋、警句偈文等摩崖石刻505方之多，形成了南方最大的摩崖碑林，三吾文化瑰宝。从而使使浯溪声名鹊起，有“浯溪胜境，雄冠三湘”之称。进而三吾即祁阳成为文化名县。唐代河南人元结对祁阳文化的发展居功至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起，三吾逐渐成为祁阳的代称，也只有从这一阶段起，祁阳文化方能称之为三吾文化。

在北宋近一百七十年的历史上，路振、陶弼无论文治武功，还是立德立言，均是祁阳人中的佼佼者，蒋先生的《三吾文化精粹》除收入其传记，还辑录路振代表作两篇、陶弼专论一篇，读者参阅后，便知为何将此二位先贤作为这一阶段祁阳文化的代表。

至于这一阶段存在于民间的祁阳文化，与数百年前比较，无大变化，民心依然古朴善良，世俗仍旧淳厚敦睦。我这里还必须强调的一点，河南人元结对祁阳文化的发展之所以能作出划时代的贡献，也得益于祁阳古朴淳厚的文化。具体而言，就是祁阳人的毫无排外的狭隘地方主义之陋习，而具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宽阔胸怀，用现代话来说，祁阳人是搞五湖四海的。作为祁阳游子的我，在外“闯荡”五十年（1962—2011），并在三个省区生活工作过较长时间，所见所闻所受，对祁阳文化中这一优良特质，感慨良深。这一阶段祁阳文化的不足之处当然也有，南宋祝穆编撰的《方舆胜览》引唐代《湖南风土记》（此书今无存）所说“长沙卑湿，俗信鬼，好淫祀”，虽然说的是长沙，却也符合祁阳的实际，是祁阳文化中的消极因子。

祁阳文化（三吾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始于北宋后期，盛于南宋及清，止于1949年。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张栻、朱熹以岳麓书院为基地，教书育人，形成湖湘学派，促进了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原本在三湘较为先进的祁阳文化则发展成为湖湘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时间跨度约七百八十年。这一阶段对祁阳文化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同属潇湘的道县人周敦颐，而祁阳文化的代表人物，则有南宋的谢用宾，明代的陈荐，清代的陈大受、欧阳利见等。

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抚使、潭州知州刘珙重建岳麓书院，聘著名理学家张栻为山长。张栻主教期间，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培养出一批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使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基地。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来访，与张栻论学，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有人描绘听讲盛况为“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南宋光宗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又大力促进岳麓书院事业发展，对湖湘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在作用。从这时起，三吾文化融入湖湘文化。

三吾文化之融入湖湘文化，我们不能不提到周敦颐。周敦颐（1017—1073），原名敦实（避宋英宗讳而改——宋英宗赵曙幼年曾被宋仁宗赐名为宗实）字茂叔，号濂溪，汉族，湖南道县人，曾在莲花峰下开设濂溪书院，世称濂溪先生，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均列其门墙，张栻称他为道学宗主，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周敦颐生前的确也以他的实际行动，成就了一代大儒的风范，他的人品和思想，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敬仰。作为周敦颐的近邻，祁阳人民“近水楼台先得月”，深受其影响。《祁阳县志》（嘉庆版）载甘庆增所写“重修濂溪祠记”就明确提及祁阳“实为先生往来过化之地。流风余韵，至今为烈”，这就是说，三吾文化受道学的影响，远早于三吾子弟受教于岳麓书院。祁阳人深受周敦颐“爱莲说”以“出淤泥而不染，濯青涟而不妖”喻高尚人品的影响，当年培育出新品种白莲并大面积种植，经久不衰，近千年来远近闻名（据说今衡阳市凤凰山下西湖畔曾是周敦颐读书处，建有爱莲亭，近世湖中种植的就是祁阳白莲）。当然，自南宋理宗淳佑元年（公元1241年），周敦颐从祀孔子庙庭，被尊为人伦师表，并准许地方建祠纪念，认为“其功盖在孔孟之间”之后，三吾文化受周敦颐的影响就更大了。

说到这里，有必要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观对祁阳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修齐治平更详细的说法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自于《大学》（《大学》是《礼记》的一篇）：“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且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考诸历史，《大学》从《礼记》析分出来独立成书，始于南宋朱熹将《大学》列为四书之一，使之成为南宋直至清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书。这一时期祁阳百姓基本上是读书耕田，正如一副对联所说：“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终老于耕田者，恪守忠厚传家，积德行善；以读书求功名者，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求青史留名。这就是农耕社会的民间文化。终老于耕田者的祁阳文化的代表，在《三吾文化精粹》的相关部分已有所反映。至于学而优则仕者，诸如南宋时的白云先生谢用宾受教于理学名家张栻之后“自是研精性学（此处性学即道学），以古圣贤自期。祖田百余亩，尽逊以赡弟妹婚嫁之资”，为官时兼任数职，能做到“革俗导化，脂膏不污，兼俸钱不受”；明代陈荐在朝为官能“洁已奉公，正身率属，保厘实政，未易殚述。居平恂恂若书生，及断大故，决大疑，临大节，毅然有为，屹然如山岳不移易”；以及《三吾文化精粹》还重点提及的清代的陈大受、欧阳利见，都具洙泗之风而能为祁阳文化增光添彩，是这一阶段祁阳文化的杰出代表。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始，祁阳文化发展进入第四个阶段。目前属这一阶段的初期，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作风使祁阳文化开始升华到一个全新高度。虽然只有短短一个甲子，却已经出现了优良文化的杰出代表陶铸。

1949年10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解放了祁阳全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祁阳文化中的信仰问题或者说核心价值观问题，开始得到比较好的解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上来。在全新的政治制度下，公务人员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民众则比较好地解决了理想、信仰、人生目的等问题，传统美德得以发扬光大，祁阳人民的精神风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祁阳文化中那忧国恤民、急公好义，实事求是、奋发创新，兢兢自好、敢为人先的优秀传统得到弘扬，祁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祁阳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祁阳文化发展新阶段一个新特点，是共产党人成为优良文化的代表。祁阳人民不会忘记，1949年随军南下来自河北、山西的一批共产党人到祁阳工作，对建设新祁阳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其中文化建设的贡献影响尤其深远。这一段值得很好总结。当然，共产党人最杰出的代表是陶铸。陶铸（1908年1月16日-1969年11月30日），又名陶际华，号剑寒，祁阳县石洞源人。陶铸之父陶铁铮，毕业于衡阳南路优级师范，曾在武昌参加辛亥革命，任过汉冶萍公司转运局长，1918年与陶铸的三叔一道被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下、时任两湖巡阅使的萧耀南杀害，可谓杀身成仁。8年后，18岁的陶铸入黄埔军校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厦门大劫狱、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及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辽西省委书记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委、中共沈阳市委书记、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不仅有彪炳青史的武功文治，而且有令人景仰的高风亮节。他在《松树的风格》中要求“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像松树一样，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他还提出“要培养高尚的情操，就要丢掉一切私有观念，与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彻底决裂；要有坚强的革命毅力和‘韧性’；要有丰厚的劳动人民的感情”，所有这些陶铸自己都率先做到了。陶铸旷达豪放，坦诚无私；勇于探索，善于创新；克勤克俭，清正廉明；历经磨难，百折不回，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不愧为祁阳优良文化的代表。对于陶铸，可以借《史记·孔子世家》的一句话来表达我这个祁阳后辈的情感：“《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愿与三吾乡亲都以先贤陶铸为榜样。

努力弥补祁阳文化的美中不足之处，促进祁阳文化在新世纪更加灿烂辉煌。

应当指出，祁阳文化发展的新阶段毕竟才仅仅经历一个甲子，而且在短短一甲子中，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新旧两种体制的巨大变革，祁阳文化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进步，已属难能可贵，足以令我这样的长年在外的游子自豪，无需再多说什么了。然而，当感受到许多地方因文化发展给当地人民带来更大的福祉时，我不能不提及祁阳文化目前存在的美中不足之处，更热切希望这不足能尽快补足。依个人不成熟之见，下述两大文化弱项似宜依靠全县人民解决之。

第一，切实解决信仰混乱问题。上面提到，祁阳人民曾经比较好地解决过这个文化中的核心问题。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所回潮。过去我们祁阳人的信仰就不统一，在宗教问题上是实用主义的多神论。比如，在我很小的时候，家乡遇旱求雨，不像别的地方求龙王，我们是求齐天大圣孙悟空，那大抵是受了《西游记》的影响。我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专家谈及此事，他感到很惊讶，接着就对我说：“我找到你们湖南人爱造反的根源了！”其实他的认识很片面，我们并不只信孙大圣：我们祁阳的妇女想生男孩子，就信观音菩萨或送子娘娘；想发财的就信赵公元帅；有病有灾又请师公道士；我们烧香拜菩萨希望他有求必应，似有行贿之嫌，不像基督徒做礼拜只为忏悔，等等。解放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解决理想信念方面本来已有长足进展，然近些年来却有所逆转。比如，那种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赚到钱就好的思想对先进文化建设冲击极大，“一切向钱看”成了一部分人的信仰，是对祁阳文化已达到的水平的倒退：清乾隆时任湖南巡抚的陈榕门所定《书院学约》所批判过的那种“止见有利，不见有义，或违义而争趋，或借义而巧取，及至下同市侩，亦可哀也”的现象又死灰复燃，确实可悲。又比如，无神论曾为主流，现在则是泛神论重新泛滥，不仅拜各种各样的神佛花费巨大，而且无论信何种神祗，都越来越带有行贿的性质。君不见昔日那细细的信香，本为传达信息用，现在加粗到比棒槌都大且长，而且大多是“临时抱佛脚”。破除货币拜物教和对泛神的迷信，重建科学信仰，是弘扬祁阳优良文化的当务之急。

第二，强化祁阳文化中商业文化这一弱项。从蒋先生《三吾文化精粹》辑录阐发的八个部分看，文化的诸多方面祁阳都堪称优良，但商业文化明显是弱项。同治版《祁阳县志》就明言“祁人务本者多，逐末者少，从无富商大贾、远出懋迁者”，“祁之工匠不过木石、砖瓦、铁冶之类”（请不要将“铁冶”理解为钢铁工业，那其实是铁匠锻打锄头、耙头、茅镰、菜刀之类），祁阳人的营生基本上是“两件事读书耕田”。像山西那样的晋商文化、安徽那样的徽商文化，与三湘、三吾无缘。更加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近三十年来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祁阳人中文化素质较高者依然是重从政而轻经济，文化水平较低者，或安于农耕，或安于为老板打工，创业当老板者少，虽不能复言“从无富商大贾”，但富商大贾在祁阳确实是凤毛麟角。孔孟之乡的山东某县，一个县有5家上市公司，祁阳与之相比，恍若隔世。这个问题不解决，将迟滞祁阳从小康进入更加文明富裕社会的进程。我希望祁阳的青年才俊适当降低一些从政的热情，能有一部分人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这里的“商”指经济，指办实业），以便将祁阳尽快建设成经济强县。我们虽然不能说经济强县一定是文化强县，但在当今世界，一个经济落后的县，恐怕很难成为文化强县。我盼望有祁阳青年以“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他年能成为跨国公司的CEO、世界级商业领袖，成为经济、文化双强人，为祁阳成为经济、文化双强县作贡献。

我对我深深眷恋的故乡、具有优良文化的祁阳成为文化、经济双强县充满期待，也充满信心。

我无比热爱培育和滋养我健康成长、敦促和激励我自立自强的祁阳优良文化，祈望她在新世纪更加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