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究其根源在于近代哲学以主体自我意识为出发点的理性基础规定,因此,必须完成从“个体的独白反思”到“主体间的话语交往”的范式转换,重新界定理性的概念内涵,并据此对道德规范的普遍有效性予以合理地证明与重构。正是蕴含在交往行为中的合理性和相互理解凸显了理性的真正含义,即交往理性,它是交互主体进行理性论辩的根本依凭。话语实践的相关参与者只有在由规范有效性的逻辑秩序推演而来的普遍性原则所确立的对话程序中,才能得出普遍有效的客观规范。这种以普遍伦理诉求和解决多元冲突为基本旨趣的话语伦理学的理论构想,虽然遭到了各方的质疑与诘难,也可能存在一些困境和局限,但其无疑为探索并构建道德共识的合理性基础提供了一条富有启发性意义的致思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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