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朱红恒博士论文改写的著作，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分析中国农村消费水平过低的现状、原因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揭露的问题非常深刻，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看法，做出了对现实问题的剖析与理论上的创新，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获得了答辩导师们很高的评价。我为他能够做出这样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感到由衷的高兴。这部著作深刻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问题。这一现实问题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而且理论界对此研究分析也很多，但是已有研究所做的揭示和分析跟我们实践中所看到的情况及我们所意识到的严重程度相比，仍然差距很大，仍然存在很多有待更清楚揭示和探明的问题和矛盾。朱红恒来自农村，他一进入我指导的博士课程就盯准农村问题，认为农村问题是中国经济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他生长在农村，对农村问题了解很深刻，他相信他对农村问题的把握比一般人更加准确。他要在博士论文研究中深入揭示和分析中国农村现实问题。我对他这一研究方向的选择感到非常高兴。

现在，他终于完成了这一任务，看到这部书稿，我感到非常满意。

第一，这篇论文较好地把农村问题纳入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之中，把中国农民收入、消费过低问题和宏观经济运行的问题与矛盾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比较少见。宏观经济分析中很少专门分析农村这一部门问题及其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他从农村问题入手，进行宏观分析是宏观经济研究的一种新的做法。虽然可能存在着一些有待厘清和解决的理论与方法方面的问题，但不失为一种探索和创新。

第二，由于是从宏观经济层面上研究农民消费问题，因此需要从宏观经济或者更广阔、更一般的理论框架上来看待中国农民收入及消费水平过低这一问题，而不是单纯从农业部门角度来看待农村，不能像一般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研究工作那样，只从农民收入的形成机制或者是从农业生产的特点来进行研究，或者单从农村、农民的角度进行分析就行了。朱红恒的这篇论文主要是从宏观经济的视角以及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切入对农民收入以及农民消费水平过低问题的分析。他从制度性原因入手，引用西方经济学中制度性消费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强调了中国农民收入及消费水平过低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农民的政策与制度性歧视。这一角度符合中国现实，因为中国农民收入与消费低下不只是生产力或者是市场经济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受到政策和制度的歧视，甚至是掠夺所造成的。所以，从制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把握住了中国农民收入与消费水平低下的真正的、本质性的原因。

第三，这篇论文从制度性歧视角度对国家向农村公共投入过少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在国内，虽然已经有一些学者提出或论述了这一问题，但是这方面的分析研究很少，详细实证资料更难见到。朱红恒的论文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用详细的数据和资料弥补了这一研究的缺失，用令人信服的大量数据和资料使人震惊地看到中国农村所得到的公共投入与城市的差距是多么巨大。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每一个数据都令人触目惊心，难以相信。即使这样，我仍然认为，还有许多问题被遗漏了，比如中国农村在住房、基础设施、文化娱乐、环境保护、社会安全等各个方面得到的公共投入都无法与城市相比。这样的现象和问题长期以来就存在，人们已经见怪不怪，熟视无睹，以至于连研究者都很少对中国农民在公共投入方面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进行分析。朱红恒的论文在这方面的分析非常详细、深刻，使我深受震动。我认为，他挖到了中国农民收入与消费低下的根源。农民由于受到政策歧视所造成的收入与消费的低下，使城乡收入与消费差距不断扩大，造成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消费在整个消费中比重过低，使中国消费水平长期低下，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下降，导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机制严重扭曲，使中国经济不得不步入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畸形增长道路，从而被迫面对更深刻的矛盾与更高的风险。朱红恒的论文在这方面做出了理论和数量上的论证和分析，论证了对农民制度性歧视给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造成的严重后果。这篇论文指出，中国农民遭受制度性歧视导致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低下，既造成了政策不公平和社会不公平，也造成了中国经济整体效率的下降。朱红恒对农民消费低下所导致的经济效率低下做了深入细致的数量分析。论文最后对如何改变这一错误的制度安排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只是在政策上做一些修修补补，比如减免农业税或增加农业生产补贴等措施不足以彻底改变农民被歧视、收入及消费被压低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应该从制度或政策上给农民以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平身份，使农民在制度和政策上得到真正公平、公正的待遇，使农民消费在公平的公共政策环境下正常增长，走上没有扭曲、没有歧视的发展道路。

朱红恒这篇论文的分量很重，力度很强，从农民收入及消费过低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实行不公平政策所造成的机制扭曲及宏观经济运行的严重后果。对农民受政策歧视所造成的农民收入、经济发展及社会福利损失做出了事实上的剖析和数量上的估算，拨开了遮盖在这一问题上的迷雾，在事实揭示和理论分析上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重要成果。

回想朱红恒论文的写作过程，他能够完成这样一篇成果，我非常欣慰，感慨万千。在论文指导过程中，我和他一起走过了艰难曲折的路程，进进退退、反反复复，甚至惊心动魄。朱红恒最初提出要写农民收入和消费过低及农村贫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篇论文的写作难度极大，他知道自己以前生活过的农村是多么困苦，很多农村的贫困甚至赤贫是真实事实，但他感到在理论探讨和文字表述上非常困难，甚至是研究禁区。政策不公造成农民生活水平低下及宏观后果问题能否成为我们的研究主题或者能否在分析中如实表述出来，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甚至是危险的事情。每当我们要面对一个事实，分析一个问题点，如农民收入过低、城乡差距过大、城市工业对农村造成过多掠取的时候都会感到不安和紧张。朱红恒每次跟我讨论时都会露出畏惧，比如每当涉及农民收入过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深层原因的时候，朱红恒就会担心我们的观点与一些地位很高、影响很大、近在身旁的高官学者的观点不同，甚至是对立所造成的不利后果。一些权位很高的学者的说法和意见经常会被高层决策部门所采纳，他们的说法很可能代表高层的政策方向，我们的研究与观点如果和他们不一样的话很可能被看成是犯上或出轨，造成我们的研究不能进行下去，或者失败，或者在论文答辩中不能被通过。我和朱红恒的讨论经常会在一些很小问题上因与权威学者观点不同而被迫停止、推倒重来。我不断地对他鼓劲，我说以我所经历过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历程来看，风雨如磐，艰难险阻，吓退了很多人，也锤炼出了很多人。改革初期，少数学者在中央高层决策确定市场化方向之前就提出了市场化改革思路，他们的观点因与当时中央的说法不一致而受到批判甚至围攻，市场化改革理论一步步艰难前行，最终取得了胜利。锐意进取、无所畏惧的理论勇士笑到了最后。我们现在做理论研究应该学习先驱者勇敢探索的精神，只要我们的理论研究符合事实，逻辑严密，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关键是我们的研究在尊重事实和讲究逻辑上不能存在漏洞，否则就会导致我们的研究无法进行，以致论文写作及答辩完全失败。朱红恒的顾虑是有情可原的。但是，我不愿意让他放弃。我告诉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是国内少有的具有学术自由精神的研究机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前舍生忘死冲击传统教条理论的顾准、孙冶方、我的导师杨坚白等老一辈学者，改革开放初期顶着压力最早提出所有制改革的董辅礽等著名学者。现在，我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可以在自由、开放、安全的环境中进行我们的学术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这样的学术环境里随心所欲地探讨学问是我们极大的幸运。我们不应该感到畏惧，而应该利用这样好的环境，奋勇探索、深入研究，有条件、有责任在权威学者或高层部门之前进行探路式的研究。我和朱红恒一起对他的论文所作的无数次讨论有时已成为学术精神的探讨。

我给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开设了《宏观经济学与中国经济》课程，每次授课我都会有意识地针对学生感到为难的理论与政策问题进行分析。每次上课，朱红恒都飞快地记录，好像一个字都不愿漏掉。朱红恒正痛苦地走在一条风险很大的道路上，我知道，他是想从我的授课中为自己选择的研究目标找出一条道路。论文进行得非常困难，直到博士课程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虽然讨论的内容很多，但朱红恒写不出多少文字，论文进展严重落后于预定进度。没有想到，一次深入农村的调研实践改变了一切。2006年7月，我主持一项甘肃贫困地区的农村调研，我担心朱红恒论文写作时间紧张，没有安排他参加调研。他因论文写作几乎被堵于死路而强烈要求参加。我们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使他参加调研，耽误了论文写作，以致延期毕业，但为了给陷入绝境的论文寻求出路，豁出去，拿出时间去贫困农村作现场调研也值得，也许能辟出蹊径。我们课题组到甘肃省永靖县调查水电站库区农村遭受滑坡灾害与新农村建设情况。滑坡灾害现场的惨烈景象和当地农户家园毁坏、一贫如洗的深重贫困，使经常进行贫困农村调研的人都感到惊讶。国家于五六十年代在该县境内建设了刘家峡、八盘峡、盐锅峡三大水电站，库区农民就地迁移，就地后靠，移住在水库岸边山崖上下。当时，我们课题组预定的调研主题是滑坡灾区新农村建设，考察当地农村规划实施以建设基础设施、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我们在库区滑坡受害地区没有看到新农村建设的火热场面，看到的是刚刚发生灾难的水库岸边农舍、农田、道路、水渠被崩塌山石摧毁和掩埋的惨景，很多农户失去家园，住在临时搭建的救灾帐篷里。没有被冲毁和掩埋的村庄农舍仍然蜷缩在即将崩塌的危崖之下。我们在一个叫做黑方台的村子里跟农民交谈，数天前倾覆堆积的泥石流就在身旁，峭壁陡立，山崖乌黑，好像随时可能崩塌，令人心悸窒息。库区移民早先居住的地方是水草丰茂的鱼米之乡，移居之处却是滑坡灾害频发，朝不保夕。他们没有能力、没有办法避开危险迁移到安全地带。当年建设水电站，村庄被淹，建设单位按每亩地5分钱补偿给生产队。水电站当年以几亿元的很低的成本建成，至今累计生产输送出了价值上百亿元的电力。而移居农民为此付出的牺牲和代价与日俱增，难以估量。每当滑坡惨剧发生，就有村民聚于水电厂门前请求给予帮助和补偿。我们走进移民村庄时，乡亲们把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人视为青天大人，端着果品，齐刷刷地跪在我们面前。长白胡须的老人涕泪纵横，哭诉苦情。我们站在废墟前，无能为力，无言以对。20世纪70年代，几位老人带着乡亲们的委托进京上诉，有关部门知晓情况后，拨出专款，解决了乡亲们盼望已久的抽水灌溉生产问题。发电厂按照有关部门规定从经营收入中划出部分资金修建了引水管道和渠道。但是，几十年来，滑坡灾害造成移民村庄屋毁人亡，威胁村民生命安全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村民们希望迁居到远离危崖的安全地带。几个村上千户人家移迁需要上亿元的巨额资金，乡镇政府向上级部门申报请求，毫无着落。甘肃省需要移民的贫困农民总数约50万人，按每个移民需国家补贴资金1万元低标准计算，总计需50亿元。几年前，国家实际拨给甘肃省移民资金2.5亿元。国家安排的移民资金过少，与移民所需资金相比缺口甚大。很多贫苦农民困居在灾害频发、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无力迁移出去。我们乘车翻越崎岖艰险的山路，进入到人迹罕至的干旱山区。残破不堪的土垒院墙、颓败荒芜的村落，就像影视片中被历史抛弃的远古废墟，大家被惊得目瞪口呆。三年两旱，十年大旱，牛羊渴死在干涸的水槽边，农家院里最珍贵的财富是维系生命的集雨窖，屋角堆放的土豆是三年一收成集存起来的全家口粮。朱红恒看到了远比他生活过得贫困农村更为深重的贫困，深受震动。

在调研过程中，朱红恒每天都向我抒发他的感慨和困惑。如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村贫困及反贫困状况到底怎样看待？长期以来，中国实行重工轻农政策，偏重发展城市工业化对农村造成损失的情况到底能不能研究？我们亲眼看到的农村严重贫困都是事实，并且这些事实是由不合理的政策造成的，但这些事实是否可以在博士论文中进行一般性的理论分析？我毫不客气地告诉他：这样的事实不是极端个案，近年我在甘南、宁南、陕北、云南等很多地方调研都看到过。以前，我作为下乡知识青年，在新疆沙漠腹地亲身经历过。对眼前活生生的具体问题，我比他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国家重大工程完成之后，有关单位和部门不能从丰厚的利润收益中吐出一点反哺和补偿一下为此做出重大牺牲的农民兄弟？为什么还有农民生活在这样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为什么国家不对这些地方投资建设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来改变恶劣的生存环境，或者，为什么不赶快采取有力措施，帮助贫困农民迁移出去？为什么在国家工业化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不能腾出一部分资源来解救这些被遗弃的贫苦农民？面对这样的事实和问题，我们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即使我们力量微薄，无法改变现状，我们的研究现在好像对政策改进起不了多大作用，也应该尽力地做，也应该把事实写成文字，推动政策转变。

通过这次调研，朱红恒对中国农村的状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坚定了按原定方向进行博士论文写作的决心。调研之后，他迅速地完成了分工承担的所调研农村公共投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报告，如实地描述了当地农村公共投入不足所造成的农民收入过低，生活、生产条件极其困苦的现状及问题。这篇调查报告为他的论文写作提供了事实基础和思想源泉。对农村公共投入不足的分析成为他随后撰写博士论文中最有力度、最有新意，事实依据最充分的部分，这部分内容后来也得到答辩评委的高度评价。评委认为，他揭示了一个少有人揭示的严峻问题，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对农村的抽取不仅仅是通过价格“剪刀差”或税收渠道进行，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对农村进行抽取，数量之大令人震惊。

这次调研之后，朱红恒的博士论文进展出奇地迅速，其思潮如江河奔泻而出。一旦抛弃畏惧，任何障碍都荡然无存。其用词之烈、文字之畅、逻辑之清晰，我在他身上从未见到过。这时我才知道，他最初的胆怯并不是他内心的真实状态，他内心深处的想法本来，就是这么强烈，只是因为他的看法与某些权威观点很不一样甚至相反，对他的思考和研究带来了痛苦，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自幼就生活在贫苦的农村，农村的贫苦早已给他留下深深的烙印，研究和思考时的畏难和困惑是因为受阻于一时找不到适合的理论方法和表述方式。看过他的论文之后，我从他的文字中感受到了他的心路历程和研究甘苦，才明白，我先前误解他了，同时也看到他终于找到了可以使自己冲出困境的道路。

朱红恒的论文对农村公共投入不足的现实做了充分的揭示和剖析，但是，我觉得这篇论文所作的分析论述与严峻的事实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一是最令人震撼的内容被论文遗漏了。我们一起所作的甘肃农村调查这一典型案例完全可以写入论文，使论文得到更坚实的支撑。二是他的论文主要从公共投入不足方面分析国家政策对农村的歧视。其实事实远不止这些，中国为降低工业化、城市化成本所采取的不公平政策远比公共投入不足对农民造成的伤害严重。三是目前国家已经开始提出工业、城市反哺农业、农村，政策环境和研究环境与以前相比已有很大改善，我们的研究主题和观点应该在这种已经改善的环境下做得更超前、更有力度，揭示更深的矛盾。四是论文虽然特别强调了农村居民收入及消费过低对宏观经济运行及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用一般理论研究者所使用的动态效率指标来证明由于农民消费过低所造成的经济效率低下的不利后果。但是，既然农民收入、消费过低不仅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同时也伤害了国家的工业化及经济发展，而直到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及一些学者却仍然希望这种政策及发展模式不要马上改变而是继续延长一段时间，其政策选择背后隐藏的错误逻辑显然需要做更加鞭辟入里的分析。五是农民收入及消费过低对宏观经济运行及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应只是从经济效率角度进行分析，更应该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进行分析。朱红恒的论文虽然提到了对农村的制度性歧视背后是公共政策以及社会公理的问题，农民与城市居民应享受同等的权益，公共政策应实行城乡公平的原则，但全文分析的重点却放在了效率分析上，而对更深刻的政策不公平问题未作深入细致的分析。

从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建立以来的分析框架看，需求是供给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制约因素，如果没有充分的需求，就不可能实现充分的生产供给，这是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因此，农民需求不足所造成的总需求不足会对生产供给或经济增长造成制约或阻碍。这是现代宏观经济理论比经济增长理论更加科学合理的一面。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强调供给方面的因素，如资本、劳动、技术以及各种制度性因素等，完全从供给角度为实现有效率的增长而论证，没有注意到即使这些要素都得到合理的配置，但是，如果没有需求的支持，那么有效率的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增长理论相对于现代宏观经济理论所欠缺的地方。现代宏观经济理论认为，一切增长都建立在需求支持的基础上，任何增长都是在需求与供给相平衡、相匹配的情况下所实现的。这是我在给我的学生讲课中反复强调的一点。因此，朱红恒的论文强调了需求对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农村消费需求不足对中国宏观消费需求所形成的制约。如果单从增长理论进行分析，就看不到压低农民消费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损害。而目前中国有关部门的政策决策思想基本上是以增长理论而不是以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为指导，认为只要使供给方面的生产要素得到合理的配置，就能实现低成本的增长，很少注意到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制约，他们很少考虑由于压低收入、压低需求对增长充分实现所造成的制约，总是强调降低各种使用要素的成本，而不去考虑压低劳动者收入所造成的需求制约，因此，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不仅着力压低农民的收入和消费需求，同时也尽力压低包括城市在内的所有的劳动成本，甚至以不惜压缩就业机会、减少劳动者报酬及福利来进行成本控制。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城市企业亏损被归因为就业人员过多，劳动工资福利上升过快，政策措施的方向放在了如何裁减人员、控制劳动报酬及福利增长、以控制农民收入来控制城市劳动成本上升，等等，造成城市企业失业下岗增多、劳动报酬及福利增速减缓，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过低，农村贫困严重，城乡消费需求低弱。有关部门和决策者强调以压低劳动成本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策安排，造成了对劳动者报酬及福利的压低，对农民收入及福利的压低更为严重。有关政策为压低劳动成本而压低农民收入及福利增长，不只是以压低农产品价格、管制农产品交易等传统方式进行，还以资源配置的歧视性安排如对农村资金、土地等资源的低成本抽取、征收和对农村公共投入及公共福利不足等新的方式进行。国家工业化采取各种方式对农村资源所进行的低成本、不公平的抽取需要用更敏锐的眼光才能发现，这是一项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在实行压低农民收入及劳动力价格的政策时期，虽然看起来工业化、城市化的劳动成本被压低了下去，但城市工业并没有因此得到更高的利润，获得更好的经济成果。这些问题单纯从增长理论中无法解释，无法观察清楚，应当以更广阔的宏观经济视野进行观察和研究。宏观经济视野中的经济增长，不单是来自作为供给要素的资本、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在需求领域中投资、消费、对外贸易的合理配置及影响需求的就业、收入、物价等各方面因素相互制约的合理平衡中实现的。增长不仅取决于供给，还取决于需求，同时，需求又会对就业和物价形成影响。在中国，宏观政策目标通常是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增长。在政策选择上，宏观政策一直把控制居民收入与消费增长，甚至是控制福利增长作为控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稳定，支持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这就导致在明知压低农民收入会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民受损、社会不公的严重后果的情况下，仍然采取压低农民收入与消费增长的措施来实现低物价、高增长的目标，使低物价、高增长、经济稳定的代价由农民承担。这种通过压低农民收入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选择损害了社会公平。宏观政策措施失去了应有的公平准则。

宏观经济或宏观政策与经济增长不同，宏观经济的多种变量之间充满矛盾，宏观政策的产出、就业、物价等目标不可能兼得，而必须进行取舍。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往往成为政策目标与措施选择的受害者。当宏观政策选择了控制物价、保持增长的目标的时候，往往以压低农产品价格、压低农民收入为主要措施。而农民收入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产品价格由过去过低状态向市场均衡状态的调整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产品价格过低的扭曲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农民无法从农产品价格中得到应有的收益回报，造成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足，从而导致农业生产供给不足，这又反过来给农产品价格带来上升的压力。这种压力本来是由于供给方面农产品价格被压低所造成的，但宏观政策部门却总是希望通过进一步控制农产品价格、控制农民收入增长的做法来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这种做法的调控方向不对头，调控效果不佳。这种做法虽然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直接实现了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但它造成了已经过低的农产品价格及农民收入得不到合理的调整、提高，致使农村收入及需求低下，一方面对城市工业以及整体经济的需求扩张空间造成压抑性影响，使增长潜力无法充分释放；另一方面，由于使农业生产得不到合理补偿，农产品供给能力得不到激励和充实，农业生产基础薄弱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改善，一遇自然灾害就会造成农产品供给不足型的、季节波动型的物价上涨，经济增长屡屡因宏观政策执行应急性控制通货膨胀的货币紧缩政策而被迫中止。而实际上，这种情况下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及其导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农产品生产供给不稳定、不充分造成的。在政策上，跟货币松紧没有多大关系，主要跟农产品生产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有关。对付这种屡发不止的通货膨胀，正确的政策措施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紧缩货币，控制需求，而应当是对脆弱的农业生产提供支持，增加农产品供给。近些年来，每当发生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城市消费者造成冲击和不利影响时，宏观政策部门都非常紧张，对城市居民对肉菜蛋奶等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不满情绪高度重视，常常紧急性地采取紧缩货币、管制价格、补贴流通环节、补贴城市低收入人群等政策措施，很少或根本没有看到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真实原因在于农业生产供给的不稳定性，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城市经济高度繁荣过程中农民收入增长较慢、务农比较利益下降、农产品生产积极性下降的问题视而不见，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城市和农村利益矛盾及政策权衡取舍难题时，总是作出一种保护城市舍弃农村的政策选择，导致城市受益、农村受损的宏观经济后果甚至是更严重的社会不公平、不安定后果。

朱红恒的论文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压低农民收入对宏观经济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敏锐地观察分析了中国经济这方面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我希望朱红恒盯准这个方向，继续研究下去，这一研究不能单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进行分析，还应该从更宏观、更广阔视野的社会公平的角度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因为宏观经济的政策选择很大程度上不是单纯的经济效率问题，而是公共政策为实现社会公平、增进社会福利所进行的权衡和选择。比如，宏观经济中的核心问题——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很大程度上不是经济效率问题，而是社会公平问题。当然，同时也会对经济增长形成很大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从宏观政策角度分析压低农民收入及消费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后果还有更可开拓的深度空间，还可以取得更好的成果。

袁钢明

2011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