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民俗学研究的拓展需求已十分迫切。在理论上，有诸多问题需要重新探讨，例如，民俗学的概念、民俗学的社会本质、民俗学的文学传统、民俗学视角下的艺术科学形态、民俗学与历史科学的关系，以及民俗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等。在应用上，民俗学也遇到了层出不穷的现实问题，涉及民族文化主体性、国家文化权利、文化多样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团结、社会认同、地方社会传统、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防灾减灾工作的文化建设等。这两方面的拓展，除了面向民俗学的理论与应用更加密切结合的现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就是加强民俗学研究生教育教材建设。本书的出版，希望能够接近这一目标。

本书的作者全部是民俗学专业和与民俗学专业密切相关专业的教授与博士生导师。其中，民俗学专业的作者以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的教师为主。钟敬文先生是这一民俗学研究生教学模式的奠基者。16年前，获教育部批准，钟先生主持了全国首届“中国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其性质大体相当于现在教育部支持举办的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当时先生已93岁高龄，不仅自己亲自主讲，还邀请了季羡林先生和一些国外知名高校的同行携手共讲，反映了改革开放后老一代著名专家学者倾力投身研究生教育的历史成就。16年后，钟先生培养的后学团队再次举办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联合国内院校同行和相邻专业领域的著名学者共同讲学，拿出诸多有益的理论创新成果，探索研究生教育的新模式，最后编写教材，这是对前辈民俗学教育模式的延续和发展。

本书作者中的相关专业教授和研究生导师，都与北师大民俗学专业有常年来往，对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状况和发展需求比较了解。其中，钟先生生前确定的专业必读书目《社会学概论新修》的主编郑杭生先生，与钟先生有忘年之交。在钟先生身后，郑先生仍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民俗学学科建设。钟先生生前还曾托付过其他中青年优秀学者，请托他们从不同研究方向上承担兼职教授的任务，如北京大学东方文学专业的王邦维教授和清华大学社会学专业的李强教授。从那时起到现在，他们几乎年年参与北师大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从未以任何理由间断过。钟先生当年邀请的海外客座教授，近年已陆续退休，接替他们来到北师大的是一批新秀，如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的Ülo Valk教授、日本东京大学的菅丰教授和法国阿尔多瓦大学的金丝燕教授。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部教材都是一部创新之作。它的产生，有赖于内外部条件的齐备，更有赖于全体作者对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他们在讲课后，又对各自的讲稿作了精心修改，所撰写各章节，体现了本领域教学科研中的最新成果，也在加强民俗学的学科特色和建构民俗学与相关学科综合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呈现了前瞻性的思考。

本书的主题是“民俗学与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在结构上，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理论民俗学的新发展，及其在社会学和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综合研究；第二部分，民俗学本体研究，及其特色专题；第三部分，跨文化的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比较研究。

为了帮助使用者把握本书结构框架下的具体内容，以下简要介绍各部分、各篇要点。

第一部分，理论民俗学的新发展，及其在社会学和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综合研究。郑杭生等在《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一文中提出，社会学和民俗学综合研究框架下的学科建设，要有“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大背景”，要采用这种“两维视野、两侧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包括研究中国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问题，探索解决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如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多元化导致社会矛盾复杂化；群众权利意识迅速崛起，政府公信力及权威降低；风险社会特征凸显，中国转型带来“个体安全”问题；信息化和网络化所导致的双刃剑效应。他指出，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要实现治理体制的复合化、治理方式的多元化、治理手段的艺术化、治理机制的科学化和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的城乡一体化。李强在《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阐释了社会分层结构理论的核心理念、内涵和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1949年后前30年和后30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的变化，把社会学理论阐释得逻辑清楚而又贴近生活。董晓萍在《新时期民俗学研究与国家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中提出，民俗学将国家文化建设纳入研究对象时应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近年引进的“文化空间”和“遗产文化”等概念对民俗学理论格局的影响；应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必要的工作概念，如“口头传统”、“民族民俗”和“跨文化研究”等，提升民俗学的理论活力和发展空间。刘铁梁的《城市化过程中的民俗学田野作业》，对我国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指出民俗学者在城市田野调查中应有的专业视角，要通过分析民俗的变化来体现社会生活的变化。

第二部分，民俗学本体研究，及其特色专题。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民俗学教授于鲁·瓦尔克（Ülo Valk）共做了两讲，即《民俗学的基本概念》和《爱沙尼亚民俗学研究》，他介绍了欧洲民俗学对民俗学基本概念的最新讨论，阐述了爱沙尼亚民俗学史和发展现状。朝戈金的《口头传统研究：探索人类表达文化之根》，介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15项口头传统方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从口头传统研究切入，阐释了口头传统的遗传学机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和多边社会合作的问题等。高丙中的《当代社会的民俗学研究：中美两国的例子》，讨论了当代社会的民俗学研究需要全面的社会意识、研究方法取向的自觉性和学科自觉性，诠释了当代社会的民俗研究应该关注什么，应该怎样去关注。陈岗龙的《东方民间文学与东方文学》一文，结合所在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历程和成果，讨论了东方民间文学与东方文学研究的关系，对“国别民间文学”的概念与研究方法进行了阐释。万建中在《故事学研究与当代文化建设》中，讨论了当代故事学研究的范式、分类、成果、出路以及对国家文化建设的意义，强调故事讲述的表演理论研究和现实情景研究，而不仅仅是文本研究。杨利慧的《21世纪以来的中外神话学》，介绍了21世纪以来美国、英国、德国、荷兰、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国家的民俗学者在神话学研究上的前沿成果，归纳出当代神话学研究的一些新特点。萧放的《历史民俗学的研究范畴与研究方法》，介绍了钟敬文先生创建历史民俗学的奠基位置，讨论了历史民俗学的概念、性质、范围和对象等问题。日本东京大学民俗学教授菅丰的《“古镇化”现象与民俗学研究》，使用“奇美拉（CHINERA）”（嵌合体）现象的概念，以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廿八都镇旅游点田野调查资料为个案，对中国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古镇”化现象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分析和变迁趋势预测。

第三部分，跨文化的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王邦维在《神话怎样与历史纠结：三个地名引出的故事》中，运用历史学与比较文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以13世纪伊尔汗国（今伊朗境人）拉施特《史集·中国史》中的历史记载为文本，对中国云南的大理，今巴基斯坦境内的犍陀罗和今阿富汗境内的坎大哈三个地名的含义作了出色的民间地理学研究，思路清晰，方法新颖。法国阿尔多瓦大学金丝燕教授的《解释模式、态度、视角，文化相异性研究方法的探讨》，阐述了近代中西方文化相遇的模式，提出跨文化的研究实质是文化相遇研究和深层次对话研究，是研究两种文化的相异性，而不仅仅是简单的优劣评价。董晓萍的《比较民间文学研究的资料与方法》指出，中国民间文学与东方其他国家文学都富于口头文学传统，适合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但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提倡多元文化的现代社会建立东方比较民间文学研究的视角和资料系统；二是如何建立东方比较民间文学方法。在这方面的探索中，中日印越相似故事类型的比较研究不可忽视。此外，考察故事的地方性、民族性和仪式性，有助于深入揭示东方国家故事情节单元排序的差异特征和民俗文化内涵，同时也可能对东方国家故事类型编制有所作为。

本书的撰写，通过教育部支持的全国研究生暑校的平台，整合中外高水平师资力量，协同完成。所有作者均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以下较为全面地介绍他们的学术背景信息，以利有兴趣的研究生和相关社会读者做拓展阅读。

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研究领域：社会学，社区理论研究。

李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研究领域：理论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理论。

董晓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理论民俗学，跨文化民间文学比较研究。

刘铁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民俗学、民俗志学。

［爱］Ülo Valk，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University of Tartu，Estonia）教授，研究领域：民俗学。

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民俗学、口头传统。

高丙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领域：民俗学、人类学。

陈岗龙，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民俗学、蒙古族民间文学。

万建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故事学。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历史民俗学。

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神话学。

［日］菅丰，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研究领域：民俗学。

王邦维，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印度与中国佛教史、梵语与汉语佛教文献及文学。

［法］金丝燕，法国阿尔多瓦大学教授，研究领域：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

热依拉·达吾提，新疆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民族民俗学。

周亚成，新疆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哈萨克族民间文学。

总体说，本书的理论要点有三。

第一，现代民俗学面临的新问题已转化为一些概念，如“口头传统”、“民族民俗”和“跨文化研究”等。在我国现代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过程中，这些概念与区域文化建设和地方社会发展相结合，形成了新的情感价值观，产生了多元文化驱动力，起到了多种社会整合作用。正确地利用口头传统资源、民族民俗资源和地方民俗资源，可以与国家政府的社会管理起到互补作用。因此，将之投入研究生教育，加强创新实践活动，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在现代经济社会转型中，在我国高速城市化的建设中，以往民俗学研究对象中的中下层文化承担者，往往是现代社会的中低收入人群，是政府加强公共资金和社会福利投入的对象，民俗学也因此成为政府制定社会改革政策的一种必备的知识结构。在民俗学研究生教育中，要尽快开辟这方面的课程。

第三，在全球化时期，民俗、影视和汉语推广已成为国家对外文化输出的三大渠道。但我国民俗从封闭社会发展而来，在现代世界文化传承和输出转型的高标准要求面前，我国民俗的优秀性还缺乏与开放环境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与对比，对国家文化建设有效能力的预测水平和激发内生机制的水平不足，这些都是需要改进的地方。在跨文化的民俗学比较研究和对外交流的学术活动中，提升民俗学的阐释力，改善民俗文化的输出水平，是民俗学者的共同责任。

民俗学教育事业的功能，在于培养民俗学专业高级人才，提升民俗文化传承的生命力，使民俗文化传播获得新的社会适应性，在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985”工程项目“中国民俗学研究与新时期国家社会文化建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提供了本书的出版资助。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是全国民俗学研究生暑校的主管部门，暑校的主办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协办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课题组和新疆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没有他们的后援，要开展这种公益事业是很难的。我们在此向上述单位致谢！

我们还要感谢北京和全国各地兄弟院校民俗学专业师生对本次工作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参加全国民俗学研究生暑校的200余名学员和在线同步视频收看暑校讲课的上万名网络学员，他们是本教材的第一批听讲者。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承担了本书的出版任务。感谢责编张林女士付出的辛劳。

本书出版之际，正值钟敬文先生110周年诞辰纪念，全体作者谨以此书敬献先生。

编者

2013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