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发现了新大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促使欧洲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从世界整体上来考虑人类的问题。近四个世纪以来，已有不少人试图以一部人类的通史来表述这种思想。

然而，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已经有一种将人类研究与自然界研究区分开来的趋势，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不愿将它们等同的趋势。对自然界的研究通常称为自然哲学和自然历史，现在则统称为自然科学，以区别于人文科学，因为人文科学是论述人类历史以及人类在思想和行为方面的各种活动的。过去也曾有过各种企图，想将这两门知识合并为一个称之为历史科学的统一学科，但是，都未获得完全的成功。从笛卡儿时代开始，还有人认为科学方法的原理是解释“自然法则”，于是设法将人类以及人类一切无视规则条例的无法则行为，纳入这个将人们引入歧途的一般化概念的范围。这两种对立的发展趋势都包含着造成错误的潜在根源。在它们的冲突中，产生了一种关于更广泛的人文科学的明确前景，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这两个学派的哲学家。因此，有必要进行新的综合。

那些在把自然史与人文学科划分开来（可惜也只有用这个词才合适）的边缘领域从事人类研究的学者，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研究主题由于上述互相冲突的门户之见而受到影响。如果能将这两门学科的长处统一到一门可以称作“人类史”的广义的人文学科中，定将是很大的收获。因此，既要充分认识到人是有生命的这一事实在生物学上的含义，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人与其他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之间的深刻区别在于他们是人，其本身受到自身经验（这是属于个人的东西）的影响，尽管这种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传统所形成的。这两种影响都对人类所特有的品质的表现起着深刻的作用。动物所具有的那种要求满足欲望的各种嗜好和本能，对人类来说，由于人类对自己的行动的意义有较充分的认识，并能预见到其后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控制。掌握语言可以使人类了解到其他人和他们先辈的某些事情，他们对个人经验的说明，从而形成各种传统，并且创造出表达感觉和思想的形象符号。这一切愈来愈支配着人类的行为，并且限制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

坚持有必要创立一门“人类史”来阐述关于“人类研究”的广义概念，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要求。对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来说，更充分地了解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是最重要的事情。对整个人类来说这是惟一真正重要的事。

但是，人们也许会问，生物学和人文科学的合作，比起现在这两门学科单独分开，在阐释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方面能起什么更大的作用呢？本书就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本书是在一个科学实验室内写成的。在那里，“人类研究”所采取的主要方法是解剖法。这种解剖法似乎与解释有生命的男女的行为风马牛不相及，可是，在解剖学和人类史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

就对人体的系统研究的发展而言，公元前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弟子们在亚历山大城创立的托勒密学派是其滥觞。在体现该学派主要成就的博物馆2110913里，发展并组织了这门真正的科学。这座埃及城市将它最巨大的遗产——科学方法——留给世界。文明史上这一决定性的进步，扩展到了所有的科学。这是以观察为基础的归纳法所取得的胜利。

如果我们将这种探索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以前3000多年文明发祥之时，对这些观察的特殊力量就会看得更加清楚。所以，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类研究”（特别是对生死现象的研究）实际上是所有科学和艺术的惟一目的。

只有当人们不仅研究人体结构的各种构造在功能上的作用，而且研究这些构造形成今天的结构和比例的发展历史，人体结构才会为人们所实际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物学的研究实质上是一门历史学科——我们的先辈称其为“自然历史”，犹如我们这一代人称其为“进化”一样。但是，如果说真正的“人类研究”针对的是“人”，那么它就远不止于检查尸体，研究心、肺、脑或者有生命的人体的其他系统或部位，而应该包括更多的内容。其主要目的应当是研究整个机体的活动，即以一切复杂难懂的方式所表现的有生命的男女的行为。此外，如果说行为是指那些能观察和记录到的行动的话，那么它还应包括这类行为以外的某些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激励人的行为的思想和感情。

为了阐明以广阔的眼光了解人类的必要，包括人类行动和愿望的全部领域，可以回顾一下近几个世纪来人体解剖学的研究起了多么根本性的作用，这将是有意义的。在科学的复兴中，比利时解剖学家维萨里首先认识到直接观察“自然”的重要性，而不是像古希腊哲学家在两千年以前所写的那样。维萨里的《人体结构》（De Fabrica Corporis）出版于1543年；这也是哥白尼名垂千古的著作发表和现代宇宙观开始的一年。

在人类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对人体的研究在促成知识进步方面始终起着明显的作用。“人类研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不仅仅是就这个词的一般意义而言——这是那些对其伙伴们的行为只能感到迷惑不解的普通人所采用的方法。那些为保存尸体而为之涂敷香料的人，他们的具体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使文明具有其独特的性质。那些为了防腐的实际目的而解剖人体的人，他们就不仅仅是保存尸体，而是有更大的雄心壮志。这些人醉心于思考生死问题，深信制造木乃伊实际上就是延长人体的存在，以便使之能复苏成为活人。因此，围绕木乃伊不仅产生了许多代表文明支柱的艺术品和工艺品（建筑、石制品和木制品、雕刻和绘画、戏剧、舞蹈和音乐），而且还产生了人类精神方面各种最深切的愿望，即在整个文明史上影响了千百万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各种动机。

我们愈是在时间上往前追溯，对自然现象的一切探索就愈是变得明确和毫无例外地以人类为中心。人类之所以研究各种自然力量，并不是出于天生的好奇，而是因为这些力量似乎直接影响到他们本身的幸福，所以总是引起人们的关注。人类最初研究物理学、天文学、动物学和植物学，并不单纯为了通过发现而获得思想上的欢乐，而是为了能以比博得聪明的名声更直接和更实际的方式使自己受益。特别是对生与死的问题倍加关注，这个问题的解决使他们能够保护自己的生存，免遭死亡的危险。例如，人最初对天体现象感兴趣是因为月球似乎控制着女人的生理周期和生殖功能。因此，认为天能够掌握并测算人的寿命，正如它形成年、月、日那样。对天的研究目的在于控制人类的命运。可以看出，人类早期对自然的所有研究同样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最终与他本身的生命表现——心、肝、肾、呼吸、血液、水分以及生命的气息——有关，维护这些东西就是早期的一切想法和信念的根本动机。

在人类系统地研究解剖学以前几千年，他们就已经建立了文明的结构。这是在根据他们对心脏和血液、呼吸和水分、胎盘和假设的“生命质”等功能的认识而形成的各种理论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实际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明是从人类为了解自己身体的结构并维持身体赖以存在的生命而进行的努力中演进而来的。

起初，一切学问的焦点都在于如何维持生命。正如希腊人在许多世纪以后所表明的，给人治病的人乃是博物学家（physician一词在希腊语中意为“自然”），即为了保护生命而研究自然力量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哲学的基本理论始终围绕着心脏和脑的结构这些解剖学上的问题，将其作为阐释思想和行为的手段。

但是，本书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研究人类已消逝的过去及人类的斗争，而且还要将其作为解释活生生的现实的手段。

近年来，人们撰写了许多论文，使广大读者可随时得到有关人类的祖先和人类的进化、原始人在生产和艺术方面的成就以及埃及、苏美尔、克里特、埃兰、印度、中国、印度支那、爪哇、墨西哥和秘鲁等早期文明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的证据，更不用说有关希腊和早期欧洲历史遗产的丰富资料了。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探讨这些证据的详细内容，而在于研究形成人类发展过程的深远动机，并唤起人们对人类思想和行为中至关重要的各种因素的注意，而这是大多数作家所一直忽视的。

书中将特别注意研究传统势力的暴政。这就需要重新强调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其连续性的事实。我们今天正在做的大部分事情正在完成，因为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前在世界某些遥远的地方就已经有人开风气之先，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其性质与形成我们今天的行动的原因不同，因为我们是在蔑视“风气”这个词的通常含义的情况下继续做这些事情的。正如查尔斯·莱尔爵士和查尔斯·达尔文所分别阐述的那样，连续性理论是地质学和生物学理论的基础。在“人类研究”中，迫切需要恢复和应用这种连续性原理。在这方面，它应该比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起到甚至更广泛和更重要的作用。因为人类的自觉行动使连续性原理以及阐明它的历史方式成为全面而确切地解释人类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手段。

本书第一部分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那些用以证实以下事实的证据，即“自然人”过去曾经存在，现在仍然存在——完全不受任何习俗、信仰、艺术和技术、社会的和政治的文明组织的影响——而且这样的原始人本来是正直、慷慨、和善的。在论及古代诗人和哲学家所描述的“黄金时代”的真实性时，不论是在古代和现代都表现出根深蒂固的怀疑。为了克服大多数现代人那种顽固拒绝研究这些证据的态度，丝毫不带成见地从原始史料中作了引证。

为了证实人类本来虽然没有文化，但却是“高尚而正直的野人”这一事实，显然必须提供一种论据，借以说明人类是如何有了文化，并随之而出现了社会动乱、危险行为及残暴手段的。

文明在其最初3000年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是建立国家制度和确立对其暴政不同程度的绝对服从。随后于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人挣脱枷锁，在人类史上揭开了新的篇章。他们证明，人的思想和行动是自由的，不受这样的束缚。人可以受益于文明而不被它毁灭。

为了阐述原始人的真正特点以及导致文明产生的人类史上的几个关键阶段，W.J.佩里博士的卓越的研究工作已经指明了道路。与本书这一重要部分以及其他许多部分的内容有关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他允许作者引用的。

本人乐于将此书奉献给他，作为对他的见识和天才的赞誉，同时作为对他的勇气所表示的钦佩，这种勇气使他能不为不断遭受的曲解所动摇，而执著地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

G.E.埃利奥特·史密斯

本书根据Jonathan Cape Ltd.

1930年版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