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们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参与有关艾滋病和流感大流行伦理工作以来，一直觉得我国需要一部较为系统地探讨公共卫生伦理学的著作，这不仅是因为世界生命伦理学或医学伦理学学术发展的趋势，其注意焦点逐渐从临床伦理学和研究伦理学转移到公共卫生伦理学，尽管我国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学者尚未意识到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公共卫生工作和政策中的规范性问题，或实质性伦理问题和程序性伦理问题是如此之多，如此之重要，需要大力推动大家重视这些问题，加强对这些问题研讨的力度。因此，从那时起我们就决心要写一本公共卫生伦理学的著作，来满足我们学术界和社会的需要。现在我们这本《公共卫生伦理学》经过10余年的酝酿，包括经验的积累、资料的搜集和阅读，以及反复的思索，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我们编著这部著作有一些基本的信念，在这篇简短的序中我们提三点。其一，公共卫生工作和事业不仅对人人健康，包括所有个体以及群体、人群的健康至关重要，而且是建立一个公正社会和实现社会正义的必备要素。没有良好的公共卫生，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公正社会，也不可能实现社会正义。公共卫生是“公共品”，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去建立、维护和加强它，而不去做一个“免费搭车人”。其二，我们坚持认为，公共卫生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其他分支临床伦理学和研究伦理学一样，不是以伦理学理论而是以实践中的公共卫生伦理问题为其逻辑出发点，而对这些伦理问题的解决绝不是从现有伦理学理论简单推演的结果。因此，说什么临床和研究伦理学遵循“个体论”，而公共卫生伦理学遵循“社群论”等，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临床和研究伦理学与公共卫生伦理学之不同在于重点和情境的不同。例如在研究情境下我们面对的也不仅是受试者个体，而是一群受试者，而研究的目的是求得有利于社会的普遍性知识，研究中的伦理问题怎能靠“个体论”解决？即使在面对病人个体的临床情境，难道病人、家属和医生不需要考虑有限的卫生资源，而可以任意过度治疗，消耗尽基本医疗保险资源？反之，重点在于保护人群的公共卫生情境，我们难道可以丝毫不考虑在疫病流行期间其个人自由受到限制的个体的权利和利益？其三，我们在编写这本书时努力遵循如下规范：以公共卫生实践中的伦理问题为导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的放矢”），义务论与后果论相结合，以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编著这本书依靠我们历年已发表的有关公共卫生伦理学的文章著作，也大量参考了其他各国生命伦理学家在这几年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力图使这本书能够反映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生命伦理学界在公共卫生伦理学方面的学术成果。我们在第12章精神卫生的第二节取自刘冉已发表文章，第三节取自胡林英已发表文章，第13章药物依赖第三节取自黄雯的已发表文章，让我们在这里向她们表示衷心感谢。

编著这本书期间，翟晓梅的重点在第1、3、4、5、9、10、11等章，邱仁宗的重点在第2、6、7、8、12、13、14等章。

最后我们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冯春凤编审对我们编著这本书的支持和耐心等待。

翟晓梅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

邱仁宗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2015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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