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生产总值看，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贸易额看，前几年中国的出口额虽稍逊于德国，而今也已跃居首位，享有“世界工厂”之誉。但在全球制造业的价值链中，中国却始终处于低附加值的位置，用形象化的“微笑曲线”便能凸显这一状况：中国承担的组装、加工环节处于曲线的中段，这是谷底；而研究开发、设计和营销、品牌等环节分据曲线左右上升的两段，这是峰巅，它们切去了蛋糕的大部分。这表明拥有科技优势的西方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的构成和分配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虽大，但国际竞争力不强，被嵌入在全球价值链的低谷。故抢占制高点，实现制造业的“升级換代”成为举国上下共同关心的热点，这也是贯彻“结构调整、经济转型”方针的一项战略任务。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改造提升制造业”，“加大企业的技术改造力度”。“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其中第九章指出，要“加快应用新技术……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由此可见，中国制造业“升级换代”的关键在于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这是持续增强国际竞争力进而在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中掌握主动的根本途径。

本书正是以上述关键为切入点展开论证和探讨的，全书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篇，从国家、产业和企业三个层面进行分析，虽然三者层次不同，但都贯穿了同一条主线，即中国制造业存在的技术缺口和差距以及如何解决的途径和方法，故书中有关文献回顾、理论阐释、实证检验、政策建议、典型案例等内容莫不围绕着这条主线逐步展开。从全书的框架和内容可以看出，研究结果最终落实到企业，即中国企业在技术上如何追赶并超越西方领先企业。

既然以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为切入点，故本书就从国家层面讨论所谓“技术缺口”问题。20世纪60年代，钱纳里2134142等人提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障碍在于“双缺口”，即储蓄不足和外汇短绌。我国的储蓄率一直很高，外汇储备今已冠于全球，而一系列重要产业的核心技术仍存在瓶颈，故“技术缺口”成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严峻挑战。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自主研究开发、购买引进、外资利用等渠道，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为什么说仍存在缺口和瓶颈，而且还是严峻的挑战？本书有关章节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回答，概括起来大致如下：

首先，从技术成就指数及其四个维度来看，影响各国技术水平的因素很多，故在衡量和比较各国的技术成就时，应选用能反映整体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复合指标，本书借鉴联合国开发署（UNDP）的指标体系，并参照世界银行的国别分类方法，采集了13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计算了1985—2005年各国的技术成就指数，对比其差距和演变趋势，中国的情况基本如下：从整体来看，这期间技术成就水平明显提高，但在国际上仍属中等偏下水平。从“新、旧技术扩散”两个维度来看，表现尚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居下风；“技术创造”这一维度则说明中国明显处于劣势；“人力技能”维度表明进展有限，投入仍感不足。

其次，从专利申请来看，根据2002—2007年《专利合作条约》（PCT）的专利申请数据分析，中国申请数的年均增长率高达40.33%，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遥遥领先，也高出日本很多。2007年，中国申请数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韩国、英国和法国而居世界第7位，而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国已超越美国而成为全球申请专利最多的国家。申请结构方面则高新技术占了一半，以个别产业和申请人而论，电信业中的华为、中兴已进入世界前列，几乎可以与西方跨国公司并驾齐驱。上述趋势和结构说明，近年来中国的研究开发投入和创新能力都有长足的进步，但从密度看，差距依旧很大。2006年每10亿美元GDP中的专利申请数，韩国为122项，日本为87项，而我国仅为24项；2006年，每100万人口中的专利申请数，日本、韩国各为2721项和2592项，美国、德国分别为742项和522项，而我国仅为93项，可谓望尘莫及。中国货物出口额已冠全球，但对欧盟每1亿美元出口中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数只有0.5项，而欧盟对华出口的相应数字则为22项，足见差距之大。可见，中国在科技领域虽已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整体而言尚难与西方大国相抗衡，这正是在西方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制造业价值链治理模式中中国仍屈居低端的主要原因。

最后，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外资的规模之大、增长之速，举世瞩目，通常认为外资的溢出效应对提升我国技术水平具有促进作用，唯其具体评价则学术界说法不一。本书根据科技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这一理论观点，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情况并不像预期的那样理想。垂直溢出主要对上游产业有正向效应，但大多局限在出口导向型产业，加工贸易比重大的产业较为明显。至于水平溢出的正向效应在检验中不仅缺乏支持，甚至相反而存在挤出效应，即外资挟其知识产权和营销网络的优势，对同行业内资企业的技术升级有抑制作用。此外，自1992年起推行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办法，其效果也不如预期，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企业往往侧重外延式的规模扩大，而忽视集约式的内生增长，以致在与外方的合作过程中，互补性的资源投入不足，弱化了自己吸收新知识、消化新技术的能力。另一方面，外方首先考虑的是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在华研究开发的大多是适应当地市场的改良性技术，其独创性和先进性不足。

在宏观层面，本书从以上三个不同角度揭示了中国的技术缺口和差距，进而又通过中观层面的分析来相印证，即以机电产业为例进行剖析：由于机电产业是制造业的核心和基础，而且近年来机电产品在中国出口中比重最大，故其结论具有代表性。本书据此认为，必须对“代工”模式进行理性的反思。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加工贸易的重要作用，下面的代工演进途径仍有可取之处：OAM（代工组装）—OEM（代工制造）—ODM（代工中承担一部分设计）—OBM（在代工产品中逐步推出自己的品牌）。但在新的形势下，一方面土地和劳动力供应日趋紧张，另一方面中国已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和可用的基础设施，故更应强调追赶超越和自主创新战略，这才是“升级换代”的主要途径和后发企业的追赶战略，以便改善并扭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利地位，其中特别突出“组织学习”的三个互补过程。就思想渊源而言，这些术语和概念出自西方的企业理论，但本书不仅予以综合、筛选和评析，而且“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借鉴以LLL范式为依据的追赶战略，结合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进行了富有创意的发展而自成一家之言，在学术研究中，其理论深度和实用价值都有新的进展。

LLL范式作为一个理论框架，最早由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教授马休斯（J.A.Mathews）在1998年美国圣地亚哥的学术会议上提出，后经修订充实，并据此拟订发展中国家后发企业在技术上追赶发达国家领先企业的战略即《后发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资源基础观角度对工业追赶战略的诠释》（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the Latecomer Firms：A Resource-Based Account of Industrial Catch-Up Strategies），载2002年《亚太管理杂志》（Asia-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但本书构筑的范式体系，其内涵与马休斯的不同，在理论深度和实用价值上都有新的超越，试作比较如下：

从理论深度看，新古典主义的企业理论注重研究政府、市场和企业三者的关系，而对企业作为配置、运用资源的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及其演变的内在规律性，则缺乏理论上的深入拓展。依据资源基础观的企业理论，将技术追赶从国家层面落实到企业层面，阐明“组织学习”是提升企业竞争地位的途径，并与追赶战略结合起来研究，这是马休斯的贡献。但是，他的体系及其依据的资源基础观未能充分反映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技术是保持竞争优势的源泉，是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要素。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报告《美国的技术》强调：“创造新知识的速度以及利用新知识的能力将决定美国的竞争地位。”故企业的战略任务就是“Coordination，Identification，Learning”，即协调、鉴别、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资源基础观将企业视为行政协调下的一束资源（A bundle of resources under administrative coordination），在资源中虽也列入了知识、品牌、营销系统等无形资产（intangible assets），但知识仍未占中心位置，也未凸显“组织学习”的作用。马休斯虽跨前了一步，即强调了知识和“组织学习”对企业提升技术能力的重要性，并概括为LLL范式，即Linkage-Leverage-Learning（关联—杠杆—学习），但只偏重于知识的获取和利用，未能深入剖析企业如何通过知识的积累转化为新的知识，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内在机理。从吸收、模仿到创新是一个质的飞跃，对技术的追赶和超越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在马休斯的体系中却成了“暗箱操作”，难以清晰地展示出来。本书依据知识基础观，不仅突出了知识和学习对企业技术追赶的关键作用，而且运用博弈方法研究了探索性、转化性和开发性三个学习过程的内在关联性和互补性，阐明了“组织学习”对提升技术和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大量的实证检验，以提供支持。掌握了客观规律性，具体制定和实施追赶战略也就有了科学基础，使本书的范式体系更具实践意义。

从实用价值看，马休斯的论文发表于21世纪初，但其观点和范式是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主要反映了亚洲“四小龙”的实践情况，这些国家和地区资源有限，除韩国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外，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都没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国内市场狭小，故马休斯的理论概括及其适用范围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本书的研究密切联系中国实际，结合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自主创新的战略任务和政策导向，故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对其他较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也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综观全书，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合得较好，丰富的内容和科学的方法使全书成为一项严谨的研究成果，故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从而有助于推进对中国制造业“升级换代”问题更加深入的探讨。

我与本书作者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共事多年，时相切磋，获益良多，本书杀青之日，我有幸成为最早的一个读者，特写下读后的一点理解和体会，愿与各位读者交流，不妥之处，请予指正。

王林生

2011年12月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