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楠

《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所研究的对象柳宗元及其文学与文论，虽然已有不少人作过研究或正在研究，但这本书所取的接受视角，所揭示的我国古代文学及文论接受的历史整体性根据，以及研究中运用的以大观小、小中见大的流转式研究方法，都不乏新意，并富于启发性。

我国古代留下一些作品的文人和文论家浩若星河，其中产生长远影响和重要影响的人物及其作品其实并不是很多，每个时间跨度较长的朝代也就那么几个人，十几个人。他们成为各自那段历史的代表，用他们的生平与成果言说着他们的那段历史，后来的研究者们便通过对他们的研究，揭开历史的奥秘。这种研究是一项赋历史人物以生命的工作，历史人物在有功力的研究中获得历史的现实生存。这里的关键便是研究者的功力，便是既入于史又立于现实的学识与修养。泥于史书，执于前言，述于成述，这只是初始的学，是未化的识，但却不是究，即未究其历史延续的所以然，这当然就更谈不上研了，研者，发也，发他人所未见。孔子总是担心自己授教的泥与执，于是便有了他传而不习乎的自省。所以，就文学史研究而言，基于研究者当下语境，秉持不同于前人或他人的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对文学史中那些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作以研究，这才是正道，倘若这研究又能沉稳扎实，钓沉取极，其活化与深化文学史的成就，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出于这样的理解，读杨再喜这部《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尽管他当初以其中要点而写作博士论文时，作为他的导师我便对其中要点多有了解，但时隔五年再次读这些并不陌生的内容，依然有振奋与喜悦感随卷生出，感受到一种生命活力的激发。柳宗元是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是诗文并盛的人物，他的儒学根底，佛道修养，穷途而守节义的人品，“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与实践，以禅入诗文的艺术境界，以及被誉为“柳子厚体”的文体建树，使他备受刘禹锡、杜牧、司空图、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严羽等这些文学史上的大家的推崇与追随。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很容易使自己的研究被压抑在前贤论定的圈子里，咀嚼他人之咀嚼，言说他人之言说；或者，像当下常见的浮躁之文那样，逞肤浅粗知之虚狂，做一番踩着前贤肩膀横批竖侃一番前贤的手脚。这种情况在阐释学中被称为阐释对象的强光效应。《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没有受到这种强光效应的影响，这当然得益于作者对柳宗元的深透读解，但这种读解又并非止于传统的微言细解与大义通悟，因为恰恰是止于传统的细解与通悟才难以躲开既有的强光效应，本书另辟蹊径地取了个传播接受史的视角及研究方法。固然，从传播接受角度研究文学史中的代表人物，也包括柳宗元，本书并非开先河者，本书传播接受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它做到了将这一研究贯穿到唐宋柳宗元的接受史中。史的研究要点是梳理，梳理即梳出个方向，理出个秩序，不同的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会取不同的梳理方向，像环视周围环境一样，不同方向便会有不同景物被收入眼底，和其他视角及方法相比就会另有所见。即便所见有所相似，其中的要点及重点也会不同，这就是新发现。既然所见不同，所梳理的史的秩序亦即脉络自然也就不同；而史不过是一系列被记载下来的，已彼此在时间上并无衔接关系或自然延续关系的事件，它们需要根据某种承继关系，相似关系、因果关系、语境关系及波及或影响关系进行著史者的联组，这就是史的秩序的联组关系的建立过程。这就是梳理过程，梳理过程的根据中就包括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从这重意义说，本书在收集与理解材料的阶段，便已致力于传播接受视角的坚持与贯彻，这在本书作者为本书的前身——博士论文选题及开题中，即已表现出他另辟蹊径的艰难，但这同时又激发他不断有所发现的振奋和喜悦。因此，及至本书所面对、所研究的关于柳宗元的材料，关于由材料所见的柳宗元，便更有了不同于别的视角研究的另一番景象。把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接受者对于柳宗元的接受材料加以沟通，加以联结，由此系结的历史接受脉络，就更不同于从其他角度用其他方法所系结的关于柳宗元的历史脉络，这是对于柳宗元的不同时代不同接受者的不同接受关系、接受状况的梳理，这是一条接受与评价柳宗元所独有文学史价值的新路。不言而喻，新路能求得新的通达，能见于新的沿途风光。由此，本书向读者揭示了柳宗元“文以明道”观的“明”的历史去蔽要点及“道”的时代敞开要点，构筑了一个“道”因文而“明”，“明”因文而“道”的接受学景观，即是说，本书有说服力地告诉读者柳宗元所深刻地把握并阐释的“文以明道”是唯有在接受关系中才能实现其“明”的效果和“道”的衍生与传播的。这样的发现，超越了对于柳宗元“文以明道”观的静态孤立思考的、铺展注释式的传统理解。对于“韩柳并称”问题，本书运用接受视角与方法，进行接受的历史语境的追问，同样有说服力地提供了韩愈与柳宗元在“文之于道，道之于时”的宗于经的传统理解中，更强调“文之于道”的当下时代性的共识与共践，因此在彼此融通的接受中二者得以历史齐名的根据。

在我国古代，文学写作具有历史一统性的延续关系，不同时代的文学家都是沿着宗经崇圣的命定之路而来，并且都是沿着“文以明道”的那套“明”的思路而来，并进而保持着文体学的审美趣味的范畴一统性。如大家都历史延续性地认为道之所明，不仅语之未尽而且意犹未尽，因此才需要立象以明道，才追求言外之意，也才在景中见情，物中求志，史中取意示理；文气说、传神说、片言居要说、象外之象说、趣味说，等等，才因此获得普遍性的历史理解，才成为历代文学家共循的理路，共成的修养，共求的境界；而不同时代的文学家，又都是在这样的共循、共成与共求中探求着各自风格，获取着各自建树。这便是我国古代文学特有的历史定性。从接受说，这也同样是历史一统性的，文学创作的那套一统性规定同时也便是文学接受的历史一统性，二者彼此互生互动又融为一体，这是文学与接受的历史整体性的融合。因此，西方强调差异性及个性的接受学理论，用于中国古代，便收获着于差异性及个性的接受批评中显现大一统的历史整体性的效果；或者说，从传播接受角度及运用接受学方法所进行的我国不同时代的接受批评研究，均应以大一统的历史整体性为旨归。这在理论研究中运作起来并不容易，它要由历史整体性的把握出发，要深入到不同时代不同批评话语的理解中去，并且要在批评接受的时代差异性及个性差异性中始终把握住蕴含其中的那个历史整体性，再随着研究的推进而把它概括出来，对研究对象史的评价才能因此而得出。《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它牢牢抓住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接受与批评者共同关注的三个因素，即柳宗元的政治生涯，对儒释道的态度，以及他的文学主张，并将其贯穿到不同历史时期及不同个体接受的接受过程中去，对之进行要点性思考与梳理；同时，它又抓住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性接受与批评个体的代表性接受与批评，进行接受学的解释，力求从接受角度理解与把握其中的精髓；进而，本书又在此基础上，提出各自的具有柳宗元接受史意义的问题，将之放入具有历史整体性的语境中，求得历史整体性的解答。这是一个发于历史整体性又归入历史整体性的对柳宗元接受的阶段性研究与个体性研究。这种研究既合于我国古代文学接受与批评的历史状况，又合于对柳宗元接受与批评的历史过程，由此得出的结论既有新意，又有令人信服的力量。如本书根据柳宗元的历史接受状况，把唐、五代作为柳宗元传播接受研究的第一个时期，突出其中的两个特征，即先是寂寞无声而后又文名掩其诗名，对这两个特征进行问题式求解，通过柳宗元的身世分析，当时政与文的时代关系分析，以及“永贞革新”前后的语境分析，将问题纳入文学史的历史整体性来思考。这样的研究，使学界早已熟知的柳宗元的生平事迹，当时经由柳宗元倡导的“古代运动”，以及“永贞革新”前后的时代状况、文坛状况，均在接受的历史整体性中获得了新的意义，并在问题求解中有了新的作用。在这里，起重要作用的，便是对柳宗元，乃至对整个古代文学，具有接受意义的历史整体性的观照。如对杜牧的“韩柳”并称论及司空图的深远论，本书设专节阐释，阐释既坚持古代文学接受的历史整体性，又将之具体化为杜牧及司空图各自的接受状况，由此揭示与评价他们的研究对于柳宗元的文学史价值。对杜牧的“韩柳”并称，本书由韩愈对柳宗元的“知人论世”的接受方法转入杜牧的“比较之法”，指出后者的韩柳并称，是建立在经由比较而突出的特征基础上的，是对历史整体性不同时代个性接受的特征性并称，这便是富于新意的阐释。

《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特征须予指出，即本书研究柳宗元的接受史，又不囿于他的接受史，而是将之放入文学的历史演变及文学接受的历史演变中，以变求变，以历史与文史之变，求解柳宗元接受史之变，由此获得以大观小的效果；同时，本书又以柳宗元接受史研究中的问题为端点，对之进行传承性或动因性思考，寓具体研究的变化性于历史与文史演进的传承性中，使历史与文史的传承性成为伴随柳宗元接受史研究的若隐若现的背景性脉络及语境性脉络，这又是小中见大的研究效果。比如具有历史意义及文史意义的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文与道的关系问题，被接受的文本作者的人生经历与道德水平和接受状况的关系问题等，这类问题，其实都是文学史及文论中极富我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特征的代表性问题，同时也是对柳宗元文学与文论接受史具有历史整体性影响的代表性问题，本书在这种以大观小、小中见大的柳宗元接受史研究中为这类问题的求解，作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努力。

《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也有进一步开掘的空间，有待本书作者杨再喜的继续努力。如柳宗元生前寂寞身后名的知识分子命运问题，这里有一种历史机制，不少文学家与文论家都有这种经历，历史的演进过程对于他们成为一个随着时间推移愈显其名的接受过程，这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历史整体性，其中的历史机制在柳宗元身上有集中体现，如果能就此深入进去，会更增添本书的史论价值。再有，“文以明道”的抒情与感物形态，在柳宗元的接受史上是占有显著位置的，本书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这类问题如何从文体学角度深入研究，是学界柳宗元研究的一个问题，而文体学又正是与接受学相对应的课题，也是接受学所依凭的对象性课题，在这方面如能思考得再深入些，本书的学术价值会更高。以杨再喜在本书中见出的学识与学力，求解这类问题，应该是关注则有所得的事。

2013年4月 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