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很早就有法规制度的渊源，学校和教育领域的规章制度也史不绝书。但是，这些古老的法规制度渊源并没有萌发出近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法。我国近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法历史是从清代末年学习国外经验才逐渐开始的，并从此开启了百余年的教育立法历史进程。

自清代末年教育立法开始奠基以来，经历中华民国教育立法的较快发展，形成了名义上比较健全完善的教育法体系。但旧中国教育立法的实践及其成果，随着旧政权的倒台而烟消云散。在当时，除了作为批判对象之外，旧中国的教育法再没有也不可能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以任何价值。现在看来，虽然新旧中国的教育立法，在指导思想、基本性质、主要功能等方面大相径庭，但后来者仍然可以从先行者的经验教训中有所借鉴。

新中国成立以后，较长时期都习惯于利用教育政策作为处理教育事务、维护教育秩序的主要手段，几乎很难说存在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教育立法活动，也就无所谓典型的教育法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教育立法由此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的教育立法，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教育法规体系的基本框架，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就。不过，由于基础薄弱，经验短缺，教育立法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吸取自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借鉴别人的有益经验实行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

为此，笔者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基于前辈学人长期艰辛的探索，充分吸收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厘清“法”与“立法”、“法制”与“法治”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从考察清代末年教育立法的萌动开始，试图较为全面地认识中华民国教育立法的基本状况，力求比较深入地考察新中国早期教育法规与教育政策之间的消长，尽量全面辩证地审视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立法的辉煌成就与不足，并在借鉴中外经验教训基础上，寻求优化我国当前教育立法的主要策略，以期对改进我国教育立法状况、推进依法治教进程有所助益。

自从1998年选取“我国新时期教育立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这一课题开始，从教育立法的阶段考察，到教育法规的实施状况，再到义务教育立法的国际借鉴，以至我国教育法治化的进程及策略等方面，笔者都作了大量思考。在这一领域研究过程中，很有幸得到了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25年来我国教育法规实施状况研究”（SC06B049）以及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立项课题“我国新时期教育立法的进程及趋势研究”（川教函［2004］392）的大力资助，笔者的思考和研究得以不断深入，阶段性研究成果也相继在《行政法学研究》《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天府新论》等CSSCI来源期刊发表。可以说，本研究成果是笔者十五年涉猎教育法领域并不断思考、长期积累的结果。

应该看到，作为教育法治化的初始环节，教育立法既十分基础，又非常重要。教育立法既是极其复杂的，又是急剧变动的。因此，要想真正而有效地实现教育立法的完善，又谈何容易！但正因为其难，对它的理论探讨及实践努力，才更富有意义；正因其意义，才不容我们畏难退缩。

古语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任何细微的努力，只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终有大成之日。我们可以也应该相信，只要足够重视，全面构想，整体规划，从高处着眼，从具体细微之处着手，教育立法必将不断完善，从而为教育法治化进程作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正是基于此，笔者才不揣冒昧和浅陋，不畏其艰难，选取了这一课题；也是为此，笔者才以能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更多关注而欣慰。

当然，由于笔者在知识积淀、认识水平以及笔力、资料等诸多方面的局限，关于教育立法方面的探讨不仅够不上全面和深入，而且有的看法和提法也未必能获专家学者们首肯，甚至文中也不乏谬误和疏漏之处，渴盼各位方家不吝指教，以便笔者能和大家一起，通过不懈的努力，为我国教育立法的更趋完善略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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