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张亚兵博士论文改写的书稿。本书从中国经济是否出现资金剩余变化问题入手研究这一变化现象背后的深层机制。有些研究者看到当前中国国家银行出现储蓄大量多于贷款和国家外汇储备大量增多，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了资金剩余的时代，以前那种资金短缺和外汇短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本书对此说法提出质疑，分析它背后更深层的东西。张亚兵认为，研究和判断中国经济是否出现了资金短缺变为资金剩余的变化，关键是对中国经济现实的观察，而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学两缺口模型。虽然中国经济出现了银行储蓄净增加和外汇净流入双顺差，但不能简单地将这种双顺差现象解释为中国经济资金缺口变成资金剩余。张亚兵剖析了中国经济表面双顺差实则资金短缺的扭曲状况，对这种扭曲形成原因及背后机制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发现这种现象是由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过度推进政策所造成的。本书循着这一思路深入剖析，深刻分析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过度推进政策所造成的种种扭曲及其严重后果。这些分析跟当前国内经济学界的很多理论说法及占主导地位的政策主张非常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这样的立论和分析可能会与国内理论界和政策部门的惯性思维产生冲突。甚至本书论题的提出都有可能招致质疑和反对。本书的研究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进行的，对与双缺口理论模型相反的双顺差现象做了破解难题的细密分析，进而深入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政策扭曲机制，付出了不同寻常的艰苦努力。

本书研究分析涉及的点面很广，有很多亮点和新意。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中国经济出现的两缺口模型无法处理的双顺差相反现象的分析和破解，揭示银行存贷差储蓄剩余与外汇资本净流入双顺差资金剩余假象后面的真实情况，剖析双顺差现象表面资金剩余实则资金短缺的扭曲状况及造成这种状况的银行金融体系的扭曲机制，分析论证了当前中国国内银行存贷差储蓄剩余和外汇储备较多并不表明中国经济出现了资金剩余，这些资金顺差指标所表征的现象并不是中国资金运行的真实状况。从分析中可以看到，银行金融体系的大量不合理行为造成了资金顺差表象与资金短缺事实的矛盾和扭曲，以双顺差指标为据提出的所谓资金剩余论受拘于西方经济学模型，与中国经济现实是不相符合的。

第二部分沿着第一部分所提出的顺差表象背后存在的矛盾和扭曲线索，分析挖出了造成这种矛盾和扭曲问题的根子，在于中国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力度过大，过度支持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有关部门及企业，过度引进外资。这一部分的分析非常大胆。总的来说，中国政策部门为加快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速度，在安排资金投入、引进外资上对技术进步部门及企业尽可能多地加大资金投入，引进带有先进技术和管理要素的外国资本。不言而喻，这样的政策安排不仅仅是简单地弥补资金数量缺口，更实质的目标是通过加强资金投入和外资引进的力度来提高中国经济的技术水平。中国政策部门始终把加快技术进步视为国内资金投入和外资引进的首要目标。这种做法符合经济学理论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实所证实的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的原理。但是本书提出，中国政策部门在这方面的做法超出了合理的程度，推进技术进步的投资强度过大，超过了引进和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造成了推进技术进步的实际能力和目标差距过大，不得不靠政府的各种补贴和扶持措施来支撑，由此引发妨害市场公平竞争的一系列扭曲，导致技术进步效率低下，资本产出效率下降，企业经营效益恶化。政府集中大量资金投入政府所认定的技术进步主导部门，对其他部门造成很大的损害，这种做法遍布银行金融、资本市场和产业领域，形成资源配置机制的巨大不公平、不平衡和效率下降。而这种情况又常常被政府强调支持主导部门技术进步的政策主张和效益指标所掩盖。很多人没有看到政府过度推进技术进步、集中力量支持技术进步有关部门而忽视或歧视其他部门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全局造成的不利影响，只是盯住了政府对其看重支持的部门所取得的技术进步成果，强调越集中资金支持重点部门技术进步，取得重点突破，就越能够缩小中国跟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但是，本书提出相反的看法，认为政府对所认为的重点部门支持力度超出合理程度，力度越大，设定目标和先进技术吸收应用能力的差距越大，技术进步效率下降就越严重，所引发的政策补贴和扭曲就越多，很多被支持和不支持部门寻求优惠政策支持的寻租行为和风气就越普遍，对市场竞争型企业自主进行的技术进步活动造成的伤害和打击就越沉重，造成全社会自主创新技术进步动力和效率的下降。而技术进步效率下降、速度减缓的情况又引发政府部门将已经过大的技术进步推进力度进一步加码，造成银行金融体系和资本流动领域的配置机制扭曲，资金不能实现均衡有效的配置，使中国经济广泛存在的资本积累不足资金短缺的实际状况歪曲表现为资金闲置剩余。这一部分分析和国内同类研究的分析完全不同。国内很多研究者认为，中国技术进步速度不快的主要原因在于政策支持力度不足，政府朝着加快技术进步的方向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对技术进步的政策支持力度越大，政府越重视，就越有利于加快技术进步。但是本书认为，技术进步的推进力度要适当，不大不小。中国技术进步推进政策的问题不是力度过小过弱，而是力度过大过强，结果欲速不达，反而造成了对技术进步效率的损害。中国技术进步没有达到理想状态、技术进步质量不高、活力不强等问题都出在技术进步的政策推进力度过大、目标过高上。

第三部分对中国技术进步过度推进政策进行总体上的总结和梳理。指出中国这种过度推进技术进步的政策和基于资源及技术消化吸收能力适当推进技术进步政策的区别之处，提出应当对中国当前实行的技术进步过度推进政策做出调整的政策建议，推进技术进步的政策应当考虑到中国经济当前阶段劳动力过剩、资本不足的资源禀赋状况，重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清醒认识资本不足的约束条件，采取更加合理的比较优势战略和相应的宏观政策，尽可能发挥市场经济合理配置资源的机制作用，改变技术进步过度依赖政府强力支持和推进、政府过度干预、倾斜支持资本密集型产业所造成的一系列扭曲，使中国经济走上有自主活力，有效率的技术进步及经济发展道路。

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银行储蓄大幅度超过贷款的储蓄顺差表现出的是一种国内资金过剩现象，同时外汇流入大幅度增长，外汇储备大量增多，形成了国内储蓄资金和外汇资金用不完的资金双剩余情况。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和改革开放前期阶段情况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资金短缺型经济变成了资金剩余型经济。也有很多人认为，以双顺差为据判断中国资金剩余的观点和人们直观感受到的资金不足实际情况不一致，但是对直观感觉和资金指标的这种矛盾现象没有进行认真的分析。为什么中国经济明明到处存在着事实上的资金短缺，比如说大量企业面对良好的市场投资机会，有很好的投资项目，但缺少必要的资金无法实施，城乡各地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为他们提供生产装备，使他们实现就业，进入经济活动中去。中国明明存在劳动力过多而缺乏足够相应资金进行配置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所谓资金大量剩余而用不出去的现象，问题出在哪里？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难以用西方经济学两缺口模型做出解释。两缺口模型指的是资金缺乏的发展中国家存在储蓄小于投资的资金缺口，这种缺口同时也表现为外汇资金缺口，国内储蓄不足的缺口和外汇不足的两个缺口是同时存在、两相对称的。国内资金和外汇资金可相互弥补，有外汇剩余就不会有国内资金缺口，同样，国内资金没有缺口也就不存在外汇资金缺口。资金充裕的国家模型中的缺口消失，国内过剩资金成为对外投资，模型变为双剩余，有时国内剩余资金可抵补外汇逆差缺口实现总体上的资金平衡。很多人认为，从模型来看中国国内储蓄资金是剩余的，同时大量外汇顺差形成了外汇剩余，造成了国内资金和外资流入双剩余，中国经济已经变成了与两缺口模型相反的双剩余，认为中国经济资金短缺的观点应该改变，应以资金剩余的观点来重新看待中国经济。但是，在张亚兵看来，中国经济实际上仍然是资金短缺型经济，符合两缺口模型，但不能简单地套用模型缺口，正确研究的关键在于立足于中国经济资金不足的实际情况，不被表面上的双顺差迷雾所困惑。作者根据对中国经济的实际调查研究，选择了正确的突破口，断定中国银行体系储蓄超过贷款的存贷差是一种所谓储蓄过剩的虚假表现，揭明银行储蓄大于贷款的存贷差指标并非真实的资金过剩，分析了银行体系在不合理机制激励下银行存贷差及所谓资金剩余假象的形成过程和原因。

中国国有银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储蓄大量增多，很大程度上在于国有银行占据吸收居民储蓄的垄断地位，即使国有银行将储蓄利率压得很低，居民储蓄也只能别无选择地存入国有银行。国有银行快速增长的储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强迫储蓄。同时还存在着不合理政策和体制因素影响下居民消费倾向较弱、投资渠道不多等问题所造成的被迫储蓄快速增长的其他原因。就分析国有银行储蓄快速增长并非表明中国资金剩余这一论题来说，这样的分析论证是成立的，符合事实的。从银行存贷差不断扩大的变化趋势上看，作者认为，银行储蓄快速增长存在着不合理性，国有银行很大程度上受到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等超额储蓄给予较高利率补偿的刺激及有关部门下达的强制要求完成吸储任务的压力，国有银行体系内存在着收储越多、利益越多的一种机制，使得国有银行以此承担完成着为国家集中资金到国有经济中的目标任务。国有银行吸储的目标不是看重如何发挥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果，而很大程度上看重的是如何按照国家有关部门指令完成收储指标任务实现集中资金的政策目标。这是国有银行努力收储造成国有银行储蓄快速增长并且持续快于贷款增长的机制性原因。作者又从贷款少于储蓄的角度进行分析，论证了国有银行中的存贷差并不是储蓄过多，而是银行贷款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对银行贷款所实施的一系列定向投放的计划经济式控制。

90年代中期以后一段时期，国家实行的宏观政策强调压低90年代初期上涨起来的通货膨胀，控制贷款过快增长，对国有银行下达了强硬的贷款控制指标。这种贷款控制指标规定了国有银行只能向国有重点企业，国家技术改造重点项目发放贷款的具体条款。国有银行发放贷款受到严格的限制和规定，不仅贷款数量，而且贷款方向、结构、项目细节都受到政府主管部门严格细密的控制。国有银行发放贷款的数量不能依据收储情况来进行，国有银行不是市场经济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银行，不可以依据自己的收储来支持自己的贷款。国有银行的储蓄和自己的可贷量没有紧密的关系，贷款发放受控于跟储蓄无关的一种贷款管制规则，而储蓄也可以以超出贷款所需求的速度快速增长。贷款控制规则主要是国家设置的贷款增长速度，根据控制通货膨胀和控制货币数量的目标来制定和执行。当储蓄增长速度快于控制通货膨胀所必须执行的贷款控制线时就出现了储蓄超过贷款的所谓储蓄剩余现象。国家为控制国有银行贷款设置了一项控制指标，叫做存贷比，这种存贷比不是市场经济中商业银行根据流动性、收益和风险所权衡选择的储蓄与贷款比例，而是国家根据贷款控制目标对国有银行下达的微观化控制比率。存款与贷款比例基本上为1∶0.75，规定所有银行只能使用自己储蓄量的75%用于贷款。这种贷款控制方式的控制力度超过了其他很多种贷款数量控制方式的力度。必定造成银行体系总体上贷款小于储蓄或者说储蓄大于贷款的情况。这种控制方式从有关管理部门来看实现了对银行贷款的有力有效控制。但是，很多人从存贷差指标上看到储蓄多于贷款就以为是银行储蓄资金没有被充分利用，把银行按存贷差指标控制所实现的资产操作当成了储蓄资金剩余。这是一种前后颠倒、本末倒置的说法。

其实，只要严格实行这种存贷比控制，无论资金多少，哪怕资金再紧缺，银行资产都会因这种存贷比规定和控制表现为储蓄多于贷款。从这一分析可以看到不能仅仅以国有银行储蓄超过贷款的指标为据认为中国银行体系以至整体经济出现了储蓄剩余，而是国有银行过多地吸收了储蓄资金，造成储蓄资金大量集中于国有银行体系，而民间经济、非银行体系中的资金被过多吸走，造成民间经济、非银行体系资金严重短缺。这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现象。本书作者指明，国有银行储蓄超过贷款的存贷差数据所表现的只是假象，并不是真正的储蓄过剩，国有银行储蓄超过贷款的数据现象背后是国家支持国有银行垄断性吸收大量储蓄、将资金集中于国有银行并以强制规定的存贷比指标控制贷款的扭曲机制。国有银行这种储蓄超过贷款的现象不能表明中国银行体系及中国经济资金剩余，恰好说明中国经济存在着资金严重短缺的现象。

政府有关部门认为，之所以集中和控制资金就是因为资金不够充裕，有限的资金要用集中和控制的方式配置到国家重点支持的企业和项目中去。在实际经济中，所有企业都感到中国的融资环境非常紧张，获取银行贷款非常困难，有关部门安排规定很大比重的银行贷款必须投向国家指定的重点企业和项目，被列入重点支持的企业，必须通过一系列烦琐复杂的行政程序和艰难困苦的努力，付出大量经济和非经济的代价，才能获得银行贷款资金。被重点支持的企业获取银行贷款尚且如此困难，融资成本如此之高，得不到重点支持的广大一般企业获取银行贷款就更是难上加难。很多竞争性发展的民营企业被认为是重复投资、过剩产能、对国有经济造成竞争冲击而受到有关部门不合理的明令压缩，根本没有可能获得银行贷款。90年代下半期国有银行贷款受到有关部门的严厉控制，对民营企业的任何贷款都加倍从严审查，终身追究。一般非重点企业和民营企业借贷困难及资金紧缺程度甚于任何一个时期，在实行存贷比严厉控制银行储蓄超过贷款的那种情况下，无论是政策支持的重点企业还是得不到支持的一般企业，获取银行贷款都很困难，都感到资金短缺情况异常严重。从企业融资角度来看，从银行存贷差指标引发出的资金过剩说法离现实中资金严重紧缺的真实情况相差多么遥远。

本书作者进一步分析了贷款控制措施下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贷款时期的情况。90年代后半期，国有企业出现了大面积严重不良负债。不良负债到了几乎每个获得贷款支持的国有企业都不能幸免的程度。银行大量贷款收不回来，危及金融安全及经济安全，风险巨大。当时国家宏观政策、银行政策、企业政策等都被牵涉如何处理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不良贷款问题上。本书作者对这一时期造成大量不良贷款的贷款扭曲机制做了深入分析，认为大量贷款投向国有企业变成不良贷款对银行金融体系及宏观经济稳定形成威胁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前期得到重点支持获得大量技改项目贷款的国有企业，有效率使用技改项目贷款的主动性不强，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不足。贷款实际效果与贷款目标差距很大，导致大量贷款变为不良贷款。很多国有企业技改能力不足却能获得大量技改贷款的问题原因，在于国家实行了过度支持国有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技术升级的政策措施，很多国有企业使用所获得的大量贷款购买成套先进设备，不察市场风云，不担风险压力，不思技术精进，造成大量贷款购置的先进技术和设备，配置使用不当，效益低下，贷款无法偿还，资不抵债陷入困境。国家推行过度超前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目标，很多国有企业依赖和利用国家实行的过度支持国有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政策，张大资金需求胃口，无约束地使用大量贷款，进行大规模投资扩张，尽管购进设备技术先进，但使用效率和经营效益很低。很多技改项目贷款规模过大，超出了合理界限，企业无力承受大量贷款本息的沉重负担。凡是背上不良负债沉重包袱陷入资不抵债困境的国有企业都是前期得到政府重点支持而获得大量贷款的企业。企业获得的支持力度越大，获得的贷款规模越大，最终形成的不良贷款也就越多，对银行金融体系及宏观经济造成的震荡冲击就越大。从政府对国有企业技改项目贷款过度支持造成的一系列后果可以看到，政府实行的技术进步过度推进政策不仅不利于技术进步，反而对技术进步造成了损害。

人们在分析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及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时，都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差距是技术差距，而技术差距主要体现在资金差距上。因为总的来说，技术进步需要资金投入，先进技术产业需要密集资金投入的支持，所以，要想加快技术进步，缩小技术差距，就必须加强对技术进步的资金投入，对资金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给予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和很多研究者认为，在资金总体不充裕的情况下应该对高新技术产业等技术进步主导产业优先投资，对技术进步投资力度越大，对加快技术进步就越有利，其他一般产业因此受到的不利影响可从技术进步主导产业的超前发展得到补偿。持中国资金剩余论的研究者则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应该从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金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样的转变才是真正实现从劳动数量增加为主的低素质增长转向技术进步为主导的高素质增长方式转变。

本书作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当前阶段资金短缺状况没有改变银行金融体系及资金配置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大量扭曲现象清楚表明资金紧张困境及有保有压政策拆东墙补西墙的不合理做法。对重点支持的技术进步主导产业资金投入力度越大，未必技术进步就越快，在资金紧缺情况下，政府实行的技术进步推进政策力度过大，对技术主导产业和企业资金支持力度过大，被重点支持的企业资金投入量过大，超过合理规模，引进技术目标过高，超过消化吸收能力，资金和技术产生不出应有的效益，反而使企业陷入大量贷款本息无力偿还的泥潭。另外，对资金密集型技术进步主导产业和企业的支持力度过大，投入资金越多，其他一般产业和企业资金被抽取的就越多，所受损害就越严重。中国经济政策长期以来出现过的失误不是国家对技术进步主导产业支持力度不大，而是支持力度过大，结果事与愿违，走向反面。在国家实行的技术进步重点支持政策下，国有企业喜好选择资金密集的项目来获得国家的认可和支持，结果造成中国经济整体资金短缺情况下国有企业资金密集型产业投资扩张动机过强，企业技术和资金密集度过高，背上沉重的资金成本负担，正常的市场经营和竞争都无法进行，更何谈加快技术进步。

作者分析指出，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在国家政策支持下获得大量贷款没有实现良好的效益，比不上难以得到贷款的民营企业经营效益和技术进步效率。国有企业使用了占总额80%以上的银行贷款和资产只创造了不足20%的产值，反过来，民营企业使用很少比重的贷款资金和资本创造了远比国有企业产值比重高得多的产值，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国家实行的过度支持国有企业政策滋养了国有企业的依赖性，很多国有企业把企业发展的重点放在如何向国家争取尽可能多的资金投入上，没有放在如何提高市场经营效益和技术进步效率上，结果很多国有企业没有将国家投入的大量贷款资金变成具有领先优势的技术进步效益，反而被大量贷款变成的大量不良负债所压垮。国家向国有企业前期投入的大量技改贷款变成大规模不良贷款，迫使国家后期再投入上万亿元财政资金解决这些不良贷款，造成90年代初期贷款投资规模过大，中期以后银行无法正常放贷，贷款紧缩，资金全面紧张，得不到政策重点支持的民营企业遭受到资金紧缩的剧烈冲击，经济增长连年下滑，过度推进技术进步的政策失误和严重弊害显露无遗。

作者在完成银行存贷差分析之后转向分析外汇资本流入过多的双顺差情况。一般认为，中国外汇资金快速增长，体现了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鼓励出口、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的政策效果。外汇顺差不断扩大改变了中国经济外汇短缺的困难局面。为解决国内资金不足及国有企业引进先进技术所需外汇问题提供了支持。但本书作者不这样看。作者认为，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外汇资金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推进力度过大所造成的国内资金供需缺口过大及政策扭曲的结果。国有企业受到技术进步过度推进政策的支持，形成过高的技术进步目标和过强的资金需求，造成了国内资金供给的巨大缺口和先进技术难以消化吸收的过大差距。大力引进外资特别是引进带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外商直接投资，是缓解和填补国内资金供给缺口和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差距的有效途径。国家实行了大力引进外资特别是引进带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引进外资政策在利用外资弥补国内资金缺口和缩小技术进步差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书作者认为，引进外资政策取得了重要成效，但也存在着引进外资政策力度过大的问题。作者分析了中国引进外资政策力度过大的扭曲情况。中国引进外资对外商给予了大量优惠。对外商让渡一定利益换取我们需要的先进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值得的。但是，给予外商的优惠政策过多会造成引进技术代价过高，是不值得的。引进外资的技术要求越高，所要付出的换取代价就越大。外商把先进技术带进中国进行经营首先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和目标，把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影响放了在次要的位置，有的外商为保持自己的技术优势，不愿转移技术或采取封闭保护措施防止先进技术泄露扩散出去，外商独资企业喜欢采用众所周知的阴谋亏损手段，对引进方带不来先进技术，反而造成损害冲击。中方对外商优惠常常过多，这些优惠政策，国内民营企业享受不到，就连国有企业也享受不到，因此这些优惠政策比重点支持国有企业的政策代价更高。中方对外商提出的技术水平要求越高，付出的政策优惠代价就越大，外商受到很强的优惠政策刺激，积极性升高，外资量增多，但未必形成足够多的技术转移和扩散。中方引进外资先进技术的要求过高，与国内普遍水平差距过大，形不成技术外溢，变成了与国内经济隔绝的孤岛效应，使外资技术优势变成技术垄断。中方引进外资的技术要求越高，造成中方技术消化能力与先进技术差距越大，中方获得的技术扩散效果就越差。作者认为，引进外资的技术水平和中方技术消化能力比较接近的项目扭曲较小，外资先进技术的溢出效益较好，先进技术可以较为顺利快速地扩散到广阔范围的国内经济中去。

中国外汇流入大量增加的另一重要来源是出口。作者对中国出口快速发展带来的外汇流入效果整体上是肯定的。作者认为，中国出口产业之所以发展迅猛，主要原因在于出口产业依据中国劳动力数量丰富成本低廉的资源禀赋，正确选择了劳动密集型发展方向，虽然设备技术水平不如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高，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劳动成本较低，技术适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竞争优势。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挣取外汇，总体上来说是一种正确的比较优势战略，发挥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弥补了资本比较劣势。这种战略和重点支持国有企业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另一种战略完全不同。重点支持国有企业的战略鼓励企业朝着资本密集型技术方向发展，背离了比较优势，造成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陷入亏损困境。

作者认为，从扩大外汇流入的角度来看，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比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外汇流入效果更好。这和有关部门和很多人的看法不同，有关部门和很多人认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直接弥补了国内短缺的资金而且带进了国内需要的先进技术，节省了国内资本投入，支持了国内资金短缺制约条件下难以实现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获得了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所没有的高水平技术进步效果。作者认为，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上付出了很多人看不到的巨大成本，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不仅需要国内资金配套，国内资本沦为配角，对国内资本自主配置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和冲击，而且还产生出对国内资源配置机制和宏观政策造成不利影响的诱导效应，导致很多企业不是根据国内资源禀赋状况选择合适的产业发展方向和产品生产方式，而是以为技术水平越先进越占据优势，资本密集度越高技术进步效果越好，总是脱离市场经营环境和自主消化能力追求过高的技术进步目标，其经营效果和技术进步效率反而不如国内适当技术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是在使用比较优势资源、获得良好经营收益的基础上发挥出国际市场竞争力，作出了扩大出口收汇、增大外汇流入的贡献。

作者认为，中国出口产业的快速高效发展，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过度推进政策所造成的紧张局面起到了缓解作用。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过度推进所使用的大量外汇和资源补贴很大部分是靠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竞争经营收入来支持和弥补的，这一点说得很正确。如果没有出口企业这样合理有效地使用劳动力比较优势资源，没有这样一个合理有效的比较优势战略的话，中国出口产业就不可能有这样高速的增长。作者同时分析指出，中国出口产业发展主要靠比较优势战略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也存在着政府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为扩大出口换汇采取过度支持出口的政策扭曲，如出口产品退税、投资经营收入减免税、贷款大量安排、能源原材料等优先优惠供给等政策措施推动出口规模迅猛扩张，国内资源过多配置到出口产业，以至于国内短缺珍贵的能源、原材料，资金资源被过多投入用于出口产品。支持出口的政策力度过大，不但国内资源、收益补贴到出口生产中，造成贸易利益流失，而且出口规模和贸易顺差过大，引起贸易摩擦和汇率争端。过度支持出口的政策不合理地以过多代价换来过多外汇流入，造成了得不偿失的结果。

总的来说，本书作者透过中国经济所谓资金顺差剩余假象，深刻分析了资金表面顺差实则紧缩过度矛盾的形成原因和扭曲机制，揭示出这种矛盾和扭曲形成的原因在于政府干预过度，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政策支持力度过大。作者的这一论点及分析论证和国内很多研究者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这一论点及分析涉及经济学理论和当前经济政策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很多人认为，经济学理论和工业发达国家成功发展的史实已经证实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经济的差距主要在于技术进步差距，政府重视和政策支持力度上存在差距，研发资金投入不足，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经济高速增长中来自技术进步的贡献很小，经济增长的很大部分是靠增加投入实现的数量扩张，很多企业习惯于传统增长方式的低水平数量增长，很多地方政府追求产值增长，避难就易，忽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影响和迟缓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研究应该朝着重视技术进步的方向推进。众多政策建议者慷慨陈情大声疾呼，在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甚至还在继续扩大的紧迫情况下，应该加大国家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支持。经济政策部门确定了加强技术进步、控制低水平扩张、加快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方向。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规划中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受到高度重视，官方文件中发挥资源配置市场机制基础的作用被反复强调。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政府技术进步的重视和支持是一种有选择的重点支持而不是全面的普遍支持，政府加大对技术进步的重视和政策支持力度可使重点支持的企业及其技术进步产生出优越于一般情况的效果，在现实经济过程中，政府政策支持力度过大，对重点项目集中支持力度过大，使技术进步的政策支持效果主要体现在政府所支持的项目上。获得政策支持的国有企业凭借资金支持优势，占据了先进技术装备高地，但是政策支持保护下的国有企业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市场经营效益低下，困境深重，难以维持。对此，有关部门和很多人认为，问题出在政策支持力度不足上，政策支持还应再突出重点再加强力度，或认为很大程度在于非重点普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竞争冲击，主张采取保护重点压缩一般的有保有压措施。在推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政策实践中，政府主导重点支持的做法被推崇到正统地位，赞赏有加。风潮激荡中很多人热血澎湃，强烈主张国家集中资金大力支持重点项目，在国际竞争中实现高水平发展。

本书冷静地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着很多扭曲和低效率，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干预过度、有关部门实施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推进力度过大，被重点支持的国有企业追求资金密集度过高的技术和产业升级过高的目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差距过大，经营效益低下无法支撑，只能靠国家补贴保护等非市场措施维持，无法实现有效率有竞争力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更大范围的普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竞争，根据中国经济现实状况选择资金节约和有市场效益的适当技术，但是有保有压的歧视性措施扭曲和阻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广大企业难以以市场竞争方式实现有效率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中国经济难以实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为方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此，应该改变政府为实现过高目标而采取强行过度推进措施、脱离资源禀赋条件、扭曲市场机制的类似计划经济做法，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道路，根据中国资源禀赋条件实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实现有效率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本书提出的这些学术论点、分析论证及政策主张，不随风潮，逆反正统，振聋发聩。

张亚兵攻读博士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了艰辛和曲折。张亚兵从军队院校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和注重实际调查的理论研究方式，带给他新奇和冲击。他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纷繁复杂的经济世界，卷进到以前没有过的学术争论和理论禁区。他听我讲授宏观经济和中国经济课程时瞪大双眼，激动时禁不住击节欲起。课后追问不止，晚上还和我电话深入讨论。他对探索经济问题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兴趣，喜欢提问和讨论一些最基本最本原的问题，比如美苏争霸时期苏联的国家力量那么强大为什么失败了，等等，从最初感兴趣的冷战之后大国竞争问题到后来深入分析中国经济矛盾交织的运行机制等问题。2005年夏季张亚兵博士论文起笔之前，我带他一起到中国沿海地区调研钢铁产业发展情况。当时国内钢铁市场需求急速上升，地方钢铁竞相扩张，有关部门和媒体大量报道批评地方钢铁盲目扩张对国家重点钢铁企业造成冲击、赞同宏观调控部门采取有保有压措施，扶持国家重点钢企控制地方钢铁。有关部门出台了促进钢铁生产集中化的产业政策，提出几年内要使80%以上的钢铁产能集中到国家重点钢铁厂，国家支持重点钢铁厂实现高水平发展。我们去一家重点钢铁企业调研，参观了这家钢铁厂刚刚从国外引进的往复式轧钢生产线。

外方专家对我们说：“这套设备在你们国家是最先进的，但比我们国家晚了20年。技术总是在不断更新，你们企业自己创新技术力太差，再过20年也赶不上我们。我们国家的企业是不会把自己的技术诀窍和最先进的技术转让给别人的。”

我们参观重点钢铁厂与外资合资建设的钢铁厂，占有控股地位的外方管理人员说：“我们用的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但是在中国市场上竞争不过民营中小钢铁厂。你们国家的民营钢铁厂可以使用低价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很低，我们大钢铁厂的投资成本和各方面成本都高，根本无法跟民营小钢铁厂竞争。你们国家对民营小钢铁厂应该采取非常强硬的措施控制关闭。新公布的钢铁产业政策非常正确，应该支持大钢铁厂，应该有保有压。”

国家重点钢铁企业的负责人说：“我们企业的发展战略是，不能跟市场走，要跟国家政策走，市场变化对我们造成冲击，国家支持可以使我们始终保持优势。”

我们到了一个不久前被民营企业并购重组的重点钢铁厂。当时国内钢铁市场热浪翻滚，各路资金特别是民间资金大量涌入钢铁行业，诸强纷起，而国家投下巨资的这家国有重点钢铁厂生产成本过高，陷入困境，只得被民营企业并购。这家钢铁厂从国有制改变为民营控股公司，经营机制彻底转变，完成了技改项目， 迅速扭亏为盈，展现出了新的发展前景。这起民企并购国企的事件引发了激烈争论。批评者强烈质疑这种并购是民企对国有资产的侵吞。有关部门正在调查。

我们的调研笼罩在紧张莫名的气氛中。我们调研了几家民营钢铁厂，有的被国家有关部门查封关闭，先进的高炉设备在风雨中锈成了废铁，现场惨不忍睹；有的迎风挺进，与大钢企比邻竞争，以弱胜强，跻身领先地位。调研结束时，张亚兵说，这次调研给他很大冲击。我没想到这次调研使他的经济学观念发生了如此之大的颠覆性变化。调研之后，他带着从调研第一线得到的新鲜感觉和理论激情进行思考与研究，锋芒直指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问题争论中似是而非的流行说法，从资金运行变化的表象探入中国经济深层中并不透明、存有扭曲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机制。现实远不像理论文章和政策文件那么漂亮。宏观政策部门为保证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目标的实现采取了保护重点企业压制其他企业的强制性措施，结果事与愿违，真正有效率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没有得到推进，而市场机制及其所推进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却遭到了破坏。在写作过程中，张亚兵不停地和我讨论。目标是如何把我们所观察到的真实情况分析描述出来。现实情况与官方说法及流行文字很不一样，分析和描述存在困难甚至是风险。张亚兵初生牛犊不怕虎，思考和写作过程中没有什么顾虑和畏惧，一往无前。论文如期顺利完成。

本书还有可以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第一，分析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扭曲机制的重点和主题应当更突出。通观全书，我感到最精彩的部分是对技术进步过度推进政策及其机制扭曲性所作的深刻剖析。作者从资金虚假过剩现象入手，条分缕析，慢慢过渡到对技术进步过度推进政策及机制扭曲性的深层剖析，由表入里，讲究了文章技巧，但花在资金虚假过剩现象分析描述上的笔墨过多，影响了最精彩部分的充分展现和深入挖掘。如果把更多的力量和主题放在对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过度推进政策及其机制的分析上，对这种扭曲机制的计划经济病根和缺陷作更加深入的分析，那么本书的理论冲击力就更加强烈和鲜明。本书从分析资金虚假过剩现象到揭示这一现象背后，以机制分析为主，资金盈缺问题为铺垫，揭示中国国有银行的存贷差并不是真实的银行资金剩余，而是不合理政策体制下银行过度吸储行为和政策部门过度压控贷款措施所形成的一种扭曲现象。作者列出存贷差数据变化情况，证实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银行存贷差由负差变为正差后持续扩大时期，正是宏观调控部门采取存贷比控制措施对贷款进行压控的时期，这种情况下的存贷差扩大实际上是靠加强控制贷款措施压低贷款适度增长来实现的，银行存贷差快速扩大和贷款增速减缓同步出现。同时储蓄快速增长产生于资本市场发展受压的金融压抑现象，居民资金缺少投资渠道被迫形成银行储蓄。一些研究者简单地把银行存贷差扩大现象看成是中国经济资金不足已变成为资金剩余，这种说法缺乏认真研究和思考，偏离经济现实甚远，其偏颇错误之处不难辨明，我感到本书在此问题上花费大量笔墨是一种浪费，影响了本书向更深层面更有价值的方向拓展。作者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银行存贷差变化的实证分析发现了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大量不良贷款产生于有关部门前期实行的支持国有企业技改贷款政策，从而推进到对产业政策及机制扭曲问题的探析。作者已经打开了一条向深开凿的路径。研究重点和大量笔墨应该放在对这一主题的深入研究上。本书分析到的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即“八五计划”时期，中国政策部门实行了大力支持国有企业技改的政策措施，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投放了大量技改贷款，到了90年代下半期即“九五计划”时期，这些技改贷款变成了大量不良贷款，迫使国家采取财政金融等多种解救措施，给金融安全、宏观运行带来沉重压力。这一时期经济严重下滑，企业经营状况普遍恶化，技术进步受到阻碍。有关研究表明，此期间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即技术进步速度下滑到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点。对这一时期不良贷款大面积发生、经济严重下滑的机制原因，至今缺少深入的研究和清醒的认识，本书揭出了问题实质，国家过度支持国有企业技改的政策措施，造成了机制扭曲，值得彻底反思。如果本书朝着这一方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那么本书的研究价值就可更加充分展现出来。

第二，本书揭示论证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过度推进政策扭曲和损害市场机制的论点及逻辑应当更鲜明、突出。本书批评过度推进产业技术进步的政策造成了机制扭曲和效率下降，其过度推进的不合理之处主要表现为政策部门推进技术进步的目标和水平过高，超过了企业消化吸收能力，造成技术进步效果不佳。我认为，从全书的论证逻辑和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看，过度推进产业技术进步的政策的不合理过度之处，不只是有关政策所支持的技术进步目标和水平过高，超出了企业的技术消化能力，更重要的是有关政策部门实行的支持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过度措施，超出了市场经济中政府政策作用的适当程度，对市场机制造成了扭曲和损害。有关部门实行力度过大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支持政策措施，从实施方式、干预深度、涉及范围等方面看，这些支持措施使用得过多，直接控制和安排企业技改项目，干预过深过细，有关部门的政策行动越过宏观总体和产业层面直抵企业内部，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企业自主经营造成干扰和冲击。正如本书所分析到的这种过度推进做法将政府宏观政策以微观化方式进行，越过了市场经济中宏观政策总量间接调控的规则界限，削弱和损害了企业自主经营机制。剖析政府过度推进技术进步政策的不合理性，不只是论证技术进步目标和水平过高造成企业消化吸收能力差距过大，难以实现预期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应当从这种过度推进措施与市场经济运行形成矛盾冲突的角度展开分析论证。看政府部门采取的产业技术政策是过度还是适当，不只是看其所推进支持的技术是否适宜于市场经营，是否能够实现市场效益，更实质的是看其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否适合于市场经济。本书作者提出，加快技术进步不能光是重视提高技术进步目标和水平，更重要的是要提高企业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和创新技术的能力。作者进一步提出，提高企业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是加强人才培养即人力资本积累，比现实中政策部门过度看重技术物质先进性的习惯做法深刻得多。我感到，对这一问题还应向深处挖掘，从中国经济现实情况来看，技术进步进程中的最大困难和阻碍，不只是物质资本不足，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积累薄弱、创新激励不足以及机制缺陷问题，政策部门和很多企业总是认为加快技术进步的关键在于加大资金投入，好像资金就是技术，资金投入越多技术就越先进，导致形成产业发展和技术选择的资金密集倾向。政策部门重视以资金支持措施来推进技术进步，走到了重视资金投入、忽视技术创新激励的计划经济老路上。其实，技术进步的真正来源是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市场竞争对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形成强有力的推动、激励和支持。政策部门采取技术进步过度推进措施，对重点支持企业直接安排大量技改贷款，投入资金成本过高，超出了企业市场经营可承受的程度，使企业陷入亏损困境。政府部门这种做法，使得到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的企业预算约束软化，市场竞争压力和自主创新动力减弱，难以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发展。政府对缺乏市场竞争力的政府系列企业实施扶持保护措施，对市场经济中自主竞争的企业造成歧视和打击，使市场竞争遭到破坏，市场经济推动和激励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机制作用无法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政府部门对所支持企业给予优惠扶持，导致很多企业寻求政策优惠，躲避竞争，造成市场机制扭曲、寻租腐败猖獗，对此本书也做了分析阐释。如果作者将其全部分析论证更清楚更集中地建构在政府过度推进政策造成市场机制被干扰扭曲的论证逻辑上，那么本书的主题立论和理论逻辑就会更加深刻有力。

第三，本书最后政策建议部分应当更清楚地集中地提出以市场机制为主导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本书在剖析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过度推进政策弊害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加快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这一政策建议，对于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政策调整改进具有深远意义。但是，作者在最后一章最后一小节提出了另一种政策建议，主张实行比较优势战略，根据资源禀赋状况制定目标适度的可行政策。这一政策建议，吸取了林毅夫的观点。林毅夫主张实行比较优势战略，批评目标过高的赶超战略，强调经济政策应当根据资源禀赋状况确定适当的目标。这一政策主张从他所研究的政策调整角度来看有其道理。但是，他认为明晰企业产权、增强企业活力的市场化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并不重要。林毅夫的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政策起了积极作用，明确主张政府应该在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中进一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林毅夫的这种观点主张和本书作者的观点及论证逻辑完全不同。本书作者对中国经济现实中存在的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和政府过度干预问题有痛切感受和深刻认识，大可不必在阐释论证自己观点的全书结尾部分使用林毅夫的观点。本来本书作者对产业技术过度推进政策的弊害和扭曲所作的研究剖析很深刻，透视解剖了政府对市场和企业微观活动干预过多过强造成的机制扭曲，挖出了政府政策目标定位过高、行政权力过大、干预企业微观活动过多的体制性缺陷。本书作者不应该像林毅夫那样把过度赶超战略错误仅仅归于政策选择不当，把政策改进的途径寄托在政府自我纠正、政策目标自我调整上。本书作者应该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发现揭示的政府干预过多市场机制扭曲的体制缺陷分析逻辑上。中国经济现实中总是发生政策推进过度的失误，不仅仅在于政府行为表现上的赶超心切，用力过猛，提出目标过高、更深刻的根源在于正在改革和构建的体制存在缺陷，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定位过高过强，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过大，不受市场经济中政府权力有限规则的制约。在关于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议题讨论中，经常出现有关部门和很多人提出政府应该集中资源推进某一项目，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容质疑，以政府握有集中资源权力为当然依据，不顾资源配置市场机制的约束和企业经营主体的盈亏，有关部门和很多人还在怀念和赞赏计划经济时期那种以国家权力集中资源支持某一重点项目实现赶超的做法，认为集中力量推进国家大项目的做法更加有效。很多人喜欢超前诱人的赶超目标和强行推进的实施方式，认为国家部门比企业高明，政策措施比市场机制有效，实际上是退回到国家统包统揽、企业不负盈亏、投资活动必须政府审批不许自主市场竞争的老路上。政府为推进某项工程某项事业超前发展集中大量资源全力支持，损害竞争效率和市场机制，造成企业活力丧失经济效率下降，也使政府倾力推动的宏大项目因缺乏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而难以为继。这种计划经济的失败做法早已被历史所抛弃。但是，计划经济变相做法还在不断出现。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产业发展投资计划并按照所定计划审批项目，直接安排项目资金，有的项目政府全程控制一抓到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世界历史上没有过的持续高速增长。有人把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归因于强有力的政府管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成功之处在于改革开放改掉了过去政府集权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减少和取消了大量政府行政管制，企业活力及经济发展潜能得到释放和开发，推动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市场化改革推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广大企业在市场中自主决策、竞争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企业竞争活力和市场竞争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比政府合理管理的作用大得多。而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以来，政府职能作用还没有完全转换到市场经济轨道上，政府管理的一些做法遗留着过去计划经济的不合理套路，对市场经济机制和企业的市场经营活动造成扭曲和阻碍。这种情况下的政府作用越强有力，对经济发展的损害就越大。政府部门对企业经营干预过多、过深、过细，动用行政强制措施等老旧做法时常出现，很多情况下一些不合市场经济原理和规则的不合理做法改换形式，以调控市场、弥补市场缺陷名义出台，加强对企业微观经营活动的干预和指派，如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一些产业规划、产业目录、重点项目、技改方案、区别贷款、融资平台等有保有压的措施，掺入政府部门过多干预企业和市场的计划经济管理元素。广大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融资、投资、生产经营等很多方面受到政府不合理管理的干涉、管控，企业的投资项目、生产发展、技术改造等投资经营活动受到政府部门过多的审批核查，对企业创造力和市场配置效率造成损耗和破坏。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来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收入增加、劳动成本提高、经济结构变化，经济增速减缓压力增大，为尽可能延长经济高速增长期，中国经济别无选择，只能坚持和深化市场化改革，减少和撤除各种残存的计划管制，消除各种效率耗损和机制扭曲，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基础主导作用和企业自主创新效率，提高技术进步的增长贡献率，对迷雾重重的计划经济回潮露头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对妨害和扭曲市场机制的形形色色表现进行深刻剖析，正确定位和调整改进政府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职能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主导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及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作用。在中国经济面临挑战和选择的关键时期，本书深刻地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资金配置、技术进步、政策选择等重大问题，强调以市场机制主导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对于深化这一论题的理论研究和政策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之路曲折崎岖，迷雾重重。还有很多困难和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希望张亚兵朝着这一方向继续深入研究，取得更多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清华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袁钢明

2012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