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说骑鲸捉月游，孤坟细草野风秋。夜郎幽愤无多泪，万古长江楚水流。

——清·施闰章《经太白墓》

李白一生在行旅中度过，是以笔者用了“诗路”一词。

李白是个不掩饰官能享乐的、喜欢娱乐的人。笔者曾在《李白天真论》、《李白乐府诗歌的娱情性》等拙文中道出这点。人们常说李白天真，这是凭对他生平和创作的直觉而言，这一直觉相当重要，它道出了诗人审美心理的一个重要个性特征。他一生快意山水，陶冶自适，“性引登山屐，情催泛海船”，“醉尽花柳，赏穷江山”，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高频出现的山水景物中跳动着他的喜怒哀乐。除山水外，诗和酒也是他取乐忘情的对象，其心理能量在诗酒中发泄之酣畅淋漓，可谓唐人之冠。他绝不能容忍封建伦理道德对自由本性的束缚，即其《大鹏赋》所谓“不旷荡而纵适，何拘挛而守常”，诗歌中多有对其抑扼人性的微词。

李白不把诗歌作为苦吟对象、不进行什么点铁成金、无一字无来处的推敲工夫。比起推敲来，他更擅长即兴。杜甫在《进雕赋表》里的自述：“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以扬雄应沉郁顿挫，以枚皋应随时敏捷，并说两种风格自己都可企及。枚皋的“随时敏捷”，亦即即兴创作的工夫。据《汉书·枚皋传》：“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则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2165672开元、天宝年间，上层统治集团好尚即兴、神童风气。当时社会升平，皇帝们也都喜诗文，因而喜欢才思敏捷的诗人作“弄臣”。谁才思敏捷出口成章，谁就可能受到赏识恩宠。武则天“夺袍”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印刷术尚不发达、出版业还未兴起的时代，一个诗人要扩大影响，获得承认，只有扩大生活圈子，与各式人物接触，在各种场合——尤其是官场和文场表现出自己的才情，用自己敏捷的文思、横溢的才华出奇制胜，才能“新诗海内流传遍”2165673。少年赴京的王维的这类宴会乐府诗歌都标出年龄（15—21岁不等）；才思敏捷的李白“少年”游京洛时，也有相当多的宴会声口、即兴记载。后来李白待诏翰林作了御用文人，也是因善于即兴得到玄宗的欢心。魏颢《李翰林集序》记载李白半醉草诏，“不草而成”。乐史《李翰林别集序》记载李白因即兴创作的牡丹诗“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得罪一事。孟棨《本事诗》记载玄宗行乐，命李白即景赋诗助兴。醉中的李白“取笔抒思，略不停辍，十篇立就，更无加点”。这种即兴工夫，即杜甫所谓“随时敏捷”、“敏捷诗千首”。

“随时敏捷”的基本内涵，就是《文心雕龙·神思》篇里提出的“思之速”的问题。在杜甫的《进雕赋表》中，它是作为“沉郁顿挫”的补充而不是对立面而提出的。比较起杜甫沉郁顿挫的主要语言风格，李白更擅长即兴并以之自诩。对迟和速、沉郁和敏捷的问题，李、杜二人曾在诗歌里互有“轩轾”。李白《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杜甫《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本来两位挚友的话可能是基于怜爱的调侃、怜爱之意，但好事者把这两首诗联系起来，说二人互道对方的缺点。罗大经《鹤林玉露》：“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笔立成，杜子美改罢长吟，一字不苟。二公盖亦互相讥嘲。太白赠子美云：‘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苦’之一辞，讥其困雕镌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细’之一字，讥其欠缜密也。”2165674对此严羽加以反驳，指出他俩各有所长：“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2165675这一论述是比较公允的。

可以说，李白的诗歌是探究人生道路的工具，是路上走累了用来舒忧解闷的一把琴。比起立言来，他把人生自我价值实现的定位放在了立功。在这方面，如果说他的酒是用来醉忘的话，那么他的诗歌就是用来神游的。他最喜欢“玩”乐府诗歌，翻开其集，卷一到卷四都是乐府，乐府诗歌占其诗约四分之一。就是因为这种诗歌样式具有类型性和非事实性，通俗点说就是可以编出来一套一套的，不必关涉个人隐私和本事背景；而且可以随性而发即席演唱，是独乐乐或众乐乐的好方式，因此诗人乐之不疲。李白善歌，从年轻时就开始了。晚年在宣州饯别李云所作《饯校书叔云》有“少年费白日，歌笑矜朱颜”之句可证。其作中“歌”的意象俯拾皆是。崔宗之首次谋面李白，见到的诗人是：“双眸光照人，词赋凌《子虚》。酌酒弦素琴，霜气正凝结。”2165676游遍了大半个中国的李白汲取了屈原的行吟式手法，常常边行边歌，如他自道的“行歌归咸阳”2165677；“醉入田家去，行歌荒野中”（《见野草中有曰白头翁者》）。其诗中多有“歌”者“行”者。他的很多歌诗可能就是这样边拨琴边唱出来的，亦即用发散式的自由联想即兴编成歌词，然后自度曲唱出来的。他的《幽涧泉》诗自述：“吾但写声发情于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自道出他常常操琴度曲，即兴抒情，并不拘于乐府古曲。其实李白以乐府为首，所有诗歌样式都表现出率性适意、舒忧解闷的娱情性。这里都道出他将诗歌用于个人精神解脱，有任情任性的个人娱乐动机。

诗人李白其实并不重视作诗，如他自道：“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儿戏不足论，五噫出西京”（《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这种情形比起白居易那种“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2165678、杜甫那种“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李贺“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2165679，以及中唐苦吟诗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2165680、“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2165681的专意立言心态，真有天壤之别。从心理学角度看，人的动机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往往和效果成反比：动机越高，效果越差。这是刻意而为的压力造成的。相比而言反倒是不给自己这方面的压力随便玩玩，效果反而还好。李白的诗歌就是这样，率性而出，率尔成章，“抽刀断水水更流”，是洪水出闸式，如宋人严羽对李白《将进酒》诗所评价的“盖他人作诗用笔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此其所长”2165682，如此才使他的创作潜能和个人风格达到了极致，可谓无意惊人人自惊。

那么李白的人生第一要义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建功立业。李白的功成身退世界观，在出蜀后作于寿州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就有了完整明确的表述：“申管晏之道，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2165683其诗中类似的表现频频出现。如作于开元年间一入长安时的《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云：“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旁。”拙稿从李白的“钓鳌”意象、地域观念、生平后期活动等方面，论述了这样一个事实真相，即李白生平前期的努力，朝向“愿为辅弼”的文治建功目标。然而天宝三载长安放还后，就基本上把建功立业的实施方案由文治转向了武功报国，并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我们跟随着李白的诗笔，看到他在诗路上的寻游创造出一道流动的风景线，这道类似于电影蒙太奇式的风景线里，不仅有现实世界的云、水、风等等的流动、各地风土人情的描画，还有转换为非现实世界的虚构悬想。他的诗歌、尤其是他最擅长的歌行中的意象，在人间、仙界、古往今来之间大幅度地跳跃，没有时间、空间的逻辑秩序，我们几乎找不到他思路的跳板。他的“诗路”似乎不是用脚走出来的，而是“飞”出来的，可谓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古来人们称之以“谪仙”、“诗仙”，即道出这种不约而同的飘逸感觉。诗歌本是“天上”的东西，不必一一坐实于地面。白居易当年自叹自己为之下过一番工夫的讽喻诗不受大众欢迎，倒是那些写“风情”的诗歌受到大众追捧，其原因就是他提倡“核而实”的效果，把本属于形象思维的诗歌作成了诗体新闻。花至半开、酒至微醉为美感之最高境界，同样，诗之美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不可失却它来自距离感和想象的含蓄美。李白式的“虚美”，其诀窍在于浪漫手法的利器——想象和夸张，他在这方面达到了顶峰。

然而和屈原那种“神胄”式的上天下地的求索一样，李白诗路的“寻游”也带着强烈的主观性。他诗歌里的意象虽然呈现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大幅度跳跃，但是这些意象万变不离其宗，其深层内涵都指向功业理想。从这些意象表现的情感抑扬来看，他的情绪时常一会儿失望、一会儿希望，大起大落，但是失望追随者希望，希望驾驭着失望。和李贺“二十心已朽”、“一心愁谢如枯兰”式的绝望不同，李白终其一生从来没有放弃对理想的寻求。他的功业理想是个热点，笔下意象都朝向这个热源，使诗歌呈现出千回百转的美感和令人感动的执著。李白的诗路，是寻游、寻求之路，和悟空的僧人、疏懒的嵇生不同，他是生活在理想中的人。友人魏颢描述李白的样貌是“眸子炯然，哆如恶虎，或时束带，风流蕴藉”2165684，可见他有一双异常明亮的眼睛，神采飞扬。这是一个生活在理想中的人，怀抱理想者的目光是坚定明亮的，和失却希望者或无所用心者的游移黯淡不同。事实上人如果没有了希望，是很难活下去的，理想给了李白诗路以精彩。

李白曾自称“海上骑鲸客”、“海上钓鳌客”。杜甫《送孔巢父游江东兼呈李白》诗曰：“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信今何如。”这两句一作“若逢李白骑鲸鱼，道甫问信今何如。”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按：“骑鲸鱼，出《羽猎赋》。俗传太白醉骑鲸鱼，溺死浔阳，皆缘此句而附会之耳。”其实按照时序，李白死因的“捉月”在先，人们想象他死后成仙的“骑鲸”在后。《一统志》：“捉月亭，在采石山，世传李白过采石，酒狂水中捉月，后人因以名亭。”2165685李子龙先生曾撰文2165686力驳李白死于疾病之说，以为他的确死于“捉月”。如果说“骑鲸”象征李白的功业理想的话，那么“捉月”即可暗示他的人格理想。酷爱月亮、“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白云边”的诗人，当时看到水中那轮又圆又大的月亮，就情不自禁径直走了过去。对此日本李白研究家松浦友久说得好：“他应在酒兴之中同万里长江明月融为一体，以保持其永恒的生命。”2165687捉月传说的魅力在于，诗人顺着月光诱导，奔向一个静净自由的心灵空间。其中饱含的幻想、理想的美感，历来征服了无数人。

李白的寻游（确切说是寻求）是艰辛的，其动因来源于不满足。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撞击和巨大落差，使他生活在压力和痛苦中。和当时所有士人一样，李白建功立业的出路也只能在读书、科举、做官的窄缝中展开。而李白既然由于特殊的家世没有了科举一途，其通往理想的寻求就更艰辛。他必须引人注目表现超常，来博取名声、引起引荐者的关注。而这位“不屈己，不干人”、慨叹“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无形中“心为形役”，其诗心和道路形成尖锐的矛盾，这是一个发生在封建时代中特定个体上的耐人寻味的悖论！

因此，我们在诗行中感到李白心底深处巨大的孤独感和彻骨的悲凉。如果用节候来形容的话，他的心有如春草初生的立春，他那心底最柔软处总是春意盎然，而却又总要面对一个冷酷的社会。他自道：“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赠王判官时余隐居庐山屏风叠》）“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上李邕》）“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滴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大言往往和狂妄联系在一起，人们对李白的狂傲也是看不顺眼的。李白《醉后答丁十八以诗讥余捶碎黄鹤楼》诗就说：“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他所谓：“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无人贵骏骨，绿耳空腾骧。”“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欲献济时策，此心谁见明？”“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击柱心茫然。”我们从这些表述中感到的，是一颗孤独伟大的心灵的搏动。

李白的乡愁描写脍炙人口，历来为读者所喜爱：“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渡荆门送别》）、“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春夜洛城闻笛》）、“梦绕城边月，心飞故国楼”（《太原早秋》）……然而诗人毕其一生都没有说他愿意落叶归根老死故宅。从他天宝十二年（753）一度归蜀却又于翌年春天很快出蜀，重又回到他定位为武功报国首选地的金陵，以及他终焉青山的嘱托，即可说明问题。然则李白的“故乡”指什么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心灵的家园、他追寻的理想。这是一个虚泛的艺术空间。他的乡愁和对故乡的依恋之情，骨子里是对理想的追寻。李白的“故乡”在路上，他的诗路亦即思“乡”之路。松浦友久谓之“客寓意识”，是很有见地的。

李白乡园的四川盆地固然是天府之国，有易守难攻的蜀道天险，居之可安，然而对于天性不“安分”、一心想要使“海县清一”的李白来说，乡居蜀中，虽可苟安一隅，终有井蛙之厌。家乡远离政治中心，不能实现理想，于是他走出盆地、把理想放在了寻游的“路”上。从今天的地质理论来看，印度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亿万年来缓慢而不停的咬合撞击，撮耸起了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而蜀地恰恰在这高原脚下冲撞多发的褶皱地带。人是自然的一分子，地底传出的震荡气息，一定会让众生有所感应。一代代持续下来的走出四川盆地的现象，发自其“集体无意识”中，固然有摆脱井蛙格局寻求富裕的冲动，又何尝没有远古以来积淀的这种隐隐的不安呢？自诩“视通神明”的李白，是及其敏感而情绪化的人，在其潜意识中当贮存了这种“气场”或曰信息。他的走出四川盆地几乎不再顾返、最后终焉“青山”，绝非纯粹的个人行为，而足可引发人们太多的关于宇宙、人生的思考……

正因为李白把自己诗歌用作娱情，是他寻游理想之路上“神游”的工具，即便用诗歌酬唱时，也常常是俱怀逸兴，作为同气相求的沟通和娱乐。于是他的诗歌不像一些专意立言的诗人那样注意记载本事背景，往往在时间、空间、人名等要素上都不甚了了或一笔带过。这样，就带给了人们太多的悬念，可以说李白的“诗路”历来是个迷宫，至今还有不少悬而未决的谜。

尽管诗是“天上”的，不必一一坐实；尽管李白作为一个务“虚”的浪漫诗人，比较起本事背景来，其诗歌的艺术魅力更吸引人，然而，李白毕竟是特定时代的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其诗歌的美感更加源于生活本事中的喜怒哀乐。是以研究其诗，仍当遵循知人论世的传统路子，在考察作品本事背景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其艺术诀窍和美感所在。否则只能停留在浅表的欣赏层面，而达不到鉴赏的高度，即如沙滩上盖房子，是不牢靠的。笔者在多年以来的李白研究过程中，也是先被其诗美所吸引，而在深入鉴赏时，往往遇到关涉人名、地名、事件的很多谜团，于是“扑”入这些谜团，渐渐地竟至不可自拔。看到许多研究成果，深受启发的同时，也产生出不少疑问，于是探究下去，时有心得，逐渐积累。到现在，虽然不能对李白诗路知之甚详，但也想把在其中的一些发见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或能抛砖引玉，亦可欣慰。

拙稿第一部分“文治建功之梦”，大致论述李白在长安放还之前的踪迹事迹，包括李白的家世特点、李白的出生地、李白22岁出蜀后的长安洛阳之行、李白和杜甫的交游、李白三次游历越中的时间及事迹、李白的罗浮之游、李白在山东的生活历程、李白诗歌中“钓鳌”意象的情感内涵及其转变、李白的婚姻等。其中李白少年游京洛考、李白的罗浮之游、李白开元二十一年（733）、开元末年的两次游越几个题目，是自己多年研究中基于考证的创新之处。在出生地、李杜交游、山东诗路、婚姻、钓鳌意象等题目的论述中，也在详审文本、参考学界有关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有自己的见解。关于李白在山东的“诗路”、一度归蜀、对金陵和南陵等地的流连和情结等，论者和成果众多，笔者惜其偶有散乱不一之瑕，于是对这些问题分别进行比对、梳述，其中按照时序加入自己的一些创新之见，力图使之详善。

第二部分“武功报国之想”，“诗路”的内容大致从李白长安放还开始，包括李白的归蜀、在金陵和南陵的生活事迹、天宝后期以及安史之乱以后的行踪和交游事迹。这部分内容基于考证的创新之处，是从李白对金陵的地域观念以及他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尝试等方面，考证阐述李白生平后期的武功报国意向及其尝试，从而论证李白一生拟定和实践功业理想过程中由文治到武功的变化。论证出李白早在长安放还后，就基本上把建功立业的实施方案由“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的“文治”，转向了军功报国的“武功”，并且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奔走努力。

第三部分“内涵、艺术之光”，拟将重点放在笔者近年来关注的李白乐府研究方面。其中有关的三篇，对李白乐府诗歌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考论，在李白乐府诗歌的创作动机、主客观原因、分类、成就等方面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拙稿的“谋篇布局”，大致以李白的长安放还为界线，将其“诗路”分作“文治建功之梦”和“武功报国之想”这样两个时段试加阐论，再加上“内涵、艺术之光”的部分。窃拟在这样以时间为线索贯穿“空间”事迹的构架中，有详有略地贯穿自己的一些有关发现。当然，李白生平前期也曾有过武功报国、走向塞漠的动机和举动。拙稿这样分“文”、“武”两段来布局，只是大致地划分，旨在使各篇既独立成章，又能环环相扣，能够约略按照时序构成系列。其中有冥思苦想的艰辛之处，也有囿于材料、精力的局限稍微粗针大线的蠡测。斗胆拿出，还请学界方家指正。

卢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