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永达老友谢韬，原名谢道炉，四川自流井人，是七十年前我在成都华西坝的金陵大学（原在南京，抗战中迁川）读书时的同学和伙伴。去年（2010年）8月25日他逝世了。他的子女在整理其遗物中，发现了在校时他的几本日记和当时为我们共同组织的“现实文学会”所编的手抄刊物《文学》。这个意外的发现太难得了。他们兴奋地于11月初即带到上海来给我看。披阅之下如同又回到了青年时代，浮想联翩，思绪万千。时过多年，世事有异，人的心态不同了。但事物又是连续的。而日记又写得那么生动与丰满，当今的读者也可能觉得新鲜又有味的。现在出版，让我写序，作些注解与介绍以便读者阅读。这当然对老友与对读者都是义不容辞的事。事实上，读这本日记，不但能更深地了解他，也是对自己的一番对照和检视，是生活中的一件快事和幸事。先从我们两人的相识说起。1941年作为一个从平津流亡到大后方的北方学生，我从昆明的西南联大转考到成都的金陵大学。这和当时的日军进占越南，昆明震动，联大酝酿二次迁校入川有关。这两校性质有别，西南联大是由三所名校战时合成的国立大学；金陵大学和其他同在华西坝上的四所“姊妹学校”（华西大学、金陵女大、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都是教会大学。但也有共同点，校风都比较自由开放，又都在抗战中坚持办学，学生们都关心国家存亡和未来的前途命运。我读农业经济系，他读社会系，本不相识，可上一门共同的社会学课，而且座次相连。我发现这位邻座颇有意思。他热情活泼，兴趣广泛，爱接触人与关心人，性格像一盆火，外号“小炉子”（这与其名字有关），又爱读书，思想敏锐，言谈有趣，有很多我缺乏的优点。可能他对我也有好感，因此很快熟了，并渐渐成了我在校中最为接近、对我影响也最大的三个朋友之一。其余两个，一是刘琦行（鸿毅），我农经系的同班同学。他大我几岁，是一个失去组织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经历丰富。另一个是朱声，国文系的“金钥匙”（Golden Key，是教会学校对优等生的褒称），笔名方然，是“七月派”诗人。他们三人是同样地吸引我。第二年，即1942年春季，谢与朱以他们任骨干的“社会学会”、“国文学会”（系学生会兼读书会）的名义与别的系联合召开一次“自由与民主讨论会”，邀刘与我参加讨论。在会上，刘引重庆进步教授费巩（费孝通的兄弟）“神秘失踪”（实为特务所害）事件为例，抨击国民党的高压统治，同会上“三青团”方面的人激辩起来。因对方光说些骗人的陈词滥调又以势压人，引起我的反感，于是也发言助刘。不料会后竟听说我们与主持讨论的谢和朱，都被列入“异党活动”的黑名单。这太无理和可笑了。尤其是对我。我在北平师大附中读高中时，因不愿当亡国奴，反对日本人制造的“华北特殊化”（即脱离中国管辖成为“满洲国”第二），办了个叫“国家青年”的壁报，宣传“拥蒋抗日”，思想上是中间偏右一路的。现在只因说了几句公平话，赞成自由民主，就一下变成了“异党活动”？哈，也好。这倒使我对这个异党更好奇更发生兴趣，与刘、谢、朱更接近了。他们三人，思想都比较进步。谢入金陵大学前，在高中与在朝阳法学院读书时，就是进步学生领袖。刘更是，并且经历颇有传奇性。几岁上家在徐州，就在街上被山东“抱犊崮”下来的“山大王”绑票，在山上当了几个月的小“肉票”。十几岁上又从无锡家中不告而走，到上海去作共青团地下工作，当过沪东区团委书记。后被捕经保释出来才入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抗战时入川任四川简阳县中国银行农贷主任，并加入有名的抗日进步团体“大声社”和中共。在组织被破坏后，才回校读本科。朱则是胡风的熟人，到过延安。他们都对我发生了影响。这年暑假，我参加华西坝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地质组（我读过地质学课程）到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的汶川、理番二县羌族聚居的高山大川地带去作两个月的考察，步行约三千里。期末在杂谷脑镇，接到谢由成都校中来信，说他与“老夫子”（指朱）想到一个“好主意”，叫我回校时马上去找他们。不久回校见了面，他们说要以金陵大学、金陵女大国文系同学为主，也吸收其他系同学参加，组织一个文艺学习团体“现实文学会”。目的是学习文学、沟通心灵、提高修养、活跃空气，打破校园中自一年前发生的“皖南事变”后在高压下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这实际是“自由民主讨论会”的后续活动和受“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影响。我听了很赞成。因为虽然过去我“拥蒋”，但不赞成他在大敌当前之际打内战破坏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大好局面，也不赞成他搞专制独裁。于是不但自己参加，还介绍了与我谈得来的化学系的郭挺章、章松涛和我的高中同学高长山（燕京大学国文系助教）、尹盛志（飞机修理厂技术员，喜欢译海涅的德文诗）一同参加。刘因病休学，所以没有他。这个会，由于适应形势和人心的需要，很快地组成了。前后参加的约三十人。不仅有学生韩启文、邱祖武、袁华章、张照隅、郭子良、唐剑、钱瑛、夏郑安、张咏云、许希麟、徐季华、叶至美、张宝芬、贺祥霞、缪希琴、赵孟明、段俊泰、黄织等，还有助教诚庄容、职员刘振声（即七月派诗人芦甸）、成都三联书店经理倪子明也是会友。大家多读多想，定期开会讨论。有一阵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严寒，通红的鼻子》和《在俄罗斯谁能快乐与自由》风靡一时，许多人背诵。除了内部学习，还对外举行了几次“文学晚会”，表演节目，招待会外各校同学。受到广泛欢迎。晚会一次比一次扩大，影响日增。这个会，活动多样，内容丰富。大家共想、共作、共乐、共进。互尊、互重、互爱、互促，气氛和谐，又能互相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年轻人的友爱，我过去未享受过的，是很新鲜又有内容的。会中只设一个“总打杂”即总联络员与服务员。此职由大家公举，顺理成章地落在了谢的头上。而在他身后，又因朱读书多、思维深、中英文都好，根底充实又是诗人，实际是会中台柱与灵魂。但在校内登记学生团体时，他们说我目标小，让我应名充当团体“负责人”。其实“总打杂”仍是谢，我只是帮手。可是好景不长，在“文学晚会”一次次扩大后，华西坝五大学“联合训导处”在外力的迫使下传讯我，问为什么晚会演出“异党作品”与谁是共产党。经我辩驳，不欢而散。“现实文学会”被勒令解散，不准继续活动。并有人警告说，朱声有可能被捕。我们赶紧护送他离蓉，到重庆家中避难。这个会从此夭折，前后存在与活动了近两年。它在谢的日记中是条主线。朱声休学避难后，谢与我就更靠近了。每到星期天，只要天气允许，我们就离校出城，到郊外田野和村落中跑上一天，早出晚归。借以宣泄感情，舒散筋骨，接近大自然，增长耐力。路途中一面奔走跨越，一面天南海北、中外古今、大事小事、说个不停。什么甘地与克鲁泡特金的非暴力反抗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对殖民统治与沙皇专制的消解作用啦，什么朱声与钱瑛恋爱中的高度精神交流啦，什么乡间女孩子眼神多么清澈啦……随意发挥，无所拘束。可谓身、心与情、理的大修整与大生发。跑得饿了累了，便在乡场上买些花生、“锅盔”、面饼，到四川随处都有的茶馆去吃喝坐息。还随性攀树登高耍把戏。这些情景，因年深日久，我的记忆已模糊了，这次见他记得还挺细，一切又历历在目，如在当前。这种青年时期的友情生活，是久难忘怀的。2008年，一位老友，也是硕果仅存的当年“现实文学会”的人，在美国关岛大学教书的张宝芬，回到北京来信，谈到她读我的《望九琐记》一书的观感。在其信尾，谢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次宝芬回国能见到，非常高兴，太难得了。可惜你不在京。华西坝上昔日青年时代生活，有了你的书，有了你我她三个人还活着，这就使人感到鲜活的历史生活在我们生活中重现了。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老友重聚。我们是那一段历史的参加者和见证者。这不仅对我们有意义，留下来对后人也是有意义的。三十人剩下我们三人。但三个人所见证的历史，却多少反映了那些被埋没了的真实。历史的可贵和力量所在，就是历史的真实。”真实，对，可贵又有力量的真实！他是从宝芬信中说起的，但这两个字正可也用来说他的日记和他的一生。这本日记的特点除了生动丰满外，最大的就是真实。这和他一生求知、为人、做事的认真分不开，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是一个非常热情又认真的人。这种性格，甚至有时会给他带来苦恼。关于求知、做事，日记中记述很多，就不多重复了。关于对人、对己的认真可以多说几句。有一句话在日记中常常出现，就是“真真实实地生活”。这可说是他对人、对己的通用要求和准则。他非常重视朋友，日记里有一段说：“看到周围朋友的声影。他们是如何深深地影响着我的生活和思想。也看到我自己在朋友中的声影。我感激在这一生的短短旅程中我获得了很多可宝贵懂得生命、热爱生命的友人。他们在我生命里占了多重要的地位。”“一个人所创造的世界，一半是他的朋友替他建造的。而生活如没有朋友们的声影，他如何能叫‘人的生命’！”对朋友，他爱之切，望之切，责之也甚切。朱声是他最佩服的朋友，他对朋友的看法与态度，也颇受其影响。把朱看成好友、同志、“爱人”和“导师”，这也反映了我们许多人的心态与关系。在朱声被迫休学回家避难后，大家很关心与怀念他。给他写深情的信。在回信中他大兴“海内风尘兄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的念友怀人与自省自砺之风。写来一段动情的话：“伯牙学琴三年，而情之专一未能得也。其师一日引其至东海中，弃之而去，旬时不返。伯牙心悲，延颈四望，但闻海水汩没，山林冥，群鸟悲号，乃仰天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于是抚琴作‘水仙操’，琴超凡。”此话正可作为大家当时的友情的写照。在此情景下，道炉对友人的“爱深望深而责切”很突出。如对我，一方面优点上加以肯定，另一方面又深深不满我的粗疏模糊，目标不清，用心不专，追求不力，和质朴中的平庸。口头上说，日记里更多的记。而对有些朋友，包括他过去的男女友人，他的批评更严厉，不容情。甚至对有些教师、教授、名家，也有这种评议。虽我认为应该谦虚客气点，他也不降格以求。我心里明白，他虽有点苛，但实质上大体不错。他对我的批评，我是认可的。自知在思想认识上，我正在转型，比他与朱声差一大截。不过限于性格与基础，只能慢慢赶。他的求真心切，充满热情，下力很大，可能也因此在追求过程中，有时会遇到难题与困顿。尤其是“钻进去了又一下出不来”的阶段。思想上会像小猫在追自己的尾巴，打圈子。包括对“人与人”的关系，“远了感觉冷，近了又有刺”，感到矛盾。他很热情，但有时又自觉冷漠；他本爱群，有时又愿独居孤处。对人对事“过头”与“不及”就很难免了，尤其在青春期。但无论如何这份求真求实之心，是令我心仪的。他在层层突破。1944年他毕业了，任哲学系助教。与此同时，在被解散的“现实文学会”的基础上另组“现实学社”。我则参加了刘琦行等人发起的同类团体“五大学朝明学术研究社”，任骨干。团体不同，但争取自由、民主、宪政，反对打内战的目的仍一致。然因他的活动被“注意”，1945年后离开了华西坝。再见面已经是解放后，我到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他在人民大学任教，郭挺章也于1950年9月从美国回到北京，是我国新组建核能研究班子最早的重要成员之一。1951年11月朱声从杭州来北京开会，我们四个人在北京再聚首，那天真是太高兴了，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时的华西坝。其后，我下放内蒙古分行从事农村金融工作，到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我们四人都被波及-谢与朱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双双下狱；我被结论为“受胡风严重影响”的“准分子”；郭则是作为中国代表在赴日本参加世界原子能大会的半途中被紧急召回，交代与朱、谢的关系，接受组织的审查。因他从没有接触过胡风，与文艺界不沾边，且又是1946年就入党的极难得的科学家，才没有戴什么帽子。于是天各一方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后才恢复联系。第二次重见，痛心的是朱声和郭挺章都不在人世了。我们俩都摆脱了困境，被埋没日久的心智终于可以拿出来多做些事了。一转眼十年，退了。我们却像青年时期一样总在想些社会问题。我想，道炉研究了几十年马列，不知心得如何？2007年，他的心得出来了，我很高兴。恰好，我的书《望九琐记-一位老者的20世纪》也在这年出版，也得到了他的认同。可谓我俩又一次精神上的喜相逢了。2008年我88岁，在女儿和侄子的陪同下，回故乡白洋淀一行。路过北京时到谢家去探望他和卢玉这一对老友，见他神采奕奕，87岁还在到处跑，到处讲。谁料次年就病倒，于2010年长逝。惜哉，悲哉！这位老友真真实实地活了一辈子，值得后人长远地记怀。我们在青春时一同想望过。对未来，我们继续充满了想望……2011年4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