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驹过隙，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走过了35个年头。描述中国社会的变迁，使用“翻天覆地”一词当不为过。

思想的空前解放、GDP的高速增长、城市化的昂首阔步、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互联网的无孔不入、义务教育的快速普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提前实现、莘莘学子负笈海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多元化等等，不一而足。当然，更为深层而重要的变化发生于人们的内心世界，且常常处于盘根错节的矛盾与冲突之中：既有人性复苏的精神解放，也有进退失据的道德困惑；既有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幸福感，也有弥散四处的缺乏安全感；既有精确社会发展指标带来的方向感，也有核心价值观迟迟未果的紧张感；既有催人进取的未来梦想，也有充满戾气的社会疾病。

大体上，伴随社会快速变迁的是社会矛盾的加剧——传统与现代、美好与丑陋、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如同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对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英国社会的描绘：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狄更斯生动地解读了转型社会的文学形态。

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始终伴随着精神的洗礼，甚至是脱胎换骨的文化僭越。在历史厚重的中国尤其如此。

中国发展的路子前无古人，没有可资参照的经验，更没有预定的路线图，是“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语）的。我们在探索、试验、创新中不断摸到过河的石头，逐渐地形成了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她是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官方与民间、企业与事业、集体与个体等共同探索、互动发展中通过一块一块“石头”的不断积累、铺垫和完形的结果。

如何总结和概括30多年走过的路？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在做着理性或激情、乐观或悲观的思考。思考的一种结果是将改革探索沉淀的成果叫作“中国模式”。

这种思考方式的始作俑者是西方人。2004年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柏·雷默先生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雷默明确地宣称要总结一套关于中国发展和实力的新物理学，以“为如何思考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变化的国家提供一个框架”。此后，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式被贴上了“中国模式”的标签，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与评论。

诚然，高等教育与其他事业一样，30多年一路高歌猛进，发展速度之快当举世无双。回首来路，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举凡办学和管理权力的下放，地方大学的横空出世，民办大学的异军突起，高等学校的“共建、合作、合并、协作、划转”，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水平大学建设制度如“211工程”和“985工程”，都是在摸索中前行。摸到石头，总结经验，快速推广；没摸到石头，或修正路径，或另辟蹊径。对此，肯定者对此褒奖有加，批评者也对此诟病颇多，如何评价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成果，言人人殊，莫衷一是，这恰恰是进一步讨论的价值所在。争论的缘由之一是我们在理论和政策上准备不足，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的进程，或者说，实践逻辑走在理论逻辑的前面。这大概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必然结果。

近年来，有关高等教育“中国模式”的文章不断见诸报刊，关于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中国大学模式的研究日趋升温，既有外国学者的热切关注，更有国内学人的积极探讨，赞成者与异议者各持一端，形成多年未见的、颇有意蕴的学术争鸣局面。总体上看，这是理论界希冀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径依赖，为今后发展诉诸更多的科学理性的努力。因为世事日趋复杂，我们并不总是能摸到石头。

于是，系统梳理、回顾、总结最近30多年来高等教育发展经验成为一项颇具价值的基础性工作，这正是本书的意义所在。本书旨在进一步认识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质，进而认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概括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特殊性以及累积的“地方性知识”，探究高等教育发展可能存在的“中国模式”。

在此，特就本书作出几点说明。

1.时空边界

界定和限制一项研究的时空是必要的。本书时间是指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或许也有自己的模式，但不在本书叙述的范围；空间是指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改革实践与探索，也许香港、台湾地区、澳门更有特色，但不是本书讨论的对象。

2.研究思路

本书定位为一部从宏观层面描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路向的著作，重心在于凸显中国社会独特转型、经济快速增长、文化冲突加剧的背景中，高等教育究竟发生哪些变迁、处于什么状态、形成何种模式、背后深层缘由以及未来发展路向。

3.基本立论

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是长期发展累积的结果，是客观存在的发展模式。因而对其研究尽力秉持客观立场，遵从“去时间性”和“去价值性”的阐述方式。所谓“去时间性”，就是论述中国高等教育问题时，尽量回避“早发内生现代化”与“后发外生现代化”、发达与发展中、先行与赶超等的时间维度的历时叙述；“去价值性”是指在阐释高等教育中国模式时，作者尽量不作价值判断，只描述“是什么”，即对其进行客观描述，并作相应的追问“为什么”，但尽可能不进行价值判断，不采用西方与东方、先进与落后、中心与边缘的价值比较。

4.主要问题

试图回应近些年人们普遍关注的有关问题：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何为“中国模式”？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的意义与影响因素有哪些？普通本科教育的发展尤其是新办本科的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是否创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是否初步形成了可以称为“中国模式”的东西？

5.核心观点

以“中国经验”、“中国特色”、“中国案例”为关键词，从理论上归纳和描述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认为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初步形成，表现为高等教育管理模式、高等教育地方化模式、本科教育发展模式、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终身教育发展模式等。

必须指出的是，研究中国模式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与问题，进一步认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以便更好地面向未来。未来与其说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不如说是我们要创造的地方。未来的创造，不应该也不再可能依靠“摸着石头过河”了，需要的是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科学理性，需要对未来的准确预判，需要对发展的合理规划。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大多时候，我们“摸着石头”过了河，确实足够幸运，但不可能总是“摸到石头”，蹚过未来之河，实现民族梦想。走向未来，必须有赖于科学精神的普及、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国民素质的提升，而教育正是构建未来社会的基石。唯此，中国模式才可持续，乃至可以被他者学习、借鉴和复制。

刘晖 识于观云斋

2013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