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作为世界性问题引起国际上的高度关注。“城市病”可以说是国际城市发展的通病，大多数城市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城市病”，有的正在遭受着严重的城市问题困扰，也有的通过多年的治理，“城市病”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或者有效治理。所谓“城市病”，主要是指由于人口过多、过快地往城市空间集聚，引发城市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进而形成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社会冲突等一系列的问题。城市规划和建设缺乏前瞻性和自我控制力，导致向周边地区进行“摊大饼”式扩张，大量良田耕地被挤占，人地矛盾突出，而城市失业人口总是占较高比重，贫富差距拉大、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制约城市和谐发展，引起市民身心疾病。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病”形成及其治理的一般规律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特别是诸如伦敦、纽约、东京等世界城市长期积累的“城市病”治理经验具有典型意义。北京在长期快速发展中积累形成人口膨胀、交通拥堵、雾霾天气频现、环境污染等“城市病”难题，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如何借鉴国际经验，深入考察北京“城市病”的主要表现、成因，进而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是值得系统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一，系统梳理“城市病”研究的相关理论，为北京“城市病”治理提供理论基础。对“城市病”的研究有其共同规律，也因存在国别和发展阶段的差异而呈现出差异性。但围绕“城市病”及其治理，学术界形成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和理论体系。对古典社会学、人类生态学、社区学派、田园城市、低碳城市等理论进行回顾性梳理，提出指导北京“城市病”治理以及京津冀低碳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古典社会理论对早期“城市病”及其治理给予关注，为研究和治理“城市病”问题提供基础性的理论支撑。人类生态理论是“城市病”治理的重要理论基础。人类生态学是研究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生态关系与相互作用，研究人与人类所生存生活的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科学，是研究人类在其对环境的选择力、分配力和调节力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联系的科学。社区理论是对社区范围内各方面问题进行研究所形成的理论、学说、观点的通称。社区理论学派主要侧重于城市的微观视角，认为城市是一个大的社区，“城市病”问题可以浓缩为“社区病”问题进行整体考察。关于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主要有城市社区邻里关系与社会网络、城市社区权力两种。田园城市理论区别于传统城市的去农村化模式，田园城市勾画了一幅城市生产生活与自然相互融合的美好图景。田园城市理论为破解首都北京的超大“城市病”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宜居城市理论区别于田园城市理论，更加强调以人为本进行城市规划，强调城市建设与发展应服务于人。低碳城市理论为“城市病”治理和城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理论工具。低碳城市以低碳经济为主导，以低碳发展为理念，在生产和消费两大领域重视节能减排，构建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确保城市经济在增长的同时，不能以损害城市资源能源和环境承载力为代价，构建更加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生态体系。

第二，总结和探讨“城市病”演化的一般规律及阶段性特征。通过对“城市病”的范畴界定及其主要表现进行研究，分析“城市病”演化的阶段性特征。结合中国实际，需要重点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及北京“城市病”演化的阶段性特征。对“城市病”与中心城市功能定位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不同阶段产生的不同城市形态、不同功能需求导致的城市要素之间的失衡关系。美国学者乔尔·科特金将工业革命引发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卫生状况恶化及一系列相关问题称之为“齿轮暴虐”。“城市病”的内涵没有统一的界定，不同专业的学者从自身研究的视角出发对“城市病”进行了阐释。本书认为，所谓“城市病”，是指在长期城市发展过程中，因城市资源过于集聚、产业过于集群、功能过于集中导致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污染严重、生态恶化、社会冲突等诸多问题。

“城市病”的各种表现主要是人口膨胀以及老龄化问题、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社会冲突等。一般而言，城市演化规律遵循城市中心区快速增长、城市郊区化、大都市区化等典型阶段，每个阶段表现不同的特征，也面临不同的“城市病”问题。“城市病”的演化与城市产业发展密切相关，是随着城市产业的兴起、发展、繁荣、衰退而产生和发展的。许多“城市病”的形成与城市产业不断集聚，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膨胀，进而带来资源能源短缺、产业发展滞胀相关。城市产业规模膨胀受到资源能源瓶颈性制约，经济结构升级对城市运行模式产生新的要求，导致了“城市病”演变。

第三，基于跨区协调的视角对纽约“城市病”治理的经验进行考察。纽约作为美国第一大城市，全球著名的国际性大都会，也曾面临许多重污染型企业和产业过度集聚于核心城区，遭受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问题的困扰。但通过有效治理，纽约成为美国最节能环保的重要低碳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诸多弊病。在城市化的同时，遇到一系列的“城市病”问题：如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和住房紧张问题，环境污染导致市民疾病缠身问题等。

纽约城市演变经历了从城市化向城郊化过程。基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所带来的“城市病”问题，纽约市各级政府选择新的发展战略，加强城市规划，在原有城市化的基础上向城市郊区化方向转变。纽约通过从城市化向郊区化演进有效缓解“城市病”问题，大致经历了城市居住功能的郊区化、城市商业功能和产业功能的郊区化、以卫星城镇实现城市综合功能的郊区化、城市功能的跨区域协同化等阶段。纽约在实现从城市化向郊区化过渡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跨区域的协同发展，建立了大纽约都市圈的协同格局，有效缓解纽约“城市病”问题，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纽约“城市病”治理的主要经验体现了跨区协同与均等配置的特征，比如：构建跨区协同机制，强化规划和组织实施；加强公共住房建设，重视公共服务均等化配置；完善公共交通体系，化解交通拥堵难题；重视垃圾回收节约能源，加强低碳发展构建绿色纽约。这些经验值得北京借鉴和参考。

第四，基于雾霾治理的视角对伦敦“城市病”治理经验进行考察。英国是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城市化进程也较早，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城市病”问题也是较早的。英国著名劳工史学家哈蒙德夫妇将英国19世纪的“城市病”问题称之为“迈达斯灾祸”（Curse of Midas），批评英国一味追求工业生产却引发各种商会、民生、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伦敦进行了系统的“城市病”治理，采取了有效的治理措施，将雾都变成了绿都，值得北京借鉴。

伦敦通过治理雾霾，实现由雾都变绿都。伦敦雾霾问题源于1952年的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使英国人开始反思空气污染酿成的苦果。从滚滚毒雾到蓝天白云，英国铁腕治污成效显著。经过多年持续不断的治污，今天的伦敦空气质量大为改善，早已摘掉了“雾都”的帽子。伦敦雾霾治理的主要经验是多种手段齐抓共管。堪称半个多世纪的铁腕治污，使伦敦终于走出雾都的魔窟，变成了拥有清洁空气、生态宜居的世界绿都。一是法律治理，出台《清洁空气法》等严苛法律；二是政策治理，收取拥堵费和发展公共交通；三是技术治理，利用新型胶水“粘”住污染物；四是绿色治理，建设绿地和使用绿色能源；五是社会治理，鼓励公众讨论和媒体曝光。伦敦雾霾治理的经验启示及北京的对策建议主要表现为：制定首都空气清洁法规，加强雾霾治理的制度建设；设立污染检测点，严控尾气排放；加强雾霾治理的技术攻关，以技术创新促进治理；发展绿色公共交通，使用清洁低碳能源，减少碳排放；重视社会群众参与首都雾霾治理。

第五，基于空气污染治理的视角对洛杉矶“城市病”治理经验进行比较研究。洛杉矶作为美国比较典型的工业城市，先后经历雾霾事件和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经过几十年的治理，洛杉矶地区的空气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洛杉矶空气污染的治理先后经历了组织法规治理时期、市场技术治理时期、转型协同治理时期三个阶段。根据洛杉矶空气污染治理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具体政策措施，为北京“城市病”治理提供重要借鉴，主要表现为：建立跨行政区的空气污染治理机构，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制定空气质量规划和标准，建立严格执行机制；鼓励市民参与空气污染治理，建立共建共享机制，加强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建立低碳技术创新机制；积极建设绿色交通和建筑，建立低碳发展机制。

第六，基于副中心建设的视角对东京“城市病”治理经验进行考察。东京作为著名的世界城市，也曾经遇到比较严重的“城市病”问题。东京采取有效的“城市病”治理措施，从规划引导、功能疏解、副中心城市建设、产业调整、人口疏导、资源配置等多个方面加强治理。这些经验值得北京借鉴和参考。东京“城市病”的主要表现：人口过快增长，工业企业在城市中心区过度集中，钢铁、造船、机械、化工和电子等产业迅速发展，东京地区集聚了大量的制造业企业，吸引了更多外来人口的集聚，进而造成住房困难、交通出行压力大，企业过度扎堆导致的碳排放增加和城市环境污染严重。

东京“城市病”治理的主要经验为：一是加强规划和疏解城市功能，建设城市副中心；二是调整产业结构，引导人口分流；三是构建都市圈轨道交通体系，完善公共交通设施；四是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避免城市公共资源过度集中。通过对东京治理“城市病”的比较研究，总结和提炼出对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和促进京津冀低碳发展的有益借鉴。一是加强城市副中心建设规划，强化规划执行；二是加强公共资源均等化配置，有效疏解城市功能；三是引导产业转型、转移和升级，减少人口在中心城区过度膨胀；四是加快首都轨道交通网建设，破解城市交通拥堵难题。

第七，主要基于文化改造与产业升级的视角对德国鲁尔区“城市病”治理经验进行考察。鲁尔区依托煤炭资源推动传统工业发展，逆工业化引发城市转型困境。鲁尔区对传统工业区进行文化内涵的改造提升，总结出区域整治、博物馆、公共游憩空间、综合开发、低碳发展等经验模式。借鉴鲁尔区经验，中国城市发展应该重视文化改造，制定区域整治规划，不能千城一面，重视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加强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城市低碳发展。

第八，从人口、资源、环境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联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和问题考察，分析北京“城市病”问题的主要表现以及内在成因，找出治理“城市病”的关键要素及其传导关系。北京“城市病”问题主要表现为：人口增速放缓，但人口总量还在持续攀升，超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一直困扰首都北京的持续发展；交通总量持续增长，“首堵”问题长期存在；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疏解低端产业困难重重；能源消费总量攀升，雾霾问题严重，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北京“城市病”形成的影响因素很多，关系复杂。从本质上说，“城市病”是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城市化发展规模速度之间矛盾积累的结果。

第九，研究北京“城市病”治理及京津冀低碳发展对策。北京“城市病”治理既要结合国际上“城市病”治理的一般经验与规律，也要结合北京的自身特色选择科学的发展对策，需要以落实首都战略定位为指导思想，以构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为基本目标，加快北京“城市病”治理，加快京津冀低碳协同发展。

基于以上几个角度，本书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研究古典社会学理论、人类生态学理论、田园城市理论、低碳城市理论等的内在关联，分析“城市病”的演化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比较典型的世界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等治理“城市病”的基本经验，分析北京“城市病”问题及其成因，提出北京“城市病”治理及京津冀低碳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为北京构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