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卢纳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集《艺术及其最新形式》的译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是鼓舞了俄国乃至世界的劳苦大众；革命斗争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以列宁为代表的杰出的新型领导人，他们中许多人都能高瞻远瞩，鉴往知来，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卓越的组织能力，其中不乏博学多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卢纳察尔斯基就是这批人中当之无愧的一员。他早年入党，追随列宁，是一位满腔热情的革命者；他才华出众，学识渊博，深谙艺术理论、美学、批评、文学创作，一生著述甚丰，是不折不扣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虽然他在工作中屡有失误，甚至错误，每每受到党的，特别是列宁的批评（有时是很严厉的），但他始终把自己毕生的活动和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深受列宁的器重和尊敬，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文化教育要职。58岁时他受命出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不幸于赴任途中在法国病故，过早离开人世，为革命，为人民，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此，当时联共（布）中央的讣告称他是‘功勋卓著的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杰出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10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为卢氏的《西欧文学史指要》的中译本写一点简介时，觉得上面这段文字还是能够概括卢纳察尔斯基一生活动的真实面貌。的确，卢氏有渊博的学识，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对西方艺术有着深刻的了解，加之他对革命的热情和坦荡的民主作风，在广泛团结文化界人士，积极培养新人，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诞生，如果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算起也只有一百多年时间，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许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梅林、拉法格、普列汉诺夫、蔡特金等人，他们就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问题发表过很多精辟的论述和重要观点，但真正把这方面的工作当作自己毕生事业的，恐怕当属卢纳察尔斯基了。他凭借自己对西方文化的深厚造诣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经验，对于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分析人类文化遗产，历史地看待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和艺术问题，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重要论述。他的许多论著乃至艺术创作，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文艺乃至后来苏联文学的成长，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在步入21世纪的今天，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历史条件下的深入发展，在总结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道路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时候，回首卢纳察尔斯基半个多世纪前的许多著作，使我们感到它们并未因自己是一定时代的产物而失去自身的亮点和价值，相反，它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借鉴的园地，使我们从中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在产生、成长、发展中所走过的艰辛历程，使今天的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工作中，能够更好地以科学发展的态度，对历史与现代纷繁的文艺现象采取严肃的科学分析的眼光，认真地进行鉴别，以便更好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我所用。

卢纳察尔斯基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十月革命胜利前，他侨居国外，对西方的文学、戏剧、音乐、绘画作过深入的研究，跟西方当时的许多艺术大家有过交往，甚至还将他们的一些作品介绍到俄国；他自己也写过反映西方人民生活的作品。这种特殊的革命经历和学术历练，使他作为一个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共产党员学者，对西方文化发展的系统历史与现状，形成了有别于以往传统观点的独特的看法。这本《西欧文学史指要》就是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著述之一。这是1923—1924年他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稿，经作者修订出版后，曾作为苏联高校的辅助教材使用过。作者在出版前言中说，他的讲座是专门为不久前还是红军战士或指挥员的年轻学员们开的；他们大都是党的工作者，亲身参加过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为恢复苏维埃初期的国民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生活经验都非常丰富，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造者。为响应列宁1920年10月2日在俄国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青年人要成为共产主义者，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的号召，国家专门派他们来系统接受作为人类共同文化宝库的西欧文学史教育。卢纳察尔斯基当时已是俄联邦人民教育委员，当时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但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责无旁贷，应该借讲座的机会，结合自己革命的经历，系统地讲一讲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类文化发展历史——从民间口头文学直到新生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慎重思考，讲座既要考虑到历史的纵深，又要着眼于地域的跨度，所以内容涉及面很广；在他旁征博引，系统讲述西欧文学史的各个重要时段的同时，还要力求将浩瀚丰富的内容浓缩在学校规定的有限课时内，加之学员们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讲座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卢纳察尔斯基做到了。学员们听后非常满意。13讲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观点鲜明，从荷马直到20世纪20年代西欧文学史的各个关键点都讲到了。考虑到学员们文化水平各异，不可能对他们做通常的学院式的学术讲座，只能采取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紧密联系实际的讲课方式。讲课人的主要意图是使学员们“对文学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让大家“喜欢上文学”，不仅学会否定过去的文化垃圾，更要学会吸收其中大量的精华。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观，通过大量的文学事实，阐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原则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文学的积极态度，课程始终贯彻着社会主义美学理想的精神。

当时，十月革命胜利不久，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艺学研究刚刚起步，高校和学术界这方面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非常普遍，一些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所谓“文化历史学派”、“历史比较语言学派”、“形式论”等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下，卢纳察尔斯基的《西欧文学史指要》讲座正逢其时，别有一番意义，它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西欧文学史研究方面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20世纪20年代初，俄国在西欧文学史研究方面充其量也只有文学史家和莎士比亚研究家Н.И.斯托罗任科原先的旧讲稿和文学评论家Φ.Д.巴秋什科夫主编的、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编写的19世纪西方文学史等已经老掉牙了的东西。另外，苏联文学史家柯甘的《西欧文学史纲》，也只是在参照丹麦实证主义文学史家布兰代斯的《19世纪欧洲文学主流》的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一番诠释的著作，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很重。而当时颇有影响的苏联文艺学家В.М.弗里契的《西方文学发展史纲》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更加系统。针对当时社会上的各种错误观点，报刊上也有人站出来批评，从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观。但这方面真正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当属卢纳察尔斯基的《西欧文学史指要》了，它针对所谓的“文化历史学派”、“历史比较语言学派”、“形式论”和“庸俗社会学观点”，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真研究和分析了文学史上的各种创作活动。

卢纳察尔斯基所指的“要”是什么呢？

他在讲座中总的思路要点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交替论为出发点，对人类历史发展进行总体考察，阐明每一种社会形态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宝库都作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同时也留下了自己特有的历史印记，从而说明人类社会发展各个历史阶段所创造的文化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重要意义；要求学员们在对待文化遗产上一定要抱着分析批判但又十分爱护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卢纳察尔斯基在系统介绍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艺术的基础上，着重强调古代艺术和中世纪艺术的突出特点，深刻说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发展的复杂性，对巴罗克艺术、古典主义、洛克克风格和感伤主义作了介绍，指出18世纪启蒙现实主义的重要意义和浪漫主义精彩纷呈的艺术多样性，特别强调了19世纪和20世纪现实主义的重要价值和独有特性。他从各个方面严厉批判了资产阶级颓废没落的文学艺术，对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新生文学作了乐观的展望；在俄国批评史上，是他最先指出西欧文学史中无产阶级革命派文学的诞生，指出了它的历史规律和光明前景。他对各个时代文学实践的分析，总是紧紧扣着那个时代的生活实际和社会实际，所以他对作品的诠释既丰富多彩，又鲜明生动，我们从第6讲中他对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人的描述中可见一斑，他将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同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紧紧结合在一起了。

在分析西欧文学流派各自特点的同时，卢纳察尔斯基非常善于抓住19世纪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在勾勒巴尔扎克、狄更斯、福楼拜等大家的创作肖像时，西欧批判现实主义的总的面貌也就非常清楚了：对社会矛盾的无情揭露，狠狠鞭挞了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特别是在第12讲里他指出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已经开始出现诸如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关于工人阶级题材的描写和巴尔扎克笔下刚刚萌发的无产阶级运动。他认为，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是真实艺术的伟大学校，是苏联青年作家应该认真学习的瑰宝与典范。

卢纳察尔斯基反对艺术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作风；他认为，一切现实主义艺术大家的创作个性都是非常复杂的，是独一无二的，认为以真实著称的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无疑也是一位浪漫主义者（见第12讲）；他的这一将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者相互结合起来的观点，和持有相似看法的高尔基的观点非常接近。但俄国革命前关于西欧文学现实主义的教科书和学术专著很少有专门谈论作家的创作方法和某个历史时期现实主义的论著。卢纳察尔斯基不得不将这些极其复杂的问题作为自己讲座的内容，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深入浅出地指出与过去密切相关的苏联文学发展的光明前景。他告诫学员们一定要认真鉴别真批判现实主义、假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区别；这在早期苏联文学中关于如何继承优秀的文学遗产，如何对现实主义进行准确的历史定位，避免因滥用现实主义概念而使现实主义的本质荡然无存的那个年代，是非常现实而迫切的问题。与此同时，卢纳察尔斯基非常敏锐地觉察到十月革命后的俄苏文学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进步文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重要意义。

卢纳察尔斯基在讲座中没有专门讲18—20世纪的俄国文学，只是偶尔提及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某些情况，供听众查考，因为学校当时开有一门专讲俄罗斯文学的课程。他不同意托洛茨基否定工人阶级文学存在的可能并有其发展规律的观点，认为当时的苏联文学就是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前途无量。他认为文学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与手段；他以大量事实说明人民群众在文艺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说明剥削阶级和宗教思想对文艺的有害影响。他的这些论述虽然观点鲜明，但不免失于简单化，特别是在分析古代文学和圣经等作品时太过简单，很少关注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这是早期苏联文艺学矫枉过正的一种通病，但其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文艺现象的初衷和作法还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历史地看，《西欧文学史指要》仍不失为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艺学的一部重要论著，它带有英雄年代的明显局限，也闪现出革命时代耀眼的光辉。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文艺学对讲课中所谈到的一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例如不再认同西方史诗是源于神话的观点，也不再同意英雄史诗是从封建主那里流传到民间的说法。此外，学术界对卢纳察尔斯基在第6讲中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是他人之作的观点也认为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对此，莎学研究者在20年代末已经作了有力的论证；卢纳察尔斯基知错必改，后来他对这位英国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类似的评价偏颇之处，在第13讲中对丹麦作家安•尼克索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政治判断上也有所表现；这并不奇怪，因为20年代初安•尼克索的创作走势确实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而罗曼•罗兰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文学界呼吁对资本主义应采取不抵抗主义的言论使卢纳察尔斯基对他们的政治立场一度产生了怀疑；后来，安•尼克索的创作倾向渐趋明朗，罗曼•罗兰也放弃了先前的观点，转而赞同代表新世界的社会主义理想，卢纳察尔斯基对他们的态度自然也改变了。至于卢纳察尔斯基当时对某些作家、作品的或褒或贬的评价，现在看来，有的显然已经过时，有的也还有商榷的余地，毕竟文艺学已经发展半个多世纪了，此时此地已非彼时彼地，但《西欧文学史指要》一书在普及苏联文艺学对文学史的研究方面还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的。

《西欧文学史指要》出版后曾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短短数年内一版再版，每次再版前卢纳察尔斯基都要仔细对书稿进行修订，删除一些自己感到不满意或认为观点已经陈旧或表达不确切的地方和提法，如“古代资本主义”、“古代封建主义”和认为早年基督教神甫是“无产阶级参谋部”的提法等；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卢纳察尔斯基生前一再及时修正自己的观点，唯恐自己的研究落后于新时代科学思想发展的步伐。

本书译自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P.M.萨马林教授主编，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8卷集《卢纳察尔斯基文集》第4卷，书中注释和译者前言所用资料也大都源自该文集的第4卷。

本书在译注过程中有幸得到社科院研究员庄慧君同志的鼎力相助，译者在此特表达真诚的谢意。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郭家申

2012.8.17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