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陶

清末民初，世事阢隉，革命军兴，王纲解纽。改良变法渐成明日黄花，是以梁任公创少年中国说，以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者，无非寄憧憬于“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少年中国说》）之未来。严又邻则谓国家富强之道在“求其能与民共治而已”（《辟韩》），又比较中西文化异同云：“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而生。”（《论世变之亟》）谅哉此言！苍黄翻覆之际，欧风美雨来袭华夏，文人士夫栉沐其间，有识见者更喜以传统嫁接泰西，历算科技既瞠乎其后，人文教化亦有待夸娥氏焉。王观堂于辛亥鼎移之后，犹系心清室，然于哲学、美学、文学、戏曲皆能会通域外，尤为新史学之开山。其从容自沉或谓殉清，或谓负债，或谓殉文化，不一而足，陈寅恪则誉以“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文》），提纲挈领，颇有见地。至于辜汤生之学贯中西，倡春秋大义，敬天法祖，驰名海内外，犹以胜朝遗老用世。后人目之为“怪”、为“痴”皆可，诋之为“陋”、为“顽”，则否。

柯蓼园年长于汤生，更逾观堂几三十龄，而所处时世则同在革故鼎新之际，文行出处略似，皆不与季世之顺民同路，然亦非欲挽狂澜于既倒者比，惟埋首学术，系心名山，成就堪称斐然。若以后世名声论，蓼园逊于汤生，更弗逮观堂远甚，要其三者信念之坚守、独立自由之祈向则一，未可轩轾。盖乱世不乏发扬蹈厉之先觉者，亦多有簠簋不饰之庸官俗吏，所鲜者向心赓续、务实求真之学人耳。蓼园博极群典，于经史、舆地、历算、词章之学无所不窥，而于史学尤所究心，《新元史》之撰述，《清史稿》之编纂，皆沾溉后学，前者更价重扶桑，竟膺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之选，百年前之异数也。后生蓼园廿馀年之张尔田遁庵氏，亦以史学名世，《史微》之作既蜚声士林，于《清史稿》之杀青与有功焉，差堪肩随蓼园。然遁庵倚声之学若《遁庵乐府》与其史学建树几于并耀齐辉，蓼园虽为徐菊人晚晴簃之座上客，诗名则逊于其史名。其《蓼园诗钞》，或谓拟昌黎、遗山，或谓可踵武工部诗史，观堂至以“今世之诗，当推柯凤老为第一”誉之。实则学人之诗，以其馀力而为之，典重质实，非关别材、别趣，能明其形迹、交游，即当有裨于考证，如此，则以诗史目之亦可。

崔君建利《柯劭忞诗集校注》之作，精心校勘，注释则瞩目于人名、舆地。卷末附录蓼园生平资料亦称详备，甚便读者。先是，崔君业师李庆立先生允诺为其发硎之作写序，不意今年五月遽赴玉楼之召，是以崔君再问序于余。余与庆立先生交近三十年，亦师亦友，攻错间则诚余畏友。今应崔君之请得以附骥，不免黄垆感旧，潸然于人琴俱逝矣！

是为序。

乙未仲冬于京北天通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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