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是为我的同行经济学家所写，我希望其他人也能看懂。但是，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理论上的难题，至于该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则居于次要地位。因为，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之处，那么其错误之处不在于建立在精心构筑的逻辑一致性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而在于其假设前提缺乏明确性和普适性。因此，除非通过高度抽象的论证和进行大量辩论，我无法达到我的目的，即规劝经济学家批判性地重新审视他们理论的某些基本假设。我本希望这种论证和辩论能少些，但我认为重要之处在于：不仅要阐释我自己的观点，还要指出我的观点在哪些方面有别于现在流行的理论。我预料，那些深深沉迷于我称之为“古典学说”的人将彷徨于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完全错了，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并未提出任何新见解。这两种意见，或许还有第三种意见，究竟孰是孰非还要由他人予以判断。我所写的辩论段落旨在为作出判断提供一些素材。另外，如果我在辩论中的文字过于尖锐，我请求谅解，那不过是为了让分歧更为明确。对于我现在抨击的理论，我本人曾多年奉为圭臬，因而，我想我不至于忽视该理论的有力之处。

所辩论问题的重要性是无以复加的，但是，如果我的阐释是正确的，我必须首先说服我的同行经济学家，然后再去说服普通民众。在当前这个辩论阶段，虽然欢迎民众参加讨论，但他们只能作为旁听者，倾听一位经济学家陈述他与同行经济学家之间很深的观点分歧，这些分歧在目前几乎摧毁了经济理论在实践中的影响力，而且，在这些分歧未得到解决之前，这种破坏作用还将持续下去。

本书与我五年前出版的《货币论》之间的关系，我可能会比其他人认识地更加透彻。原本是我经过数年求索而得到的思想上的自然演进，有时却被读者看成使人深感迷惑的观点变更。尽管我迫于需要对名词术语作了某些变动，但对消除读者的困惑并不会起太大作用。我将在下面的行文中指出用词上的这些变化。至于两书之间的关系可以简要总结如下：当我开始撰写《货币论》时，我依然沿袭传统思路，把货币的影响看成是独立于供给和需求的一般理论之外的东西。该书完成之时，我在将货币理论拓展成总产量理论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由于我当时尚未摆脱传统理论的先入之见，因而未能透彻探讨产出水平改变的后果，这正是该书理论部分（即第三编和第四编）的显著缺点。我所谓的“基本方程”不过是在既定产出假设下的瞬时图，它们试图表明，假设产出是既定的，为什么会有各种力量造成利润失衡，产出水平也因此而必定发生变动。但不同于对瞬时图的分析，该书对于动态发展的论述是不完备而且极其混乱的。与此相反，本书则演进为一本主要研究哪些力量决定整体产出和就业规模的著作，而且，在本书中，虽然货币在经济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和特殊的位置，但是对其技术细节则不作论述。我们将会看到，货币经济本质上是这样一种制度，在其中，对未来看法的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的方向，还可以影响就业的数量。但在考虑未来想法改变的影响的前提下，我们分析现实经济行为的方法仍以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基于此，我们的分析方法和基本的价值理论就能相互结合，并因此而得到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理论，我们所熟悉的古典理论则成为这个一般理论中的特例。

撰写像这样一本独辟蹊径的著作，如果作者想避免过多的错误，那么他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批评和辩论。如果一个人单独思考的时间太长，那么他短时期内对愚蠢东西的相信甚至会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对于经济学（以及其他伦理道德科学）尤其如此，因为在这些研究领域，经常无法对个人提出的理念进行决定性的规范性或实验性的检验。本书比我写作《货币论》时更加得益于R.F.卡恩先生经常性的建议和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如果没有他的建议，本书的很多地方不会取得现在的进展。我同样得到了琼·罗宾逊夫人、R.G.霍特里先生和R.F.哈罗德先生的许多帮助，他们阅读了全部清样。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D.M.本苏珊-巴特先生编写了本书的附录。

对作者而言，本书的写作是一个为了摆脱传统思想而长期奋斗的过程。如果作者对这些传统思维和表达方式的攻击是成功的，那么大多数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也会有同感。本书以如此复杂的方式表述的思想是极其简单和明晰的。困难不在于新思想而在于摆脱旧思想。对于大多数像我们这样由其哺育成长的人们而言，旧思想已经遍布在我们头脑的各个角落。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935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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