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之目的是在考察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的基础上，分析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20 世纪初叶，易学在中国当时思想界中之地位及其如何被现代新儒家所利用和发挥以应对西学之挑战，进而对未来易学及中国哲学之创新发展提供一些意见或建议。概言之，研究现代新儒家之易学思想既有其思想史上的意义，也有其现实层面的关怀。

本书之研究方法是在对各家思想分开甄别的基础上，再合而观之。就各家言，本书尽量还原其思想形成之历史背景，于其中剥离出易学的相关信息，然后分析诠解，总结归纳其易学思想的特点。概言之，本书之写作方法，与其说是易学学术史的考察，不如说是在做一种思想史的解读。

就解释学的角度而言，易学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它因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而演进变化，历久而弥新，形成了各个时代之不同特色的易学。现代新儒家之易学思想即有着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问题、方法、观念，从而形成了新的特点，在新的高度上升发了易理，可以说已然形成了一个易学研究的新流派，可称之为现代新义理派。本书选择了现代新儒家中的五位代表性人物即马一浮、熊十力、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作为研究之个案，从第一章至第五章分别对他们的易学思想进行评析，在此基础上于第六章中归纳总结出现代新儒家的易学特点，并对易学的发展做出展望。马、熊、牟、唐四人因其学问思想的内在关联性，本书将其排列在前，对于方东美之生命哲学观，本书将之排列在第五章。

马一浮的解易进路重在寻求《易》中的普适性价值。他将天下学术归入六艺，原与终的作用被赋予《易》，进而于六艺之中突出易学的本体地位，阐述其遍在一切学术的超越时空之价值。就其认为天下学术原于易、终于易而言，马一浮的论证方式是带有本体论意味的。他试图为世界文化找出逻辑上的核心基础也就是“本体”所在。立足于中国传统，马一浮为天下学术、文化刻画出这样一条逻辑上的谱系，即天下学术—六艺之学—《易》—《十翼》。马一浮通过中西学术的比较，以为世界文化寻求共性的视角，在《易》中确立了世界文化的基本观念。马氏所要表彰的超越性价值是《易》中的道德性命之学，他认为经由极深研几，崇德广业，以开物成务的内圣外王的进路不仅可以指导国人亦可以对世界文化之发展做出贡献。他以心外无易的命题保证了易道中存在普适性价值的可能性，进而将这一价值归结于性命之理，并通过理气关系将性命之理落实于性修不二的工夫论中。就形上层面言，全理是气，全气是理，而理归本心。就人性论言，全情是性，全性是情。就工夫论言则全性起修，全修在性。从本体观至人性观至工夫论，马一浮保持了思想上的逻辑一贯性。

熊氏解易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他对现代价值的关注。他的易学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他解易的进路是从现代性入手考察易学史、构建新易学，试图以易学的概念、术语、范畴、命题解读出时下最为流行的观念。为了凸显易学的现代意义，熊氏将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乃至社会主义等现代价值理念根植于传统之中，并以此为标准对易学史重新梳理。他打着探本求源的旗号，行的却是解释学的进路。熊氏将孔子一分为二，早期孔子学说被其称之为小儒之学，一切关于帝制、等级、专制的理论皆归于此。孔子易代表孔子的晚年学说，是大同之学，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存于其中。熊氏进而在融会中西的基础上，创造出一套新的易学体系，以易学的旧瓶装入现代理念的新酒。就熊氏所构建的易学哲学而言，他完成了从本体论、宇宙论至人生论的完整设定。体用不二论，熊氏挺立了意义世界的价值，对人生社会做一种肯定的判断；翕辟成变的宇宙生成论，熊氏凸显了辟势的价值即创新的价值所在，以辟势所体现的阳明、刚健诸德向国人昭示一种积极向上的勇于担当的人生价值；乾坤一元论，熊氏凸显了个体的价值，将现代社会个体的自由、平等、民主、革命等理念植于形上本体之上。熊氏明确认识到，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并不能涵盖中国的形上学说。他进而倡导一种新哲学：经学式的哲学。将易简工夫与支离事业，熔为一炉，在心性修养中体认天道的基础，寻求科学的发展，可算是对传统心性论的一种现代阐释。

牟宗三的解易进路相较于马一浮与熊十力两位先生，其特点是从哲理的层面出发，重新梳理中国的形上之学。牟氏前期思想，是以自然哲学的视界观照象数易学的传承，从汉清易学的梳理中理出了一套中国式自然哲学的发展路线，并进而分析了中国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关系。其后期是以道德形上学的理路重新诠解易道，他将穷神知化解读成道德形上学的核心命题，并以“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作为道德形上学的纲领所在，指示一种道德修养进而成就内圣外王的路数。就牟宗三所诠解的易理而言，他认为《周易》经传中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并存，虽然体现出天地之变，物理之奥，表现出自然哲学的层面，也进而展现为“义和之官的智学传统”，但这终归不是《易经》的核心所在。易学是“穷神知化、各正性命”之学，是本于道德意义、价值意义反观于宇宙及其形上的本体，它内含的宇宙论、本体论是摄于道德形上学之下的本体论，是一种道德修养证悟式的形上学。这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思辨的形上学，牟宗三称之为“实践的圆教下的形上学”。牟氏将乾坤解读成创生原则与终成原则两个抽象的原则，进而将道德意蕴赋予其间，从而去除隐于《周易》中的时代因素、历史背景，建立起道德形上学的本体论，使《周易》经传在现代社会仍然彰显出魅力，能够指导人生。

唐君毅对《易》之解读主要是围绕内在超越的话题展开，虽然与熊氏、牟氏相较他同样有本体论的建构，但其目的既不是要阐述易中的现代性，也不是要表达道德的形而上学，而是要关注人之生命、心灵的问题，他之本体论不过是通达生命境界的桥梁。“易”之本体论为内在超越奠定了形上基础，而“易为天人内外相生相涵之圆教”的解说指示出心灵提升之路。宇宙之生生之不息的变化之道被唐氏诠解为大和之境的实现过程，人之生命历程亦应即世间而获得一种精神的超越，以进入保合太和的天德流行境。他认为《周易》经传中所阐发的易道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之理，它以“易”为本体，通过阴阳乾坤的相荡相摩而表现为创新成就扩大丰富的过程，体现为天人内外相生相涵的圆教思想，并彰显为阴阳相感交的和谐之境。宇宙的生生不已被其视为一种宇宙生命或宇宙精神的体现。在唐君毅看来，整个宇宙即是一幅大和之境。人之生命存在及心灵存在也应以追求和谐以进入天德流行境为目标。因而易道之现代价值即在于它所昭示出的人生价值的指向。

方东美之易学哲学建构不同于以上四家，而是以《易经》中的生生之理，融汇生命哲学，创立了中国式的生命哲学观。方东美认为《周易》之大义即是一种生命的本体论，它所昭示的宇宙是一种六合之内的生生不息，宇宙即是一种大生命。因于生命自身的创造力，形上本体与形下之器，心与物，性与命等皆可以贯而为一，内圣与外王可以一而统之。方先生所阐发机体主义的《周易》大义，实是他以生命哲学的视角观照《周易》经传，复以《周易》经传中的生生之理接引生命哲学的精神，在这种双向的对话中，《周易》的生生之理得以提升为生命的本体论，而西方哲学的理念得以融入中国哲人的精神。

可见，从对易学中普适性理念的强调，至以现代性的观念重新构建易学体系，发展到从哲理的层面提升易理易道，再至以一种超越性的情怀关注易学所昭示的大和之境，四家解易可谓各有特色，且在逻辑上不断深化。而方东美的易学生命本体论建构，则可以看作是中西哲学会通中的一种中国哲学创见。综观五家解易进路，本书将其共性总结为四点：

1.新视域。就现代新儒家之解易进路而言，他们与古代儒者之最大不同即是西学视域的引入。他们的易学思想多是在中西学术的碰撞中产生。

2.新问题。重新确立了《周易》经传的历史地位。面对疑古学派、西化派的质疑以及西学的冲击，现代新儒家各谋新径，从不同的角度，阐明易学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中的地位，把被打落于神坛的《易经》重新扶上学术至尊的宝座。

3.新阐释。现代新儒家各自从其视界出发对《易》做了新的诠解，易学在他们的诠解下生发出新的活力。

4.重工夫。就诸家易学思想而言，他们都关注到了易学与西方哲学之不同，即易学不仅是一种知识，它在本质上应是一种进德修业的工夫之学。易学的价值取向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有其可以借鉴的意义。

现代新儒家的易学研究进路虽然新意颇多但亦存在许多缺憾。马一浮对《易》中普适性价值的重视亦使其并没有更好地吸收借鉴西学的成果，而熊氏对现代价值的偏重却使其易学有生硬的嫁接之感。牟宗三早期对自然哲学的重视已然落入了马一浮所批评的路向，《周易》本来即不是讲宇宙论、本体论的学说。其后期虽然回归到天人合德的进路，提出道德的形上学以区别思辨的形上学，但其通达易理的路径更多还是在思辨哲学的理路上展开。唐君毅虽然经由本体论而将易学引向了对超越性价值的关怀，但其对易理的分析亦是以思辨的方式进行。此四家虽皆看到了易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点，即它是一门见道证体之学。但自马氏始，这种对道、体的修证就渐渐开始为哲理的思辨所取代，以至易学已然变成了一种思辨式的哲学，传统的价值取向被逐渐放逐了。这与熊十力所设想的经学式的哲学可谓大相径庭。就易学而言，它在现代转变的过程中面临着众多困境，它既要有其独立性又不能逃离西学的参照，既要继承传统的价值取向又要面向现代性，既要有仁智之人的书斋沉思又要有对现实社会的生命关怀。而这些两难困境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现代生存环境的缩影。易学要发展就需要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中国哲学要发展也应于易学困境及现代新儒家的解答中寻求启示。

就易学而言，它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可以说每个时代皆有每个时代不同的新易学，它是历久而弥新的，应存其现代化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与传统断裂，那么解决的方式只能是重拾传统的话语。这应是重建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寻找失去的家园当然不是件易事，但对传统的新的梳理是必需的也是可行的。我们不可能完全抛弃既有的“习染”回到过去重新聆听先哲的教诲，但林中总有供人行走的路。学术环境的不断改善以及百年探索的积淀给我们提供了反思的机遇。现代新儒家的解易进路就是对这个结论的最好诠释。当日本入侵，救亡图存成为主要任务时，现代新儒家的解易进路即是如何于《易》中诠解出可以肯定中国传统以鼓舞士气之思想，而当抗战胜利后，则其关注的焦点也可始发生变化，变成希望通过《易》的新诠解理出可以安顿人之心灵、解决西方文化弊病的理路。因而就《易》之文本而言，它对任何时代都是敞开的，在解释学的视界中，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易学新解。虽然探本求源的考据亦有其存在的必要，但易学对当代人之意义当不应只是一种文献学的知识，而应有其指导人生的价值。面对愈演愈烈的现代弊病，社会危机，《易》中的天人合德的模式或许可以给现代人以启迪，它之进德修业、成己成物的理路也能给现代社会提供新的路向。就《易》之开放性而言，易学的发展不会停止，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一种当代新易学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