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主义是世界各种宗教之中存在的普遍现象。这种从人类文明发端就与宗教相伴而生的文化现象，值得我们去认真认识并作出学术解释。但是，神秘主义的研究由于存在较大的难度，在学术界较少有人涉及并存在争论。在国内，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极少，专门的宗教学著作中也是空白，甚至对于神秘主义这一术语存在质疑和否定。在国外，神秘主义作为一个不能令人满意但又不可或缺的术语，其定义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而有所变化。

对于神秘主义的特征和评价，国际学术界一直存在分歧。关于神秘主义的核心——神秘体验，20世纪初宗教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在大量个案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人性之研究》（1902）中认为，神秘体验对个人而言，具有一种超验意义的真实性，但这种真实性与体验者的意识状态有关。他还为神秘体验归纳了四个特征：超言说性、知悟性、暂现性和被动性。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的影响引发了关于神秘体验的多样性和一致性的学术争论。然而，由于各种宗教的神秘主义文献的不断整理刊印，以及广泛学术领域中大量成果的发表，使人们对于神秘主义的内容及其阐释形式之间区别的复杂性，有了更加精致深入的了解，从而使得早期的争论显得肤浅和单薄了。不过，在整个八九十年代，新的争论持续不断。关于神秘体验的主要问题最终归结为，它是对超在神灵或实在的精神体验，还是个人自我意识内在产生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争论依然存在，但人们还是不能否认世界宗教史上的神秘主义传统，以及著名神秘主义者的修持实践和理论阐释的伟大价值。

因此，神秘主义和宗教一样，是一个疑问颇多但又不可或缺的术语。在当代宗教研究的术语中，它仍然得到确认，并继续在更加广泛或理论的层次上，在相关的学术讨论和研究中占有显著的地位。所以，在现有的一些定义的基础上，以宽泛的方式做出某种定义是必需的。例如将神秘主义认定为一种通过个人体验获得的，对于神圣者或最终实在的瞬间、直接、直觉的认知。再在这种合一的体验中，个人的感官知觉消失而进入某种无法言喻的超时空境界，与之相伴随的生活特征则是内在或外在方面提升的活力、宁静和喜乐。我们还可以宽泛的认为，作为在异象幻视、冥思和意识的统一状态中所体验到的，或作为在学说和实践中表述的宇宙和人类之间存在一种一元的和富于情感联系的种种观点，或对于神圣者和终极实在的资源和基础的直觉认识，以及与之交流沟通得到确认的传统，都可以归之于神秘主义。

不过，随着宗教史领域的扩大和对神秘主义研究的深入，国际学术界大致达成一种共识，提出四个必须坚持的标准。第一，必须避免在任何宗教的历史传统之外，将神秘主义具体演绎为统一的体系和传统。第二，必须避免将任何一种传统的神秘主义形式和原理，作为评价神秘主义的普遍适用的标准。第三，必须考虑到神秘主义所涵盖的世界规模的多样性。第四，必须考虑到神秘主义所具有的四个维度：体验的、理论的、实践的和社会的。这就是说，神秘体验的种种歧义，都与一些不同学科和方法紧密相关。反之，又被表述在学说和哲学、象征和思考中的大量观念所丰富。在特殊的历史传统和社团中，所有这些都会有社会的体现。

神秘体验是神秘主义的核心。一般而言，神秘体验同宗教体验相似，同为意指由宗教概念建构的意识形式。其中自然会包含心灵和情感的解释性活动。但是，这种神秘体验必定是属人的、文化的，都会用传统的宗教观念和当地语言建构表述，由此产生的神秘主义的差异，大多是文化传统的差异。

神秘主义的理论方面，说明神秘主义并非单纯的修行实践。由神秘体验的记述和阐释，以及随之形成的思辨体系，或称神秘神学，或称神智学，形成神秘主义的大量文献，构成神秘主义思辨的宏大体系。尽管神秘体验经常说成是“不可言说的”，但历史还是遗存下来大量的神秘主义文献。其中关于神秘体验的解说，大多为神秘主义者的门生或后人所报道。而且，“报道宗教经验的人，总的说来在精神上比其他人更加协调，更加快乐，以及对社会更有责任心”。神秘主义的建构人，例如艾克哈特大师，有人指责“他不描述他的经验，不告白他的信仰，或者提出教义，而且他不教导一种灵性戒律”，为了试图说出它不能说的内容，而不得不玩弄语言游戏。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影响对神秘主义文献研究的重视。现在，神秘主义文献不再被仅仅看作记述观念的载体，而且是神秘体验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神秘主义传统的生活中，自有其开始、消化、注释等不同阶段，以及学说与实践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在通常理解的记述性外，还有工具性和参与性的功能。

神秘主义的实践方面，应包含关于身体和思想训练的所有行为，或者是神秘主义者作为生活方式的实践因素，或者是实现神秘体验的更为直接的部分前提。通常说来，这种实践有长期的礼拜和祈祷，忏悔和反省，隐身独处和流浪乞讨，咏唱圣歌和诵念赞词，变换身体的姿势和呼吸吐纳的技巧，饮食禁忌和斋戒绝食，集体舞蹈和运动训练，以及使用陶醉品，等等。与进入神秘状态的联系更为隐秘的是集中意念的活动，在某些宗教神秘主义的传统中，还对冥思和静观作出区分。实际上，神秘主义实践的多样性，与神秘体验和学说的多样性相比，往往更少受到学术界的注意。但是，这种多样性对于神秘主义的比较研究更为重要。至少比抽象的存在论或现象学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个更合适的切入点。

神秘主义的社会影响，在宗教史上是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黑格尔认为神秘主义是一种精神解放，神秘主义“人为人的精神直接知道上帝这个观点的伟大之处，即在于承认人的精神的自由，在人的精神的自由中包含着（直接）认识上帝的源泉；在这个自由原则里，一切外在的、一切权威都被取消了”。在历史上，神秘主义否定中介，挑战正统体制的宗教权威，常常具有解构性、颠覆性，从而产生强烈的政治性。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指出，“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活跃于整个中世纪，革命反对派随时代条件之不同，或者是以神秘主义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公开的异教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认为，神秘主义的社会影响全都是革命的。从整体看，神秘主义者在其传统学说的发展上，在改革中，在复兴和抗议中，都起过显著的作用，有时也在教派纷争中，在救世主义和千禧年运动中有着突出的地位。

以上几点对于犹太教神秘主义研究都是适用的。不过，由于犹太教研究的学术活动开始于启蒙时代，犹太教学者极力试图证明犹太教是伦理一神教的理性形式，从而将神秘主义推向边缘。即便是格尔绍姆—绍莱姆（Gershom Sholem），虽力图恢复神秘主义在犹太教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但在《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1955）中他仍宣称，上帝与人类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是产生神秘合一诉求的原因，强调“即使在迷狂中，犹太神秘主义者总是意识到造物主与造物之间的区别，后者加入前者”。然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的学术研究对他的观点提出质疑和挑战，证明在后期的神秘主义文献中，神秘合一甚至同一的表述，非常确定并屡见不鲜。

犹太教神秘主义的渊源自然会追溯到《希伯来圣经》。由记载众先知遭遇到的种种异象，或上帝创世的过程等内容引发的冥思，后来形成了“宫殿文献”（hekhalot）和“创世文献”（ma’aseh bereshit）为代表的神秘主义流派（2—10世纪）。前者又称“灵轮文献”（merkavah），主要专注于先知上升天上所见上帝宝座的异象；后者则探究宇宙的结构和创世的秘密。神秘合一的记述，最初出现在12世纪中叶的喀巴拉早期文献中。尽管犹太教神秘主义的形态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形态有较大的相似性，但在后来的喀巴拉神秘主义及哈希德派中，犹太教神秘主义独特的实践和语言特征，都有自己的解释学。

《申命记》说：“惟有你们专靠主上帝的人今日全部存活。”（4：4；参阅10：20；13：5）专靠（devekut,又译依恋）的概念，后来被解释为“与上帝交流，从而达到与上帝合一的精神境界”。在喀巴拉学说中，它被视为人类灵魂在精神阶梯的攀升上最接近上帝的最高一步。另在《出埃及记》（28：8）中，表示上帝居留在以色列人中间，称“舍金纳”（shekhinah）。《塔木德》作为对传统经典解释和发展的集大成者，既要论证上帝的超在性，又要肯定上帝的内在性，因而借用舍金纳作为上帝之名。舍金纳本意为“居留住所”，表示上帝的临在，称“上帝之荣耀存留大地”，意指上帝的显现，或显现时光芒四射。后解释为上帝临在于人类生活时的显现，或表达上帝的内在性。上述这两个概念，为犹太教神秘主义的合一，也包括更为极端的神秘同一，提供了《圣经》的依据。喀巴拉和哈西德神秘主义虽然使用神秘同一的语言，但通常坚持这种统一不是整体的，强调自我继续存在，至少以某种形式存在或返回。事实上，在犹太教历史上，即使最极端的神秘同一支持者，也从来没有与犹太教律法实践决裂，陷入反律法主义立场。

喀巴拉神秘主义汇聚中世纪各种神秘主义的实践和思想流派，逐渐形成宏大的思辨体系。它不仅关心神秘的数字、图像和字母，还更加关注上帝的性质。其中12世纪和13世纪以盲人以撒（Isaac the Blind,1160—1233）和摩西·德·莱昂（Mosheh De Leon,1240—1305）为代表的普罗旺斯—西班牙学派所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在喀巴拉学说经典《光辉之书》（Sefer ha-Zohar）中，作者以神秘主义思辨对上帝创世的奥秘等作了系统的阐释。其中上帝被称为“无限”（Ein Sof）,“因为万物在他之中，他在万物之中，所以他既是显现的又是隐蔽的，显现是为了支撑整体，隐蔽是因为他并不见于任何地方”。造物主的十次流溢和显现，又称十个数（sefirot）,以此使上帝创世过程和宇宙存在变成可感知和可理解的。最后的一次流溢也称舍金纳，即神圣的存在，以指上帝“内在地”存在于个人、社会和场所之中。尚低于世界的统一体显现为“无限”与“舍金纳”的和谐一致，因此一开始是完整的，但当邪恶出现时就会发生混乱，舍金纳会失其所在，仅在孤立的个人和场所中存在。因而生存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道德完善和“专靠上帝”而恢复原始的统一。每一个人都必须以这种神圣的统一为目标，但这种统一的目标又是全体以色列人的。当弥赛亚出现、圣殿重建之时，舍金纳就会与无限重新合一，万物又恢复原始的和谐。此外，《光辉之书》强调爱是神圣合一的奥秘，不论是在道德的还是虔信的修持中，“爱都把最高的和最低的阶段结合为一，是一切事物都处在万物结为一体的阶段中”。天上存在一座爱的宫殿，每个可爱的灵魂都可以进入其中接受上帝的亲吻。而每位“神秘主义者的巨大努力，是要达到合一状态，而不是沉湎、迷失于神性的深渊中。这里迷失被想象成这一统一过程所固有的一种危险的可能性”。

在中世纪的犹太人生活中，喀巴拉神秘主义的影响与日俱增。流散各地的犹太人长期处于物质困苦和肉体折磨的悲惨境地，使它比拉比犹太教更能给人带来精神慰藉的力量。然而，尽管它作为犹太教内一支独特的宗教复兴力量而传播得极其广泛，但只是从18世纪开始，通过哈西德运动，犹太民众才接受了喀巴拉的直接影响。

18世纪，东欧犹太人中出现了带有神秘主义狂热的宗教复兴。作为与正统体制相冲突的犹太教神秘主义，集中体现在哈西德运动上。哈西德派的领袖们利用了以撒·卢里亚（Isaac Luria,1534—1572）的新喀巴拉学说，并把它改造成自己的神秘主义实践。他们将喀巴拉的重心从沉思静观转向神秘的心理分析，从关于宇宙创造和修复的理论转向获取极乐的方法，从少数精英的秘传圈子转向广大民众的宗教生活。哈西德派的创始人贝什特（Besht,Yisra'el ben Eliezer,1700—1760）认为，既然上帝无所不在，那就可以在日常生活的普通事物中找到，无需一味求助于禁欲苦行的修持，因为“世俗事物仅仅是领悟上帝的一种手段，终极目的是消除自我，通过沉思默想而上升，达到存在于上帝之中”。哈西德的祈祷，是以信徒的虔诚专注，采用唱歌、跳舞，甚至跳跃、旋转等行动，最终达到如醉如痴的状态而闻名的。在祈祷中全身心地“专靠”上帝，从而消除自我意识，使灵魂达到神圣境界，由此实现“对罪恶实在性的否定和致力于建立一种愉快地献身上帝的内心世界”。实际上，哈西德派在一个特别持续动荡不安的悲惨绝望年代里，培育了一种正视犹太人所处现实的乐观态度。

至现代，由于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的介绍，世界各国较多地认识了哈西德运动，该运动也一直在犹太教内保持着宗教活力。在当代，一些哈西德派积极恢复犹太教的传统以对抗世俗化，从而成为犹太教复兴的一支重要力量，犹太教正统派的中坚。

以上所属犹太教神秘主义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浩瀚的文献典籍和丰富庞杂的内容，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都是一个难度极大、工作量甚重的研究课题。刘精忠教授选择这一课题，不仅显示了可贵的学术勇气，也展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较高的研究能力。在《犹太神秘主义概论》中，他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犹太教神秘主义现象，作了系统的梳理和精细的分析；对每个时期的犹太教神秘主义的观念、内容和特征，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影响，它们在犹太教历史上的前后传承和演变，以及与正统体制的拉比犹太教及弥赛亚运动的复杂关系均有清晰的分析，从而说明处于极度悲惨的生存困境中的犹太民族，如何以神秘体验的精神信念正视现实，“继续做一个犹太人”。刘精忠教授强调，神秘主义作为一种相关内在信仰体验与实践的累积传统，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内，其所关注的重点及其具体的外在表现形式，实际上都深受不同外在历史性生存环境的影响。这些论述对于深刻认识犹太教和神秘主义，及其在当代犹太教中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启迪意义。

这部《犹太神秘主义概论》，从作为研究基础的原始资料《以诺三书》《创造之书》《光辉之书》等的译介来看，作者尽力吸取国际学术界最新成果，认真研读相关原始资料所下的功夫，令人赞叹。由此使这部基础性的学术著作，在国内犹太教研究领域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据我所知，刘精忠教授在学术上素来有高远的追求目标，在实践中也能勤奋治学，知难而上，在扎实打好学术功底的基础上，不断开拓进取。在当下的学界中，浮躁肤浅、急功近利几乎成为风气时，能按照学术规范，扎扎实实，辛勤耕耘者实属罕见。因此当该书刊印之际，刘精忠教授嘱我写序，我有感于其立志之笃，为学之勤，尤喜其书虽非完美，却有大成，深有所得，故勉力写上几句，与作者共勉，并希望他有新的更多更好的学术著作问世，以不负时代，不负学术繁荣的期待。

周燮藩

乙未年初秋于京东农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