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昭明文选》？为什么要研读《昭明文选》？回答这两个问题就是要明辨《昭明文选》之“体用”（或曰“体”与“用”）问题。体用，指事物的本体和作用。“体用”作为一个固定词语，出现较晚，先秦文献尚无记载，唐代以后才广泛使用，宋明清学者对此已有辨说211757。而“体”与“用”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确立较早，先秦两汉都有讨论，《参同契》卷下：“春夏据内体……秋冬当外用。”及至晚清，张之洞《劝学篇》用“体用”明定对于西洋文化、科学技术的政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代哲学家熊十力著《体用论》指出：“体”乃宇宙本体，“用”乃实体变成功用，体与用既有分而终不二，虽不二而究有分。用哲学“体用”思想指导学术研究，可以说任何一种学术，都可以分为两大端——“体学”与“用学”。“《文选》学”也不例外。可以这样划分：所有针对《文选》的编撰、文本、注疏、版本等内容的研究，是对《文选》本体的讨论，是为《文选》“体学”，是力图还《文选》及其文本一个本来面目的学术工作；所有针对《文选》文体学习、语词遣用、修辞艺术、辑佚校勘等的研究，是对《文选》功用或者说价值的讨论，是为《文选》“用学”，是力图完成《文选》对士人写作的范式作用和《文选》对文化传承的载体功用的工程。虽说“体用不二”，但终有分别。历代学者对于《文选》学之“体”与“用”的研究都是混沌的，没有从体系上做一个很好的缕析。这其实也是中国很多称之为“学”的学术研究之共性。这里特别提出“《昭明文选》用学研究”，并不是说以前的《文选》研究者们没有进行《文选》“用”的研究，相反前人的研究已很深入，但是却表现得很零碎或者是把《文选》之用的研究杂糅在本体研究之中。而今，《文选》“体学”几已大备，“用学”尚有欠缺或者说不成体系。所以我们继武前贤，力图把《文选》“用学”体系化。《昭明文选》从编订到如今，已经走过了一千五百年左右的历史。其间经历了很多起伏波澜，唐代鼎盛、宋代嗣响、元明新变、清代复兴、五四践踏、今又昌盛。《文选》始终还是那个《文选》，为什么会有这样多不同的遭际呢？原来是人们对它的“用”不一样所致。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个响亮的口号至今还回响在人们的脑际——“选学妖孽，桐城谬种。”211758今天，当我们以冷静的眼光重新审视那段历史，觉得为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而拿《文选》开刀，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并不能因此而真的否定了《文选》的价值，也不可把《文选》等携带着的好的传统统统践踏、抛却，以至于矫枉过正。一件事情、一个工具、一项发明甚至一种著作，它们本身也许没有问题，而最终导致了尴尬的结果，究其原因恐怕还是人们“用”的问题。例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多少年来在广大群众中更多的是把火药用于制作鞭炮、把司南用于看风水等，何其悲哀！诺贝尔发明炸药，也没有想到人们会用于战争杀人，结果何其尴尬！爱因斯坦说：“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说：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又如《周易》本来是中国先民们对自然界、对人事通过观察，总结经验而凝结成的一部关于自然、人事等规律的哲学著作，可到如今仍有很大一部分人把它当作看相、算命的法宝。鲁迅在谈到《红楼梦》时也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所有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用学”的重要！《昭明文选》自编成之日起，人们就开始了对它的学习与研究。萧统的侄子萧该撰《文选音义》，是第一个传承和研究《文选》的学者；至唐曹宪、李善师徒注释、讲授《文选》，于是“其学大兴于代”211759，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文选学”211760。一千五百余年来，人们对《昭明文选》真个是学了千千万、评了千千万、说了千千万，似乎再也没有可以让今人置喙的空间。其实不然，就训诂诠释而言，尚留下很多未解的谜团或者说与原文真意相左的解说，例如清代汪师韩研究李善注，就搜罗出李注中“未详”者百余条，那么多“未详”处，虽然五臣注解时做过一些努力，但直到今天学者们也没能够给出一个全面圆满的答案。这些都是《文选》本体研究留下的空间。是继续《文选》“体学”研究？还是拓展211761《文选》“用学”研究？这是我们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经过对历代《文选》学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文选》学成果211762的考察，我们觉得《文选》学的更大空白是在其“用学”研究方面，因此我把自己的选题确定在《文选》“用学”研究上。萧统编辑《昭明文选》的目的主要是为人们读书养性、学写文章提供一个范本，即“集清英以明时义，类范文以刑后昆”211763，在这个范本里除了学习义理之外、主要还是学习语言辞藻、做文章的技巧和章法。特别是学习《文选》成词成句、敷采摛文的笔法，通过学习模拟然后达到超脱，这其实也蕴含于杜甫所说的“《文选》理”211764之中。确定以《昭明文选》“用学”研究为课题，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起先，通过粗略的信息收集评估，得出目前学术界进行《文选》词汇研究的专论并不多，于是不揣浅陋，决定以《文选》文本为语料进行整体词汇研究，并强为之辞曰：《文选》虽时跨八百年，选录130余位作家761篇作品，但都在上古汉语范畴内，而且所选之文都是用文言书面语词表达，故而应该是可以进行共时平面研究，甚至可以按其朝代先后进行历时平面的考察。于是花了不小的精力把130余位作家之761篇作品分作者按朝代先后重新归并，即周代4位作家23篇作品、秦代1位作家1篇作品、汉代29位作家及无名氏计104篇作品、三国时期24位作家131篇作品、两晋45位作家258篇作品、南朝27位作家244篇作品。文本整理好之后，笔者发现《昭明文选》选录文章每个时代并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不仅表现在作家上，而且表现在同一作家的作品上；而要进行词汇研究不仅要求语料的典型代表性，而且要求语料的普遍完备性，否则难以就片面的材料为一个时代甚至于多个时代的语汇找出共性特征。挫折之后，只好再读书，再普查文献，再收集信息。发现自唐以来人们都在揣摩诸如如何学《文选》等问题。杜甫所谓“熟精《文选》理”其含义之一就是：感受、积累、运用《文选》辞藻、隽语、丽句，模拟《文选》文章体式、行文笔法等经纬诗文。几年来，我参与导师罗积勇先生主持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唐代试律试策校注”，发现唐代科举诗赋取士试律诗不少篇题是取自《文选》中名句。宋代高似孙《文选（诗）句图》自序说他破解了杜甫等学《文选》的秘诀，就摘《文选》著名诗句为图，以利于学习者。而苏易简《文选双字类要》、刘攽《文选类林》则以语汇意义为关系纽带，类聚《文选》辞藻。到了明代，凌迪知编《文选锦字（录）》，更是开宗明义说“作文如制锦”。清代杭世骏《文选课虚》立论说：“文章之用，虚实二者而已。”“实”指典故、旧闻，此全天下之公言也；“虚”指各类状貌修饰之辞，此各个作家一心独运也；杭氏汇集《文选》众多“虚”辞以供习文者之用。而程先甲《选雅》，则是仿《尔雅》体例，静态词典式的编排《文选》“类义”语汇，云：“《选雅》何为而作乎？将以存古义、资译学者也。”这些书可以统称之为《文选》辞藻类纂之书，它们或多或少地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学习《文选》、学习写文章是从辞藻的学习开始；而这些辞藻的按意义类聚似乎又暗示我们：古人做文章很大一个技巧是触义类而联想，汇集辞藻、汇集事典，摛彩铺文成锦绣华章。这样，我又修正自己的论题为：《文选》辞藻“用学”研究。再后来，发现后人学习《昭明文选》，不仅局限于辞藻，也包括对《文选》收录诸诗赋文文章体式的学习，例如李白有“三拟《文选》”以修养自己文学才能的故实211765，以及对《文选》诗赋文思想义理等方面的继扬等等，这些正好印证了编者萧统的话——“略其芜秽，集其清英……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由此，我把题目改定为：《昭明文选》“用学”（应用）研究。在多年的学习和教学实践中，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篇文章之为用也，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语言层面，二是章法层面，三是义理层面。语言层面在于对辞藻、典故的习用、套用、化用；章法层面在于对文体的把握、对行文构思布局的领悟与学习；义理层面在于对文章提供的思想、道理甚至于方法等多方面的习得，从而在心灵和精神方面得到提升。这三个层面是一篇文章的血肉和筋骨，也是读文章者要汲取的营养所在，当然就是文章之“用”所在！那么，我们研究《昭明文选》之“用学”，也时时以此三者为红线。但是，我们又不能仅仅以此三条红线作为经纬文章的所有，因为《昭明文选》作为一个汪洋浩瀚的总集，我们无法用三两条线把它韦编好。因此，我们的研究又分为如下要目：一、历代《文选》的流传与《文选》学述评——或者称为《文选》学小史，梳理前贤时修研究成果，这是我们所有研究得以展开的文献普查基础；二、《昭明文选》与唐代的科举诗文——对比试律试策展开讨论，这是对《文选》“用学”的一般研究；三、《昭明文选》与杜、李、韩诗文创作，这是对《文选》“用学”的个案研究；四、《昭明文选》辞藻类纂之书述评，这是集中于《文选》“用学”的语言研究；五、《昭明文选》“用学”的其他研究，诸如校勘、辑佚、辞典编纂等。通过这五个纬目展开探究，对具体文献材料进行翔实的描述比对分析、把一般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进而丰腴《文选》之“用”这个经目，力图构建一个研究《昭明文选》“用学”（应用）的学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