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革命以来，人类对于提升速度的需求日益膨胀，基于这一需求，众多以提升速度为目标的科技成果被发明出来，电报便是其中之一。作为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产物，电报与飞机、汽车等交通运输工具相比，有两个不同的地方：第一，电报传递信息的速度非常之快，这一速度甚至超越了古人的神话玄想。第二，电报传送的信息是无形的，却常常蕴涵着强大的力量。

当电报这项新鲜的西洋事物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传入中国的时候，清廷的顽固守旧势力对其给予了坚决抵制，这一过程充满着曲折与戏剧化。抵制者的理由除了“夷夏之防”那一套陈词滥调之外，还动用了“风水学”这一文化武器。然而，内忧外患的国情已经不允许清廷作出更多选择，他们最终还是接纳了这项来自西洋的“长技”。这一接纳与其说是洋务官员谏言献策的正面推动，毋宁说是清廷政治、经济、军事屡处窘境的被迫选择。

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清政府通过洋务运动建立了“官督商办”这种具有过渡形态的管理体制，基本满足了政府和民众的电报通信需求，然而，“官督商办”以“商办”为具体运营方式，对于电报这样一项关乎国家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事业而言，显然缺乏足够的支配能力，特别是当政治危机或战争爆发的时候，官督商办无法满足当政者的政治和军事需求。但是无论如何，“官督商办”的管理体制仍然有其历史进步性，至少它允许商人涉足“国企”，这一点今天中国的很多“企业”都无法做到。

随着中国电报事业的建立与发展，电报与政治发生了多种形式的联系，特别是在清末民初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电报在政治领域获得了广泛应用，进而直接参与了清末民初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从中华大地的第一条电报线路建设开始，当政者的政治命运就与电子信息的传递紧密联系到了一起，清政府、北洋军阀、国民政府、红色政权无一例外。电报技术的应用、电报资源的争夺、电报权力的运用、电报政策的制定等问题，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一条重要线索。

本书由八个部分组成。引言部分介绍了著书的缘起与研究的意义，提出了科技史与政治史、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评析了前人对晚清电报问题的研究成果。第一章探讨了晚清电报技术的引入与传播情况，探讨了西方近代物理科学与电报技术在共同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模式和历史影响。第二章研究了晚清电报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情况，探讨了晚清电报技术的实际发展水平和中国电信工业体系的建立。第三章分析了电报通信对于甲午战争的影响，对比了中日两国在电报技术、电报事业、谍报实力和军事制度等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距。第四章探讨了电报通信与庚子国变中的政治纷争，以电报通信为线索审视了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关系。第五章分析了电报国有与清末的政府危机应对，探讨了清廷在实施电报国有的进程中所禀持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意图。第六章探讨了电报权力与民初的政治斗争，分析了袁世凯通过掌控电报权力和电报资源来巩固中央政权、谋取政治利益的政治意图。

基于上述研究，本书得出结论：电报技术从引入中国之始，就不是无涉于任何政治或社会因素的“纯粹技术”，事实上，正是政治和社会等外在因素的推动，才促成了电报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引进与推广。电报事业与晚清中国动荡的政治环境、频繁的军事斗争、日趋复杂的社会关系、亟须提高的社会生产力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电报技术作为政治统治者的话语工具，已经植根于社会土壤当中，负载了超越技术本身的外在价值。

概而述之，从清末民初电报与政治的互动模式来看，近代中国的电报技术与政治变迁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与牵制的关系：电报不仅横向贯穿了政治权力和政治行为的多个方面，使其隐性或模糊的政治关系变得更加清晰和具体，进而推动了政府行政方式的变革和国家政治局势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电报纵向地把政治与社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密态势联系起来。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上层建筑与社会基础之间的联系也日渐紧密，政治统治者在享有政治信息交流权、社会话语监控权等多项权益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公众联系日趋紧密、社会思潮交流加速等影响政治的因素，这一情况在清末民初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局势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本书是在笔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修改而成的。由于水平有限，难免疏漏之处，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史斌

2011年12月20日于杭州小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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