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立足于英国早期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审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及这一制度包含的矛盾冲突，在批判性地继承古典经济学家就利润率下降问题有关论点基础上提出了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是“现代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规律”，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否定趋势。在长期理论和实践中，学界特别关注甚至唯一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利润率的演变趋势以及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润率的波动与趋势变化问题长期被忽视。不少学者习惯性认为，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经济现象，因此，绝大多数理论和实证研究也都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展开分析。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从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高速运行了30多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不过，随着中国经济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体系积累的矛盾必然反作用于中国经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学者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情况，提出一般利润率下降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存在的论断，但缺乏实际统计资料的验证。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采取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是否存在利润率的长期下降趋势，并没有得到确定性验证和令人信服的解释。从微观层面来看，利润率表示资本的增值程度。利润率水平的高低是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好坏和评价企业经济效益高低的重要指标。从宏观层面来看，利润率是资本积累的条件、刺激与动力，而资本积累又是影响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关键变量。一般来说，利润率上升的时候，投资增长率也比较高；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加快，带动就业和消费水平提升。利润率下降或低迷时期，投资增长率会下滑；投资主体预期比较悲观，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迟缓，就业压力增大。因此，详尽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实体经济利润率的波动、趋势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对于理解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与演变，评判相关政策措施利弊得失，以及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都具有典型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日渐显现。研究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运用它分析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对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走向，提高经济治理能力，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书基于马克思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要点，适当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利用1981—2009年统计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体经济的利润率进行初步测算。在对实体经济利润率的现实水平和历史轨迹进行深入分析基础上，探讨实体经济利润率的演变趋势，进而检验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否存在。实证研究表明：如果剔除各年的不规则变动和较短时期的周期变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利润率的变动轨迹是：1981—1990年，利润率趋于下降；1991—1998年，利润率缓慢回升；1999—2009年，利润率再度趋于下滑。整体来看，在将近30年时间里，我国实体经济利润率基本呈下降态势。考虑我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工业部门仍然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之一，我们还单独考察了工业部门利润率的变动趋势。经验分析显示，1981年至今，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推动工业部门利润率在波动中趋于下降。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以及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变化趋势与马克思的预测完全一致。为了进一步透视中国实体经济利润率，还借助西蒙·莫恩的分析框架，剖析了影响实体经济和工业部门一般利润率和净利润率波动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然后，使用同样的方法测算了美国非金融公司部门1966—2009年的利润率。在此基础上，本书比较了中美两国利润率演进的异同，对影响利润率波动的制度背景和政策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实证研究表明，两国实体经济一般利润率和净利润率长期下降的原因相同，导致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因素都是产出资本比。即使在短期内，一般利润率波动的原因也基本相同。而净利润率的变化稍有不同，由于非生产性支出波动的幅度较大，利润份额的变化成为短期内净利润率波动的主要原因。就中国来说，这些变量的变动与市场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进等有关。对美国来说，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及与之相关的政策安排对该国的非生产性支出结构，进而对其净利润率趋势的变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对我国实体经济利润率波动及其原因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理论分析基础上，本书还探讨了利润率下降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失衡之间的联系。运用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初步判断中国投资结构失衡、消费需求不足以及出口依存度攀升形成的具体根源。我们认为，由于实体经济利润率持续走低，资本开始寻找其他回报率更高的投资领域。与此同时，财富往少数群体的集中与市场化的全面铺开，使得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常态，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状况更为加剧。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产能过剩重压得到一定缓解。得益于宽松的金融环境（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和快速的城镇化，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国虚拟经济，尤其是以房地产为核心的虚拟经济呈现井喷式增长。利润率下降和消费需求不足的联系则较为复杂，二者往往相互影响、相互恶化。一般利润率下降使得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增大，收入差距的扩大直接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反过来，消费需求的萎缩又进一步加剧了利润率的下降。我国目前所处的产业分工层次以及“世界工厂”地位的形成与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在全球层面发挥作用是截然不分的。20世纪70年代，随着生产成本上升，全球竞争加剧，以及国内市场需求萎缩，英美等国实体经济的利润边际不断下滑。为了缓和不断下降的利润率的压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进一步向外输出，跨国资本力求将先进的技术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提高盈利能力。伴随全球化浪潮的兴起，通信和交通成本的降低，贸易自由化的推进，跨国公司纷纷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转向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据统计，对外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引进的外资中有将近70%的资本投在制造业方面。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我国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能力大幅提高，迅速成长为一个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大国。到21世纪初，我国就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在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基础上，着重指出了当前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失衡所蕴含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表现在宏观投资效率下降，结构性产能过剩日益凸显，脱实向虚压力增大，外贸依存度过高四个方面。我们认为，目前这种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不仅危机四伏，而且难以为继。一方面，在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作用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动力不断减弱，实体经济中大量资本析出进入房地产领域，形成对生产性投资的挤出，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如果不遏制投机性资金在房地产领域的获利空间，虚拟经济自我推动、自我实现预期的泡沫经济循环就会掏空实体经济，削弱经济发展支柱，当实体经济不足以支撑虚胖的虚拟经济时，就会引发巨大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在欧美经济形势仍然低迷多变，外部环境充满诸多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尚未整体走出经济危机背景下，过度膨胀的房地产泡沫与萎缩的消费需求相互恶化甚至可能引发局部性的金融危机。为了使中国经济真正步入稳定、协调、高效和可持续发展轨道，必须加快转变和提升目前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把经济增长动力从扩大投资与出口转移到扩大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上来。坚决抑制房地投机炒作行为，促进房价回归到合理水平，以渐进的方式挤出房地产泡沫，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实体经济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如果实体经济根基不牢固，虚拟经济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基于对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认识与剖析，我们提出扩大消费需求和推进自主创新两条思路，以防范产能过剩和培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创性动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减缓实体经济利润率下滑压力。这样，利润率的波动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也会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