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这是我们党执政60多年来不懈奋斗、艰辛探索、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新成果，同时也是人类精神进化史上的又一次辉煌日出，照亮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有了这次日出，我们便可发现，整个历史也无非就是人类价值体系的不断进化过程而已，于是我们便可突破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哲学范式的束缚，深入研究实践与价值体系的关系的哲学范式，把对历史决定因素的认识深入到价值体系层次，占领人类精神进步的制高点。达到了这个认识水平，我们就可以抓住社会运行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进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自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人类价值体系的进化，在社会政治领域进入自由王国，为人类打开进入和谐社会的大门。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刷新了关于历史决定因素的认识

在共产党人改造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对于什么是历史决定因素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当以推翻旧制度为核心目标的时候，人们就会把政治制度作为历史决定因素，认为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政治制度演变史”；当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目标的时候，人们就会把生产力发展水平作为历史决定因素，认为历史是“生产力发展史”“科技进步史”。这些认识对不对呢？都对，但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它们都不是最后的唯一的结论，都还需要随着实践的深入而进一步深化。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目标照亮了或者说是刷新了我们关于历史决定因素的认识，把价值体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凸显了出来。有了这个认识，我们便可回头发现，马克思很早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2380905它作为一句名言，也经常地被人们所引用，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熟知并非真知”，人们虽然能够认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却不能理解它，必须等到社会主义事业进步到可以自觉进行价值体系建设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它的深刻含义。马克思所说的“人类本性”，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价值体系”，所以我们便可把马克思的上述名言转换为一个新论断：“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而已。”

我们可以将这个新论断简称为“价值体系进化论”。有了这个新论断，我们就可以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构建一个关于人类历史进程的坐标系，为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绘出一个路线图。经过大自然的漫长进化过程，人类从动物界脱颖而出，然后就开始了漫长的价值体系的进化历程，不仅要在形体上摆脱动物界，而且要在价值体系上摆脱动物界，突破以物为本的价值体系。这种以物为本的价值体系，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来说就是“拜物教”，就像蝴蝶必须破茧而出、才能自由飞翔一样，人类必须突破“拜物教”的束缚，才能真正获得解放。过不了这个关节点，人们虽然具有了人的外形，在精神上仍然处于动物状态。于是我们便可看到，如果人类不能超越“拜物教”与丛林法则，两极分化就必然要越来越扩大，阶级斗争也必然要越来越加剧。如果价值体系达不到必要的水平，不管生产力如何发展，科技如何进步，人类依然是在一片惊呼声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走向毁灭。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如果不能自觉推进价值体系的进化并使之稳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水平上，即使列宁、斯大林在俄罗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其后人也无法把它保持下去。

人类一直追求着理想社会，不管是孔夫子的大同社会、陶渊明的桃花源，还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或者我们现在所说的和谐社会，归根到底，都必须在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之中才能真正实现。只有自觉地推进价值体系的进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上掌握了主动权，人类才能在社会管理上进入自由王国。包括当代西方人所狂热追求的“自由、民主、人权”，也必须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得到实现。西方人一厢情愿地追求这些目标，却不知道在价值体系的建设上下功夫，更意识不到自身价值体系也需要改造，这就是不明事理，自相矛盾，就像是企图拔着自己的头发以离开地球一样。我们现在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抓住了社会运行过程的根本，所以就能够站在人类精神成长的制高点上，打开进入和谐社会的大门，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潮流。

在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价值体系进化论”，把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深入到价值体系层次，进而摆脱思维与存在两极对立的哲学范式，形成一套能够指导人们合理行动的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抓住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找到解决现实难题的答案。

二 “价值体系进化论”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

由于“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而已”，所以，这个过程自然就要有一个开端，于是在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期”，“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2380906。中国、印度和西方的圣贤在同一个时段在地球上的不同地域涌现出来，作为人类价值体系进化过程的先知，他们都力图推进价值体系的进化。我们现在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无非是继续他们所开拓的事业。

现在看来，轴心期的圣贤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为人们设定一个超越性的目标，引导人们走上一条向上的精神进化之路，教育人们知道善与恶的区分，约束自己的动物式本能，把人类从动物界提升出来。以儒学为例，它所设定的超越性目标是“道”，并把它分解为仁义礼智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大学》设计了一套自我修养的方案——“大学之道”，其具体内容被后人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所谓“三纲领”，就是从“明明德”开始，经过“亲民”这个环节，最后达到“止于至善”；所谓“八条目”，则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其他宗教中也能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如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也有一个“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说法，这与儒学的“三纲领”相对应，“自觉”所对应的是“三纲领”中的“明明德”，也就是要自己弄明白，“觉他”对应的是“三纲领”中的“亲民”，也就是自己明白后，还要帮助其他人弄明白，“觉行圆满”对应的是“三纲领”中的“止于至善”。在基督教中也有同样的内容，它所设定的超越性目标是上帝，倡导博爱，关注弱者，强调社会责任，要求人们遵守上帝的律法。

虽然轴心期的圣贤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都是要推进人类价值体系的进化，但他们的学说却有很多区别。相比于各种宗教来说，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三个突出的优势，一是摆脱了人格神的纠缠，二是给人们指引了一条现实的提升人性的路径，三是积极参与现实政治过程。正是这些差别，决定了中华文明的与众不同的发展历程，这正是洛仑兹所说的蝴蝶效应：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极大变化。

首先来看摆脱人格神的纠缠。对鬼神的迷信是人类幼年时代的普遍现象，人们对一切自然现象都感到神秘而恐惧，认为都有神灵主宰，于是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这些神灵既哺育了人类成长，又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人类感激这些神灵，同时也对它们产生了畏惧，因而就对众多的神灵顶礼膜拜，求其降福免灾。西方宗教为人们设定的超越性目标是上帝，其优点是适应了当时人们的理解能力，易于推广普及，但也对人性的进化过程带来了潜在的危害。用一个虚幻的上帝来引导人性，把人性进化这个本来正确合理的目标与虚幻的上帝捆绑在一起，人们为了坚守和推进人性进化这个合理目标，所以就要处心积虑地证明上帝的存在。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自然科学的进步只能是越来越否定上帝的存在，结果就使人们连带着也放弃了推进人性进化的目标，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块倒掉了。文艺复兴运动把人性从宗教控制下解放出来，却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没有了上帝的引导，人们便肆意放纵自己的动物本能，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人们在民主法制的设计上怎样绞尽脑汁，也不管科学技术发展到多么高的水平，都无法保持社会稳定运行。由于这个原因，当今世界所以就一片混乱，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整个世界疯狂地奔向自我毁灭。

与西方文明面临的悲惨前景不同，中华文明较早地摆脱了人格神的纠缠。有人据此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信仰的国度之一，对中国的未来作出悲观的预言，却没有看到中国人所拥有的是摆脱了人格神的纠缠的信仰，这正是中华文明的长处。中国人也有万物有灵的观念，也要祭祀天地和祖宗，儒家最初就是丧葬祭祀活动的司仪，但是，孔夫子从一开始就对祭祀活动采取一种“实用理性”的态度，一方面，他无法证实鬼神之真伪，就持一种审慎的存而不论的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但在另一方面，要继承周代的礼制，养成慎终追远的风气，又必须对鬼神进行祭祀，所以也就必须默认鬼神的存在；因而他又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在形式上维护这一套祭祀制度的同时，孔夫子把关注点转移到现实社会政治和人性的教育与提升上，樊迟请教什么是知，孔夫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季路问怎样侍奉鬼神，孔夫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他所设定的超越性目标是“道”，用“道”来引导人性，培养“志于道”的君子人格，他的这项工作把中国文化引上了一条理性的发展道路。

其次来看儒学给人们指引的提升价值体系的路径。孔夫子在力图解开人格神对人性进化目标的捆绑的同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超越性目标，那就是“道”，为了强调“道”的重要性，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但究竟什么是“道”呢？孔夫子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标准答案，这是因为，对“道”的认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们必须在遵道而行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和接近它。遵道而行的过程也就是人性进化的过程，“道”比“上帝”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它为后人摆脱人格神的纠缠提供了方便，孔夫子的功劳在于为人性进化指引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引导中华文明走上了一条理性的发展道路。后世儒家学者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探索，经过一系列的环节，从《中庸》中的“天命”，演变为程朱理学的“天理”，到了王阳明这里，演变为“良知”，回归到人的自身，彻底摆脱了人格神的纠缠。现在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道”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现在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实也无非就是孔夫子所说的“遵道而行”。

认识大道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提升自身人格的过程，在追求大道的过程中，儒学发展出了一套提升自身价值体系的方法，或者说是路径，那就是“大学之道”，从“格物、致知”开始，然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向上走。这样一条人格提升完善的道路，现在看来，就是价值体系进化的必经之路，所有的人都必须走上这条路。所谓“格物致知”也就是反思自己的价值体系，认识到大道的存在，所谓“诚意正心”，也就是把大道“内化于心”，变成自己的东西，所谓“修齐治平”，也就是把它外化于行，在改造自己的过程中改造外部环境，在改造外部环境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人格。我们现在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同样要经由这条路径。

最后来看儒学对社会政治过程的积极参与。人性的提升本来就是一个社会集体过程，因而必然与社会政治过程密不可分。对于道教、佛教、基督教来说，虽然他们也有很崇高的理想，但由于他们远离政治过程，孤立地寻找精神解脱，就像企图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可能真正找到提升人性的正确方案。与这些逃避社会政治过程的宗教学说不同，儒家的圣贤从一开始就热衷于从政，主动地贴近政治过程，其目标就是通过执政来推行大道，他们也知道这个目标极其高远，在现实政治过程中难以真正实现，但仁慈博爱的天性又使得他们无法放弃努力，所以就“知其不可而为之”，总是力图游说当权者施行仁政。不管世道多么黑暗，也不管个人命运多么悲惨，儒学君子都不放弃努力。正是由于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使得儒学君子积极融入政治过程，尽最大努力改善现实政治过程。在理想社会没有到来之前，只能降格以求，所以儒学就可以与皇权帝制结合在一起，努力把皇帝培养成好皇帝，把臣民培养成好臣民。它也可以与市场经济在一起，把唯利是图的商人培养成“儒商”。

儒家圣贤积极参与政治过程的努力在刚开始时很不成功，经过董仲舒的努力，儒学与政治过程才结合起来。他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得到了采纳，这在一方面使儒学与政治过程结合在一起，有了用武之地，但在另一方面，也把儒学装进了现实政治过程的牢笼之中，这个政治过程是低水平的政治过程，儒学在致力于改造它的过程中，反过来也被它所改造、所捆绑，其本来具有的革命性、先进性被压制，不仅实现不了“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反过来成了维护封建制度的工具，培养了一大批“伪君子”“假道学”。儒学要实现自己的宏大抱负，就必须从私有制政治过程的捆绑中解套，但是，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封建王权倒台，儒学也没有挣脱出来，反而被人们当作帝制的殉葬品，弃之如敝屣。就像西方人把引导人性进化的目标与上帝的形象一块扔掉了一样，中国人也把儒学与帝制一块扔掉了。

谁能把儒学从私有制政治过程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呢？现在看来，只有共产党人才能承担这一历史责任。首先，共产党人所建立的政权本来就不是私有制政权，只要共产党人能够走上“大学之道”，自然就可以把儒学与社会政治过程结合起来；其次，大道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共产党人在精神品格上与儒学是相通的，所以就能抓住儒学的真精神，重新阐释儒学义理，借助于儒学来完善自己。在共产主义运动刚开始的时候，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目标，但它仍然潜藏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中，它就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中国人有闻道勤行的传统，所以就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断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掌握其中的精髓。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为儒学义理的深入阐释创造了条件，达到这个认识高度之后，我们终于发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是相通的，闻道勤行就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这个精神追求的继续。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便可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机地联系起来，构建一个完整的人类价值体系进化之道，自觉地推进价值体系的进化。单靠儒学自己，最多只能解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问题，也就是只能解决“内圣”问题，无法解决“治国平天下”的“外王”问题，要想解决“外王”问题，就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由于这个原因，真正的闻道者必然要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刷新了关于“大学之道”的认识，理清了“治国平天下”的机制与原理，从而也就使“治国平天下”成为可能，对于一位有志于“为万世开太平”的真儒来说，他就不能不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另一方面，对于一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理想的人来说，他也不能不走上“大学之道”，这是因为，他必须经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程序，反思自己的价值体系，认识其中的缺陷，才能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存在，进而通过一个艰苦的自我修养过程，摆脱私有制价值体系的纠缠，把自己的价值体系提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只有沿着“大学之道”一直往上走，人们才能站在时代精神的前列，打通“中西马”，引领价值体系的进化，实现“修齐治平”的宏大抱负。

三 沿着儒学的方向继续探索，为万世开太平

现在我们终于达到了这样的历史发展高度，可以把儒学的“大学之道”真正地付诸实施了。中国古人所说的“大道”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终将普及开来，成为普遍的常识，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必将自然而然地完善提升，引导人性的完善提升。“大学之道”与社会主义制度互为依托，相辅相成。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还必须强调：“大学之道”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合作是人类避免自我毁灭的唯一途径。罗马俱乐部的创建人奥雷利奥·佩西很早就发现，由于人类的盲目发展，使世界出现了各种混乱，诸如人口爆炸、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暴力与战争等，人类陷入了空前的困境，面临着自我毁灭的危险。现在看来，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更加明显也更加严重了，腐败盛行、风气败坏、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贫富悬殊，还有日益频繁的恶性环境灾难事件和连绵不绝的战乱，这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当今人类正在一条通向大崩溃的路上飞奔。

正如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危机同时也是机遇。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句话其实也可以倒过来说：没有哪一次历史进步不是以大灾难作为前奏的。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最伟大的进步，必然会经历许多难以预知的情况。在现有的价值体系的主导下，社会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趋向和谐。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有一个社会价值体系的进化，全体社会成员都应当在价值体系上来一个转换或提升。而要做到这一点，仅靠正面教育是不够的，所以就需要有许多困难、挫折甚至是灾难来启发人们觉悟。在价值体系进化的过程中，反面教员的作用往往更大。

人类仍然处于幼儿阶段，跌跌撞撞，步履蹒跚，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现在应当是时候了。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危险正是在价值体系上来一个升级进化的机遇。要想抓住这个机遇，我们就必须认识到价值体系问题并自觉推进价值体系的进化。只有这样，当危机到来的时候，人们才能因势利导，化危机为进步的机遇，否则就会手足无措地在灾难中归于毁灭。优胜劣汰，生物界进化的这一规律也完全适用于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历史上已有很多文明在大灾难中烟消云散了，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延续了下来，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很早就追求大道，当人生与社会发展过程出现问题时，能够深入到价值体系层面，并在这个层面上“穷则思变”，自觉地推进价值体系的进化，所以便能够“变则通，通则久”。

虽然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缺陷正日益暴露出来，但现代西方文明却被牢牢锁定在丛林法则的行为模式上难以解脱。尽管有少数智者发现价值体系出了问题，这个社会整体的意识却难以深入到价值体系层面，无法“穷则思变”，只能继续在原有的运行轨道上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其路径只能越走越窄。西方人要想继续生存下去，也必须“穷则思变”，在价值体系上来一个升级转换。日益临近的危机必将使中华文明的伟大智慧大放异彩，引领人类价值体系的进化。

中国人要用自己的伟大智慧来引领全人类，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人心地善良、境界高尚，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遵循着价值体系进化的规律。当今世界已经成了一个小村庄，中国人不能独自得到解放，想要进化的人必须拉着其他人一块进化，想要堕落的人也要拉着其他人一块堕落。当今世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归根到底也就是两个角色，价值体系堕落的倾向与价值体系向上进化的倾向。它们藏在每个人的心中，存在于家庭中，存在于社会上，也存在于国际冲突中。中美之间的冲突就是这样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不管是军事上的挑衅，还是文化上的侵略、经济上的掠夺，美国人的行为中都暗含着一个目标：把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于中国人。美国人并不讳言价值体系问题，他们所制定的和平演变战略的目标就是要毁坏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的英雄主义的倾向。在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中，不要指望中美两国会和平共处。美国人的那种低水平价值体系就是冲突之源，不管中国人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他们都仍然要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其他种族、其他文明发生无休无止的冲突。

在人类奔向自我毁灭的大趋势中，中国人要想自保，就必须自觉推进价值体系的进化。只有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良知”，才能给社会生活带来正能量，才能引导社会生活走出困境，远离自我毁灭的陷阱。我们不仅要唤醒中国人民，同时还要唤醒其他国家的人民。这其实也就是儒学的“大学之道”的“治国平天下”的环节，对于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要想把个人生命和社会整体运行提升到一个新的运行轨道上，他就不能不从“格物致知”做起，走上“大学之道”。这些年来，我们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却反而被西方国家以人权问题为借口死缠烂打，此即所谓“黄钟毁弃兮，瓦釜雷鸣”。要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就不能听任西方人继续用他们的那一套“普世价值”来演变我们，而应当是理直气壮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修之于地球，这种价值体系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在人类所有伟大的历史飞跃之前，都有一个伟大的精神飞跃作为先导。告别丛林法则，自觉推进价值体系的进化，正是人类实现下一个历史飞跃所必需的先导。就像江河之必然要流向大海一样，人之精神向上也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黑格尔曾说：“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2380907我们相信，只要人们知道了价值体系的存在，自然就会发现它有一个进化过程，自然就会追求自身价值体系的完善，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伟大事业，自觉推进价值体系的进化；当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和谐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中华文明便可实现伟大复兴。同样道理，当人类普遍自觉地推进价值体系进化的时候，和谐世界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鉴于上述理由，研讨价值体系问题就很有必要。自从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以来，笔者围绕这个题目进行了一些探讨，现将这些思考集中起来，整理成一本书，名之曰《价值体系进化论》。这是一个极其宏大的题目，笔者才疏学浅，缺点不足之处肯定很多，衷心欢迎大家批评指教（我的电子邮箱是：1745234289@qq.com）。

笔者现在执教于黄河科技学院，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