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凡

诗话是一种随意而发、因物赋形、直觉感悟的特殊的论诗形式，它的内容有的论诗及事，有的论诗及辞，其表述犹如随笔，自由自在，生动活泼，多姿多彩。古代中国，凡有诗在，就有话说，是诗话的王国。诗话在古代中国的母体中健康孕育，蓬勃发展，繁荣昌盛，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今有张寅彭编纂数十册《民国诗话》丛编为证。由此可见，诗话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与鉴赏的一种重要的著作样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从时间纵向的历史角度来考察而获得的学界共识。但是，从空间横向的地域传播角度来探讨中国诗话的世界影响者，则寥寥无几，颇有遗憾。须知，当古代中国文化攀登上世界文化高峰的时候，伴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机缘，东亚各国也进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共同文化圈，中国诗话著作的影响也日渐扩大，并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海外异邦之人，从而走出国门，荣登彼岸，成了古代世界级的文化瑰宝。比如在东洋日本，随着日本遣唐使及其留学生或僧人的学成归国，大量中国诗话著作被带到日本，作为学习的榜样。如中唐时期的日僧空海的《文镜秘府论》，就是在大量汲取中国诗格诗论养料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改造，成为日本自己的第一部诗话著作，从而奠定了日本汉诗学的基础，进一步还影响了悉昙学、日本歌学；同时，《文镜秘府论》还保存了许多中国中唐以前散佚的诗学著作及佚诗佚句，具有重大的诗学文献价值，该著回流中国，又对中国诗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自空海和尚《文镜秘府论》开山之后，日本诗话起始于日本贵族汉文化发达的平安时代，和五山文学繁荣时期，其间经历了江户时期，终于走向了繁荣而蔚为大国。人们一直以为日本是和歌俳句的世界，其实，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汉诗创作一直是其上层贵族文化中代表身份和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情况，只要读点日本诗话自然明白。日本诗话作为总结本土汉诗创作经验的重要著作形式，早已登上日本诗论批评与鉴赏的大雅之堂，这一现象与中国传统士大夫轻视诗话的态度异其旨趣。

有关中国诗话在域外的流传及影响，除了少数专家学者，国人知之甚少，或是道听途说的一鳞半爪，难获完整面貌或深刻印象。至于日本诗话所受中国诗话的影响，其继承、发展及其日趋本土化、民族化的特点，必须在千余年的中日文化双向交流的历史大背景中去作梳理、比较和研究，从而使人们对日本诗话的本质特征及其动态发展作规律性的探索，以便获得一个清晰而完整的生动认识。广大读者对此若有兴趣，不妨一读谭雯博士的大著《日本诗话的中国情结》，自然如登泰山而尽览风光，一目了然而舍筏登岸。谭著是颇具分量的学术著作，但文字清丽，论述明白如话而生动流畅，读来引人入胜，令人如行山阴道中而有目不暇接之感，相信读者会有同感。谭著言必征信而又自有见识，正见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其所论述，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和独特认识，皆来自对于文学实际的概括和升华，而绝非随心所欲的武断与妄测，这点读者尽可信赖。

先读谭著，启益良多，甚至获妙在文外之悟。比如有关继承和发展、保守和创新，原是一对矛盾的理论概念。现在一般人重视发展与创新，视继承和保守为复古与倒退。但是，在谭著中却显现了不同的理解。发展与创新固然值得提倡，因为发展是硬道理，创新是学术的活力和生命。但是，人们应该进一步思考，发展与创新是怎样实现的？像今世文化炒作那样，尚未打下基础而站稳脚跟，就急着跟风炒煽怪奇新潮，行吗？在学术上，保守不可与复古倒退画上等号，更不是反动的代名词，西方政党中有保守党，“保守”作为号召人民的旗号，何尝有丝毫反动倒退的意思呢？学术上的“保守”，本质上是固守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发展与创新的成果，作为一种积极的文化基因，经过漫长历史的淘汰和积淀，逐渐又在旧传统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优秀文化传统。保守住在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自能促进新世纪新文化的发展。人们应该知道，没有保守，没有继承，抛弃本民族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怎么会有创新和发展呢？文化一旦抛弃了健康的母体孕育，就会流产夭折；创新如果失去了深厚的民族土壤，其生命之树，势必枯萎，又怎能枝叶常青而开花结果呢？要发展，要创新，必先继承并固守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没有千古积淀的优良文化基因，新的文化又岂能“优生”出现。细绎谭著，感到博士妙悟此理，熟悉艺术的辩证法，正确理解了继承和发展，保守和创新的关系。她在汲取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诗话研究的视野，从中国转向了域外，具体落实到东洋彼岸的日本诗话，具有一定的开拓眼光和创新意识，并企望以此填补一段学术空白。就笔者所见，目前有关中日诗话的比较研究，就著作论，谭著比较全面、系统而深刻，从而给人以诸多有益启迪而有功学林。在论述中，谭著既借鉴了前贤研究中国诗话的成果，用以开垦日本诗话这一学术处女地，同时又根据日本所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历史实际，重点着眼于日本诗话的本土化、民族化进程，并鼓励人们进一步去挖掘其蕴涵的丰富文化内容。如云：“日本诗话生动记录了日本汉文学史，是日本作家作品研究、文学流派研究、诗史研究的资料宝库”；其“理论价值则在于总结了日本本土汉诗创作的经验教训，指导了数百年来日本汉诗的创作，甚至为日本的和歌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有益的启迪”，并且也给中国的诗学批评研究提供了新的启发和参照平台，有利于拓宽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视野。真正属于民族的文化创造，一旦置于世界文化之林，就必然引发双向交流的共鸣与振动。

有个感兴趣的问题想提出来讨论。谭著在论述日本诗话的本质特征时，曾借鉴中国诗话的研究成果，同样分为“言志”与“缘情”两大类。但与中国正统士大夫之重“言志”而轻“缘情”不同，作者认为日本诗话“对‘言情’说更加青睐”，中日诗家为何有此差异？我想，除了受到中国性灵诗说影响的外部原因外，更重要的内在原因或根据应在日本本土的和族的生活土壤中寻找。古代日本社会跨进了历史记载的文明社会后，仍然受到原始母系社会残余的影响，其婚姻制度一般实行招婿形式，又称婿入婚，是男方住入女家。因此，与中国正统士大夫称“女人祸水”传统观念不同，古代日本贵族妇女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先后出现了十代八位女性天皇，即推古天皇、皇极天皇、持统天皇、元明天皇、元正天皇、明正天皇、后樱町天皇、孝谦天皇；即使是男性天皇，又因其多出生于外祖家，受母亲家族影响很大，因而日本政坛形成了外戚干政的摄关政治，可见当时女性及婚姻制度的影响所在。这一历史现实，在文学中有直接的反映，古代日本诞生了不少著名的女作家，如擅长描写宫廷生活体验的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以细腻反映贵族生活著称的紫式部的《源氏物语》，还有许多女性日记作家等等。（参见伊田熹家《简明日本通史》，卞立强等译，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6页。）女性的内在心理和灵魂震颤不同于男性，她们大多爱美、爱哭、爱笑，感情较为细腻，情绪易于激动，所以比较重视诗歌文学的抒情娱乐的审美功能。日本诗话重“言情”，是否与古代日本贵族妇女及女作家们的特殊心态有关？不敢自以为是，聊抛引玉之砖，以就正谭君及大方之家。

谭雯博士索序，以上述拉杂之言聊以塞责，不知读者以为然否？望不吝赐教指正。酷暑挥汗，就此住笔，祈谅。

2006年9月4日于上海半万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