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四五千年之久。在此期间曾经生存过的人总数可能超过2500亿（假定当初的人口为半个亿）。我们没有办法对这过去的2500亿人的死亡原因作调查、做统计，我们只能按历史的记载来猜想。按我十分有限的历史知识作基础，我猜大多数人死于非正常原因，他们多半死于人类集团之间的冲突，以及冲突引起的生产凋敝、瘟疫流行。能够颐养天年，善其所终的恐怕不到一半。换言之，大部分的苦难是人类自己给自己制造出来的。如果从整体上人类变得更聪明一些，彼此和平相处，协商合作，共同发展，现在人类所达到的成就，在千年以前就可以实现了。而且今天的人类社会也远不是太平世界。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宗教之间由于种种非理性的原因，纷争仍旧继续着。死亡、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对近10亿的人口而言仍是一个现实的威胁。

人类社会为什么会冲突？它的出路是什么？无疑，这是最吸引人们去思考的重大课题。这本《现代社会冲突》正是作者达仁道夫（Ralf Dahrendorf）从30多年的研究中所得到的结论。

作者达仁道夫和我同一年出生（1929年），是和我同时代的人。虽然我和他所处的环境非常不同，人生的经历也毫无共同之处，但他所思考的问题也是我长久以来苦苦思索的问题。尤其是他对问题的回答和我近年来思索得到的结果十分相近。

达仁道夫的这本《现代社会冲突》不是用几何学的逻辑结构组合起来的，甚至也不是一幅大型油画，而是一张张素描（用他自己的话），实际上是一本较长的随笔集。但他所表达的思想仍有先后，有层次。他从分析阶级斗争入手，分析到公民权利和自由，进而讨论极权主义，然后用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的经验讨论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冲突，最后提出了世界公民社会的理想。他说：“下层社会、第三世界，压迫少数、对他人进行战争、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和异己，都有悖公民自由的原则，甚至在捍卫这个原则的地方，也还有类似的现象。在这篇随感里所理解的关于自由的道义上的要求，不仅是绝对的，而且是普遍的。因此，只要不存在着所有人的自由，也就没有某个人真正的自由。”（见该书第八章第四节：“世界公民社会”）他的这段论述十分类似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如何实现公民社会，他和马克思的观点出入颇大。他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张建立法治国家，并由国际组织和民间非政府组织逐步推进到公民社会。这种差别是很自然的，因为达仁道夫经历了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金融危机、东欧剧变、环境破坏、嬉皮士和雅皮士时代，他的阅历比百多年前的马克思自然宽广一些，人类也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实现公民社会的经验。

作者在这本书中所宣扬的主张是政治自由主义。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表示的，这本书是一本自由政治随感。我则是从经济学的基础出发，主张经济自由主义。这两种自由主义显然是相通的。例如主张保护个人私有财产，保护个人在市场上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反对特权，维护市场上的公平竞争。作者的主张形成于他的社会学和哲学基础。他批判地吸收了欧洲学术先驱的成果，包括马克斯·韦伯、路德维希·米瑟斯、卡尔·波普尔、阿玛蒂亚·森、弗里德利希·哈耶克。从方法论上看，他很少用演绎推理，更多地用综合法或归纳法。经济学和社会学在方法论上很不相同，前者比较多地利用演绎法。下面我想简要地介绍一下以经济学为基础，对社会冲突和制度安排的预见，以供读者拿来和达仁道夫的推论相比较。

未来百年中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诸多矛盾中，资源稀缺仍将占据中心地位。这里的资源稀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即物质生产相对于人的欲望而言，永远是不足的。大多数人认为资源稀缺的问题可以由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趋于缓解，即人们依靠科学技术可以生活得更富足。例子之一是过去半个世纪中全球人口增加了一倍半，人均粮食消费增加了15%以上，但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减少了一半以上，用于种粮的耕地面积也大幅度减少，与此同时粮食的相对价格水平降低了一半左右。粮食变得更丰富了。这全靠农业在种子、化肥、农药、农业机械方面的进步。

但是将克服稀缺性单纯归功于科学技术是一种肤浅的观点。如果没有价格，各种投入物的相对稀缺性便无从测量，科学技术可能被误用，用了之后，反而增加了稀缺性。用通俗的话来说，一项科学技术如果不能商业化，不能赚到钱，便不能减少稀缺性，就不值得采用。所以科技依赖市场的评价。尤其是如果没有了市场的激励机制，好的科学技术也不会自动得到推广。当今我们所享用的汽车、飞机、电视、电脑等等都是通过市场的利润机制而得以迅猛发展的。即使科学技术从零开始，只要有了市场机制，它也会被市场力量推动而发展。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市场机制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或缺的。

市场中的社会冲突将采取什么形式？回答这个问题要回到作为市场基础的交换的条件。交换是所有权的交换，没有了所有权的保障便不可能有交换。有了所有权便会有贫富之分，贫富之冲突便不可避免。于是我们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为了使社会富足，贫富冲突必然存在。

交换之所以可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因为竞争之下形成价格。价格将成本高的生产者和浪费性的消费者排除在外。要使竞争起到这种作用，交换各方必须是社会地位平等（没有特权）且有自由选择权利的人。所以自由平等是市场制度的基础，恰好也是解决社会冲突的基础，因为社会冲突是因社会不平等而引起的。然而市场产生了贫富之分，富人利用手中的钱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成为特权份子，进而破坏作为市场基础的平等自由的原则。可见平等和特权的冲突也将伴随着市场的存在而存在下去。

交换和竞争立足于各方计较自身利益之上。如果每人都放弃自身利益（且不说是否可能），只有一个整体利益，交换和竞争就不可能发生，价格也无从产生。一个没有价格的分工社会，使得分工不能发挥比较优势，可能发挥了比较劣势，例如该进口的商品却在出口。只有价格才能清楚地标明比较优势和劣势。所以我们得出结论，一个有效率的分工社会，必须是各方计较自身利益通过竞争和讨价还价形成价格。试图消灭利益的对立必将同时消灭分工的利益，对社会总体是不利的。既承认各方计较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便要接受利益对立所引起的社会冲突。

社会冲突的缘由可分为利益冲突和信仰冲突。利益冲突又可分为零和博弈和正和博弈。前者表现为对资源的掠夺，一方受益以另一方受损为前提，且损益之和为零，总体上不发生资源的增加，且由于冲突本身的消耗，零和博弈在实践中变为负和博弈。这种博弈盛行于前两个世纪即炮舰外交和殖民战争。自从提倡国际人权以来，这种行为已逐渐销声匿迹。个人之间的偷盗抢劫，欺骗毁约也属此种性质，它总以对抗性冲突出现。要缓解这种冲突应严格法治，讲究道德，发扬互爱互助，既要承认并接受差别，也要适当缩小贫富差距，消灭贫困。

对于正和博弈，理性人可以通过谈判使双方获利，因而存在使冲突变为谈判的可能性。但是因为合作剩余分配的矛盾，又存在使谈判再次转变为冲突的可能性。对于理性人来说，这是一种原可以避免的可悲结局。

由于信仰不同而造成的社会冲突不但是历史上的主要冲突，而且至今也还是战争和潜伏战争的主要因素。它包括宗教冲突、民族仇恨、地区主义及猜忌和不信任。虽然从理性分析看，这类冲突是最没有价值，完全应该避免的，但事实上恐怕会持久地存在下去。究其原因，它与人的本性有关。人不但是一个斤斤计较利益的经济理性人，又是易动感情的非理性宗教人。正因为这样，人的行为完全不同于计算机。当人认准了一个“理”，可以为之奋斗甚至牺牲生命。如果双方所认为是“理”互不相容，冲突便在所难免。

谈到冲突和秩序，我们不能不提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的著名论断。如果上帝能够降临凡世，一切按无所不晓又慈悲为怀的上帝的指令行事，我们可以避免一切冲突，达到和谐和完美。可惜上帝即使存在也不会降临人间，所以人类社会必定在冲突中寻求秩序。如果我们能避免大的力量之间爆发无法控制的大冲突，而是将它化解为许多互相作用的小冲突，并从中取得经验和进步，这便是人类社会之万幸了。

1999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