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忠

陈忠实在《白鹿原》的扉页上曾引用过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话于肖敏博士的研究而言似乎更显得贴切、扣题。

许多年前，我在自己的一本小书里曾经引用过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先生的一段话：

自从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邵燕祥提出建立“‘文革’学”的意见以来，人们越来越感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在报刊上不时可以看到重视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呼吁。

是的，更多的人经历过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终生难忘；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也需要深刻地理解“文化大革命”。况且，我们都不愿意“‘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现象出现。

“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一个非常独特的段落，它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都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独特性和深远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当时“文化大革命”对国家情势的巨大冲击，更体现在其对民族记忆、民族心理的长久作用和效应方面。面对这样一份沉重的历史遗产，以清理、反思“文化大革命”为己任的“文革学”或曰“文革研究”无疑是有着重大意义和价值的。

具体到肖敏博士所投身的文学研究领域来说，小说之所以被称为是“民族秘史”，原因就在于小说生动、细腻地记录了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心灵符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小说要比档案、文件更加真实、真诚。受到创新意识的驱策，也出于勾连知识谱系的需要，90年代以来，“文革文学”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是诚如肖敏博士所言，迄今为止，“文革文学”研究仍然有许多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对‘文革文学’思潮的宏观研究多，对作品的微观研究少；对诗歌、戏剧研究多，对小说研究少；对地下文学研究多，对主流文学研究少。即使就‘文化大革命’主流小说研究来说，研究者也多将注意力放在《金光大道》、《春潮急》、《沸腾的群山》等长篇小说上，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数目庞大的短篇小说，则关注很少”。“文化大革命”当年曾经大行其道、享有庞大读者群的主流小说，如今却往往被“公式化、概念化”这样的简单概括匆匆打发，成为文学研究中一段无人问津的“秘史”。在这双重“秘史”的魅影之下，肖敏博士的这部《“文化大革命”后期小说形态及其延伸》无疑就更凸显出敏锐的学术嗅觉和厚重的历史意义，这部专著是立足于学术前沿，在广泛阅读和认真思索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对于“文革文学”研究具有开拓性的著作。

这种开拓性，我想首先得益于肖敏博士正面强攻的方式。肖敏博士研究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主流小说，这类小说在今天通常被认为“文学性”贫弱，“思想性”错误，随着“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的倾覆，在文学研究中这类主流小说也逐渐被时代或有意、或无意地淡忘掉了。但是颠倒一个角度来看，这类“文化大革命”主流小说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诉求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它们反映、记录了一代人真实的心理状态，它们对于重新“感觉”历史、理解“历史”是有着特殊意义的，换句话说，假如不能真正解读这类当时的主流小说，恐怕也就无法真正做到“还原历史情境”。

但是，要想真正实现这种“解读”和“还原”却又是面临着相当的困难的，首先是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的问题。“文革文学”是一个颇难处理的话题，难就难在它和现实政治的关系太过复杂、紧密。通常的文学研究总是显在或潜在地要寻找或树立一个“他者”来突显自身的，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写作”研究，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和压制树立为“他者”从而呈现自身价值的，可“文化大革命”主流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当时的主流政治的，这使得它很难寻找和树立“他者”来为自己辩护，这样，如何呈现主流小说的研究意义就成为一个问题。进一步而言，在研究过程中，假如未能锐利地切入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去，则“解读”和“还原”不免成为无本之木而流于表面，可是假如偏重于外部研究，则又不免穿新鞋走老路远离文学研究；而如果深入地做一些内部研究的话，则“文化大革命”主流小说在美学成色上的贫弱恐怕也是会让研究者失望的。面对这种两难的学术陷阱，肖敏博士想必是深有体会的，如她所言，“在研究‘文化大革命’主流小说的时候，外部研究是必需的，但内部研究也应是必不可少的，怎样把握好这个‘度’，似乎还要探究”。而在这部专著中，肖敏博士也正是恰到好处地采取了内外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主流小说作为一个“问题”凸显了出来。比如我们通常诟病“文化大革命”主流小说“公式化、概念化”，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那种千篇一律的怪诞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却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可以一直上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也就是说，这种千人一面的结果是和特殊的政治思维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在研究当中，肖敏博士正是着眼于对这种政治思维的解读、体会，从文学的民众化方向和话语空间的纯净化努力入手，廓清了“文化大革命”主流小说的研究基础和主要特征，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这种开拓性还体现在肖敏博士对“文化大革命”主流小说自身的某种丰富性的开掘方面。肖敏博士开篇即强调说“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生产方式，是一个社会的话语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密切地参与到社会政治话语中，发挥着具体、明确的话语功能。具体就‘文革小说’来说，它发挥了别的艺术方式难以替代的话语功能。”而这种话语功能的发挥在我看来又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影响，二是对于文学自身面貌的影响。

特殊政治语境下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是近年来引起广泛注意的一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涉及在“一体化”的庞大压力面前，知识分子的不同反应与选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新旧知识分子的话语姿态同样也显得殊为典型和微妙。肖敏博士在其研究中选取郭沫若和周扬进行对比，“文化大革命”期间，郭沫若、周扬二人地位之高非一般文人所能比，而且“文化大革命”主流话语的建构和形成与像郭沫若、周扬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配合”是密不可分的，不过郭沫若、周扬二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应显然是不一样的，同周扬的“矢志不渝”相比，郭沫若则有“噤若寒蝉”的一面。这种差别也正显示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幽深与驳杂。而同郭沫若、周扬相比，张抗抗、韩少功、莫应丰、贾平凹、铁凝这样的“年轻”作家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心态恐怕更能引起研究的兴趣。这些作家在“新时期”大放异彩，但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他们即已崭露头角，所以考察这些年轻作家初登文坛之际的心态和面貌，无论对于“文革文学”而言，还是对于“新时期文学”而言都是很有意义的。通过肖敏博士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轻作家在当时也并未能自觉地抽身于时代风潮之外。韩少功“屈从于那时的出版检查制度”，而莫应丰在创作《将军吟》的同时也写出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长篇小说《小兵闯大山》”。当然，这样的评说和结论并不是要对作家进行清算，而是意在揭示“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学自身面貌的复杂性。

“文化大革命”主流小说的面貌显然比我们通常所想象的要复杂。通常我们可能只注意到这类小说“模式化”的一面，在肖敏博士的研究中，她选取《朝霞》杂志为例，具体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主流小说的主题模式、人物谱系、情节设置等方面；而更有价值的，我以为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主流小说中“异质性”因素的挖掘。对于50年代到70年代文学“异质性”因素的认定和呈现乃是近年来学界的一个热点，并非肖敏博士的首创，但所谓“异质性”因素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在“主流”和“地下”又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风貌，不可笼统地一概而论。目前对于“异质性”的讨论通常集中在“地下写作”这个范畴之内，而“文化大革命”时期主流小说的“异质性”诚如肖敏博士所言，“并不是与主流文学形态对立而存在的，它其实基本保持在官方所允许的范围内”,“‘文化大革命’主流小说的异质性因素必定是微弱的、不足以对抗‘文化大革命’主流文艺话语的”，这种概括是允当的。因为既然是“主流”小说则不可能同官方的文艺理论发生严重的抵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流小说”还自觉承担着宣传主流文艺理论的任务。但就像鲁迅所说“固然一切文艺都是宣传，但并非一切宣传都是文艺”，文学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文学自有文学的规律，它不可能完全依附于主流意识形态，否则就会出现像王蒙的《向春晖》那样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必然会有一些“文学性”的因子偏离、溢出“主流”之外，像《海岛女民兵》、《大刀记》、《闪闪的红星》等，这些作品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不失为成功之作，其中的奥妙恐怕也就在于作品中那种“主流”特质和“异质性”共生共存的特殊风貌吧。

而更为内在的是，这种“异质性”因素生动地透露出一些重要的时代讯息，即“文革文学”的一统化局面开始出现“缝隙”，这些“缝隙”一方面说明了高度“一体化”、“纯净化”的“文革文学”陷入了雷同化、概念化的困境，另一方面提供了从“文革文学”到“新时期文学”的线索。对“断裂”的批判如今已然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在不同的文学史段落中具体怎样缝合“断裂”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地下写作”之所以受到重视，就因为我们认为这种写作形态保存了“五四”以来的人文精神，直接肇始了“新时期”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批判。而肖敏博士的贡献则在于她独辟蹊径地从“新时期文学”当中清理出了“‘文化大革命’主流小说话语的延伸”，而对这种“延伸”的探究又始终围绕着她研究的中心——“话语方式”——在叙事模式的掩护之下掩藏的实际上价值理念的延续和转换。这一结论我想不仅是从新的角度回答了“没有‘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的追问，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新时期文学”被赋予的种种魅影也会有所触动和冲击吧。就此而言，肖敏博士的研究无疑是具有开拓性的。

“文化大革命”是国史、党史中的一个特殊段落，但是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和认识还大有可深化、拓展的空间，这一工作还需要更多年富力强的新锐力量。肖敏博士是70年代中期生人，对于“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毫无记忆的，在研究的道路上能够选择这样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课题而又有所创见，这是令人钦佩的。所以无论是作为她求学过程中的导师，还是作为同样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学友，我都为肖敏博士专著的出版感到欣慰。写下上面这些充当序言的话，既算是一点感受，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吧。

2010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