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北方民族语言变迁研究》2005年立项，2005年底正式启动。而且，基本上按原定计划按部就班地具体实施，并于2008年底完成了撰稿任务，撰写的项目稿近30万字。但由于项目稿件的反复审阅和修订工作，以及其他一些相关重大项目以及应急项目等的直接影响，使该项目的最后定稿和结项工作拖延到现在。

语言变迁研究是对于不同民族使用的语言，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条件和不同生存环境下相互接触、相互影响而在语音、词汇、语法等领域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变迁现象展开学术讨论的理论与方法。由此，从语言变迁论的理论视角，不断阐述语言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律和外部影响。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民族语言的发展和变化，都同和该语言密切接触的其他民族语有着必然的联系。不同的民族语言在相互接触和影响的过程中，要不断相互学习和借用彼此语言的有用而好的东西。其中，就会自然涉及语言学科所关心的各个领域。曾经一些语言学者认为，语言变迁研究主要涉及语言的词汇部分，同语言的语音结构系统和语法结构体系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不然，不同民族语言间的长期共存，长期的相互接触所产生的相互间的影响，比我们现在认识和揭示的要深得多、大得多、广得多。从而常常会出现，一些地区化了或特定地域概念的，不同民族语言间的共同的语音结构系统或共同的语音结构特征，以及相关的语法结构关系或表述手段和方法等等。我们是说，语言变迁现象，不只是单纯地涉及语言的词汇部分，同时也包括语言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体系。现在，我们虽然很难准确地统计人类诞生以来究竟使用过多少种语言，语言学家对此提出的有关说法和相关统计数字都属于一种推测或假定。远的不说，就说我国的民族语言究竟有多少种，现在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准确的结论性说法。有的专家认为我国的民族语言有80多种，也有的专家明确指出，我国的民族语言有一百二十多种之多。所有这些，使我们不得不理性地思考，语言识别的基本原理，及其不同地域性语言特征对于不同语言的共同要素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因为，曾经我们根据地域性语音特征和语法关系，把不同民族语言识别为一种民族语。结果，这些结论没有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伴随语言学科的不断成熟和发展进步，以及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和拓展，使那些被认为是一种语言的语言中，出现了后来发现的一些新的民族语言。反过来，我们不得不更加认真而负责任地审视不同民族语言富有的独立性的内涵和识别特征，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反思曾经进行语言识别时运用的理论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客观实在而科学地看待民族语言的识别、划分和分类工作。或许我们曾经认定的某两种语言，实际上就属于同一个民族语；或许我们曾经识别为一种语言的实例，实际上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语。

谈到这些必须考虑不同语言的起源，或者说不同语言的来龙去脉，这就关系到语言起源的单源说和多源说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毫无疑问地涉及语言发展和变迁的学术命题。从而，凸显出了语言变迁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地位。无须论辩，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从远古和历史，在不断的发展和变迁中走到了今天，可惜的是有多少种语言在自身变迁过程中被其他语言兼并或吞没，从而完全融入或溶化在另一种有活力和强盛的语言里，成为另一种语言发展和演变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成为另一种语言发展和演变的重要因素。例如，像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被使用于当今世界，然而在这些语言中有着数量可观的被认为是早已消失了的室韦人使用的语言以及契丹语、女真语等我国早期北方民族语言成分。甚至有的语言，根据时代和历史的变迁，不断改换其民族和语言的称谓及说法。结果，由于民族称谓和语言称呼的改变而产生的新说法，经过一段历史过程就自然而然被人们、被社会所接受，进而后人错误地认为过去的那些民族语言和它们旧的称谓一起已经完全消失或死亡，而新的语言跟新的民族称谓一样带着全新的概念来到了这个世界。其实不然，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是从远古发展变迁到今天，我们对于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必须要有一个可变性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认识。例如，我们现在的民族语言学界经常说，女真语和满语已经成为死了的语言，然而任何一个阅读或了解我国北方民族语言发展、变迁史的专家学者都知道，当今的锡伯族使用的锡伯语是满语的延伸，而满语就是女真人使用的女真语在清朝时代的新的叫法。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客观实在地指出，女真语是后来受北方相关民族语和汉语影响后发展演变的满语，满语就是到了新疆以后受地域性语言特征的影响而演化出来的锡伯语。这就是说，现在的锡伯语就是清代的满语，清代的满语就是金朝的女真语，而金朝的女真语又是从夏商时期的肃慎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挹娄语、隋唐时期的靺鞨语、元代的勿吉语等古老语言延续和变迁而来的产物。由此，我们很难说，在历史上的某一种民族语，就像是蒸发一样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反过来它有可能用另一种形式和说法活在我们当今使用的某一个民族语之中。当然，同时我们也承认有的民族语有可能没有任何人的传承，也没有被任何语言接受或吸纳的前提下就那么完全消失的可能性。

不论怎么说，在语言发展的漫长历史岁月里，有多少种强势语言兼并和吸纳了其他弱势语言，从而不断获得新的活力和生命力，由此不断得到发展、丰富和壮大。或许哪一天，这些已兼并其他若干种语言而壮大起来的产物，会被更为强大而有生命力的语言所吞没。这就像滚雪球一样，有的语言越发展越强大。其实，严格地讲，那些有生命力有活力的强势语言，就是以那些处于弱势状态语言的牺牲作为代价来发展了自己。无论是已经消失了的语言，还是正处于兴盛阶段的发展中语言，或者是属于那些发展壮大的强势语言，它们都在产生着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我们叫发展与变迁，实际上这两个概念都有其自己特定的内涵和解释，语言发展往往是指语言种类从小到大，语言使用面从窄到广，语言活力由弱变强，语言结构从简单到丰富的变化过程。例如，汉语、英语等。而语言变迁是指特定历史时期或历史阶段，语言的某一特定结构或语言整体结构产生历史性变化之现象。例如，满语（女真语 ☞ 满语 ☞ 锡伯语）、蒙古语（蒙古语☞ 喀喇沁蒙古语 ☞ 蒙汉语混合的蒙古语 ☞ 汉蒙语混合的蒙古语）等。正是有如此鲜明的语义和表述方面的区别性特征，我们在申请该项目时，考虑到研究对象在语言接触和影响以及语言本身变化过程中所处的实际情况，就使用了语言变迁研究这一学术概念。

众所周知，我国北方诸民族语言均处于历史性的变化阶段，对于这些民族语言来讲，生存和发展，以及变迁和危机并存。从理性的角度，客观实在地分析的话，我国北方诸多民族语言已经无可怀疑地全面进入了快速变迁的历史阶段，从而不断受到强势语言的直接而间接的强有力的影响。特别是，那些使用人口较少的北方民族语或方言土语，已经全范围地进入了濒危或严重濒危状态。所有这些，更加显示出北方民族语变迁研究的学术价值，以及紧迫性和重要性。

如上所述，语言变迁研究是指，对于语言演变过程的某一阶段或某一历史所作的调查研究和理论分析的工作。从理论上讲，全面而系统地调查、了解、把握和揭示民族语言变迁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对于民族语言变迁规律、变迁原因和变迁结果的科学认识，科学论述，乃至对于民族语言变迁的科学引导，均会产生极其重要的现实而长远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民族语言的变迁，尤其是人口较少的民族语言的变迁，有它的内部规律和极强的外部原因，科学地解释和论述民族语言变迁的客观规律和相关条件，对于民族语言变迁现象向着更合理、更正确而更规范化方向发展将起到重要理论的作用。所以，本项课题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不仅针对性地探讨了蒙古语、维吾尔语等使用人口较多的民族语言里出现的语言兼用（双语或多语）现象、语言转用（母语丢失）现状，同时还讨论了使用人口较少民族语言的语言转用和濒危现象。更为重要的是，本课题的调研和讨论涉及了北方民族语言在词汇以及语音和语法等方面出现的诸多变迁现象。根据所掌握的调研资料，我们首先从认知语言学、实用语言学、地域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规划学、语言政策学、语言接触与影响学、语言变迁与濒危语言学等的理论视角进行了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科学分析，其次统合考虑了来自人口学、民族学、文化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民族关系学等，对于民族语言变迁产生重要作用的学术问题。另外，在具体运作本项课题之前，课题组成员对于跟该项课题密切相关的国内外科研成果做了有计划有安排的搜集、阅读、整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具有极强可操作性而行之有效的课题实施计划。其中，将实际调查和理论分析置于并重地位。在调研工作的安排中，把对于内蒙古、新疆、青海、东北三省等地使用的北方民族语的调研内容放在了重中之重。

我国北方诸民族语，在语音系统、基本词汇结构以及语法形态变化体系等方面，均存在诸多内在联系和共有关系。而且，其中除了朝鲜语、塔吉克语、俄罗斯语之外的其他民族语均被学术界认定为阿尔泰语系语言。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流的高科技交流手段的不断普及，尤其是人类文明社会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不同民族间的交流和往来变得更加密切和频繁，交流的手段和方法也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这给有史以来就有多重复杂关系的北方诸民族语，在更深更广领域的相互接触和影响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从而这些民族语在词汇库中不断借入新词术语的同时，在语音结构、语法形态变化以及诸多使用功能方面都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变迁。特别是，充分利用现代高科技交流手段日益强盛的汉语的直接影响，使我国北方民族语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从而使用人口较少民族的民族语言或地方方言土语很快进入濒危或严重濒危状态。我们在该项目中，对于北方民族语言的这一历史性变迁，进行了深入浅出而较为系统的分析和论述。但考虑到：（1）该课题任务重，时间紧；（2）涉及面较广，涉及的内容相当复杂；（3）北方民族居住非常分散，而且均散居于偏远而广袤的边疆农村、牧区、林区；（4）加上课题经费有限；（5）课题组成员不多，并都承担其他相关课题任务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课题组在启动项目小组会上，将实施计划的中心进一步落实到语言变迁现象比较突出又具代表性的蒙古语喀喇沁土语和科尔沁土语、维吾尔语、锡伯语以及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等方面。同时，在项目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根据所掌握的相关资料，对于一些课题内容作了必要调整和补充。

语言变迁研究，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如果调查资料丰富和扎实，那么分析结果就会客观实在，最后的结论也是科学而有力度。所以，我们在具体实施该项目计划时，主要运用了社会语言学和民族语言学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和理论，根据课题组草拟的项目调查大纲和相关调查表格，首先选择性地到预先选定的民族语言点，开展语言变迁研究的实地调查工作。由于，课题组成员有较丰富的语言学田野调查经验，在较短的时间里较全面地搜集整理到相关语言（或方言土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以及语用等方面出现的变迁资料及其相关数据。同时，对于语言使用人口、语用环境、语言生存条件、语言与经济手段、语言与民族关系、语用者心理结构和语言认知态度等跟语言变迁密切相关的语言外部因素也进行了必要的抽样调查。在此基础上，对于搜集到的第一手语言变迁资料作了认真统计、仔细分类、整理成册，形成较为完整的文本信息资料。

从某种意义上讲，本项目是属于对北方诸民族语言变迁现象展开较大范围学术探讨的首例研究课题，这对北方民族语言现状和走向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科学价值。甚至对于制定民族语言文字保护方面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安排和具体落实濒危民族语言文字的抢救工作等均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于北方民族语言变迁现象、变迁规律、变迁条件和因素等方面的系统讨论，进一步探索保护和发展北方民族语言，尤其是保护和抢救人口较少民族的濒危语言产生更加深刻而深远的学术价值，从而为我国建立健全民族语言保护和发展制度和政策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以便制定更加正确、更加合理、更加科学而行之有效的民族语言保护方针政策和法规。最终为实现多元一体、和谐共存、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而作出贡献。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国外相关研究资料，特别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日本和韩国的语言变迁方面的科研成果来讲，他们都将语言变迁中出现的强势语言对于弱势语言的同化，或者说弱势语言无形地融入强势语言的情况，基本上均作为“紧急调查”的语言变迁现象，并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科研人员，展开具有历史意义和负责任的抢救保护工作，甚至对于使用濒危语言的有关人士进行必要的宣传和培训，经过20余年的努力他们搜集整理，抢救保护了在自身语言变迁过程中将要消失的不少语言，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方法。另外，依据有关科研信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欧美的一些大学、科研机构，甚至是一些基金委员会等，对于语言变迁中出现濒危状态的语言启动了语言资料的抢救保护工程。其中，就包括对于我国北方民族的濒危语言进行的研究课题。而且，我们也参加过国外科研机构或专家学者对于我国北方语言变迁研究的一系列课题。例如，有日本北海道大学濒危鄂温克语敖鲁古雅方言的实地调查项目（1986—1989）、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蒙古巴尔虎土语变迁研究项目（1987—1989）、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呼伦贝尔地区语言变迁研究项目（1988—1989）、韩国首尔大学达斡尔语变迁与濒危研究项目（1991—1993）、日本东京外大濒危通古斯诸语抢救保护项目（1994—1996）、美国加州大学的鄂伦春语变迁和濒危研究（1995—1997）、香港中文大学濒危图瓦语与达斡尔语研究（1995—1997）、京都大学通古斯语变迁和濒危研究项目（1992—2002）、日本北海道大学满语变迁和消亡研究（1997—1999）、日本东北大学通古斯诸民族语言文化变迁研究（1998—2002）、世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的锡伯语变迁研究课题（1999—2002）、荷兰科学院中国东北人口较少民族语言使用研究课题（1999—2001）、日本学园大学东北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文化变迁课题（2001—2003）、日本九州大学锡伯语变迁研究课题（2003—2005）、韩国首尔大学满语变迁项目（2004—2007）等等。在过去的时间里，与国外合作的这些项目，为我们对于北方民族语言的变迁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研究资料和思路。在此基础上，我们在国家社科基金委员会、社科院课题经费、文化部濒危语言抢救保护基金委员会等的资助下，实施了一系列对于北方民族语言变迁研究的课题。

然而，我们也发现，国外对于我国北方民族语言变迁之研究，往往以如实记录、描写、分析语音、词汇、语法结构现状为主，甚至大量地收集口语资料或长篇故事资料，很少涉及语言变迁中出现的各种变异现象以及变迁规律、变迁走向、变迁结果或与此相关的科学命题。近些年来，国外一些学术机构或专家学者也开始关注我国北方民族语言变迁之现状问题。在这种现实面前，我们课题组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提出具体实施对于我国北方民族语言变迁研究的课题计划，及时提交到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并很快得到审议通过。

根据课题计划，本项课题主要对于我国北方民族的语言变迁现象，包括语言变迁中涉及的语音、语法、词汇、语义等诸多方面的学术问题展开深层次解剖分析，进而阐述其变迁的外部因素及内部条件，分析不同程度的变迁现象，以及不同的变迁的基本规则和原理。同时，还要对于语言变迁中出现的语言社会功能问题，语言融合的相关特征，以及人们对于弱势语言的变迁之认知态度等方面也要进行必要的探讨。

如前所述，我国北方民族语言包括蒙古语族语言、突厥语族语言、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朝鲜语、塔吉克语、俄罗斯语等。其中朝鲜语的系数问题，至今还未定论。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30年当中我国北方民族语言的研究事业取得了鼓舞人心的学术业绩，从而给北方民族语变迁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学术基础。20世纪50年代，我国进行了规模宏大的包括北方民族语言在内的民族语言大调查，收集了数量可观而有价值的第一手语言资料；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民族语言文字专家学者在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陆续出版民族语言研究简志、研究丛书、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濒危语言研究丛书、民族语汉语对照辞典丛书等。其中，毫无疑问包括北方诸民族语言简志、研究著作、辞书等。这些科研成果涵盖我国北方民族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以及相关方言土语的基本结构特征，由此将我国北方民族语言的研究事业推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全新历史阶段，并为北方民族语言变迁之现状调查研究创造了优厚的科研基础。与此同时，我们认为，近些年我国在北方民族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地域学、民族学等方面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对于北方民族语言变迁的调查研究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和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些成果，对于该课题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全面了解和把握同北方民族语言变迁有关的历史演变、社会发展、文化变异等诸多学术问题有着极大帮助和借鉴作用。在这里有必要提到的是，于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立项实施的“七五”重点规划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1991）、《中国少数民族文字》（1992）、《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1994）等成果陆续出版，这对于我们该项课题的运作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科学参数及理论依据，使我们能够科学地把握这20余年时间里北方民族语言变迁的具体数据和发展变化情况，从而更加实事求是而客观实在地分析和阐述其变迁现象和原理。

就像前面所论及的那样，濒危语言的研究及其成果，对于语言变迁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这几年，我国北方民族语言濒危现象的研究，确实获得一些阶段性的学术成绩，而且主要涉及濒危语言资料的抢救性搜集和整理，以及话语资料的录制和分析方面，甚至一些论著探讨了民族语言濒危的现状和程度，及其抢救保护的方式办法和手段等。我们认为这其中，对于北方民族语言变迁研究最有价值的是，他们所做的田野调查资料及濒危现状和濒危程度的分析结论。特别是，对于使用人口极少的赫哲语、满语以及蒙古语的布里亚特、巴尔虎等方言土语的濒危现象所做的调查研究工作。但遗憾的是，这些成果只是讨论了语言濒危现象或现状，没有从语言变迁论的学术视角，科学分析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产生一系列变迁关系的形式和内容。总之，有关北方民族语言，尤其是对于蒙古语族语言、突厥语族语言、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变迁现象展开系统而全面调查研究的成果十分少见，甚至好多北方语言在此学术领域属于空白。不过，以上指出的近30年来，我国北方民族语言描写研究与比较研究工作取得的鼓舞人心的辉煌成就，以及在语言接触学研究、濒危语言学研究、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结构学研究、语言形态论研究、生成语言学研究等语言学科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已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方面的有利条件。这使我们该项目能够顺利进行和按期完成的基础和前提。

从本课题的研究基础，包括课题主持人及课题成员的研究能力与专业水平等方面来讲，主要以社科院民族所北方民族语言研究室的科研人员组成，其中有3位研究员，1位副研究员和1位助理研究员。并且，都有在国内外接受过语言学理论系统教育，熟练掌握作为研究对象的北方民族语言以及外语，从事北方民族语言研究的长期科研实践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搜集了相当数量的有关语言变迁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课题组成员分别主持、承担、参与和完成了多项国际、国家级、院级和所级重大北方民族语言方面的课题，在国内外用汉、蒙、英文刊发多部项目论著，从而体现出了在该学术领域应有的研究工作能力及其理论水平，更加可贵的是其中的一系列科研成果荣获国内外优秀科研成果奖。在这里，尤其应该提到的是，作为课题组主持人之一的曹道巴特尔副研究员于2007年10月在日本东京外大语言学论坛上宣读的论文《论蒙古语语音变迁》里，较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了现代蒙古语喀喇沁土语、科尔沁土语受汉语强势影响后出现的语音变迁现象。该论文中，他首先把这两个受汉语语音影响较大的土语语音同现代蒙古语标准音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由于长期受汉语语音影响，这两个特定地域的蒙古语土语语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现象，从而重新组合和建立了适合于蒙汉语混合使用区域的语音位结构体系，这一语音变迁现象使东部蒙古语语音系统变得更有特色、更加实用。其语音变迁特点完全体现在，与传统蒙古标准音不同元音音素相对减少，辅音音素相对增多，元音和谐现象明显减弱等方面。所有这些语音变迁现象，就是为了适用于数量可观而用率相当高的汉语新词术语，这就是东部蒙古语喀喇沁土语和科尔沁土语语音变迁的主要原因及核心问题。”由此，曹道巴特尔博士从语言变迁论的学术视角，论证了受汉语长期影响后东部蒙古语语音产生变迁的基本原理。其实，课题组其他成员，在实际的科研工作或具体实施其他科研项目时，对于北方民族语言在各方面出现的诸多变迁现象一直十分关注，搜集和积累了不少有相当分量和学术研究价值的宝贵资料。

不过，我们申请的《北方民族语言变迁研究》项目被批下来以后，根据原定课题计划课题组成员先后到内蒙古、黑龙江、新疆等地，对于蒙古语族语言、突厥语族语言、满通古斯语族的有关语言展开了进一步深入调查，由此更加充实和丰富了北方民族语言变迁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课题组成员根据搜集整理的资料，开始分节分章地撰写不同语言在不同方面产生的变迁现象。该项目进行的过程中，课题组开了三次小型课题专题会，依据课题进展情况、课题经费、课题完成时间、课题人员的具体工作需求等，对于课题内容作了几次必要的调整，这使我们的项目计划变得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例如，像朝鲜语和俄罗斯等在海外已有了相关科研成果，再说我们课题组里也没有能够完成对于国内这些民族语变迁展开研究的人才，因此课题组将这些北方民族语从项目研究中剥离了出去。同时，本课题在研究手段上，除了主要运用语言变迁论的理论方法之外，还广泛采纳了语言接触学、语言进化学、语用学、地域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混合语言学研究方法。另外，在具体研究中，将系统研究和个案分析、新旧资料的统合分析、不同语言的不同变迁现象的综合分析、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等密切相结合，这使课题研究工作不断向着更加成熟而理想的方向发展，并探索出一条语言变迁研究的方法和理论。

总而言之，该项目在课题组全体成员的诚心合作和共同努力下，经过三年多时间的运作，基本上按照原定计划顺利撰写完成了近30万字的项目书稿。只是，项目个别稿件的修改和补充占有了一定时间，加上院、所机构改革和调整工作，科学发展学习实践活动，课题组成员出国和调离工作岗位，其他时间性很强的应急项目等方面的因素，我们的项目结题工作拖至今日。

我们认为，该项课题的完成，对于分析和探讨北方民族语言在不同社会环境、不同语言区域、不同经济条件、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下出现的不同程度的语言变迁现象和规律，对于它们的变迁现状和原理进行科学归纳总结均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也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北方民族语言变迁之科研成果。众所周知，民族语言变迁研究是，对于语言演化过程中的特定阶段展开学术研究的产物。这对于全面而系统地调查、了解、把握和揭示北方民族语言变迁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科学认识，对于民族语言变迁现象、变迁规则和变迁结果的正确认识，乃至对于北方民族语言变迁的科学引导，均会产生现实的和长远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民族语言的变迁，尤其是人口较少的民族语言的变迁，有它严密的内部规律和极强的外部原因，科学地解释和引导民族语言变迁现象，对于民族语言变迁现象向着更合理、更正确而更规范化方向发展将起到重要理论作用。所以，本项课题成果，对于研究双语和多语现象、语言转用现状的科学分析、人口较少民族语的濒危现象的研究，以及对于不同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语义结构的全面认识和了解，同时对于民族人口、民族关系、民族接触与融合、民族语言发展、民族语言使用态度、民族心理、民族文化、民族经济等诸多民族问题的学术讨论均有相当高的学术理论作用。另外，还对于民族语言规划、民族语言政策、民族政治、民族矛盾等问题的科学认识和理解有其特定学术参考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本项课题属于对北方民族语言变迁专题研究的首例重大项目。就像在前面所交代的那样，其中涉及了蒙古语族语言、突厥语族语言、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语音、语法、词汇、语义等方面变迁现象较为突出的学术问题。而且，有其一定广度和深度，材料也比较翔实，研究方法又得当而新颖，分析和论述客观实在。所有这些，对于我国北方民族语言变迁现象的全面、深入把握将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特别是，伴随我国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出现的日新月异的变革与发展，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使用现状也会不断发生变化。为满足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使用需求，为更好地保存面临濒危或已经濒危的民族语，我们有必要对其展开语言变迁调查研究，通过该项课题成果阐明北方民族语言的变迁现象、变迁规律、变迁条件和要素，从而探索保护和发展北方民族语言，尤其是保护人口较少民族语言提供有力的科学思路，同时为建立健全我国民族语言保护法、民族语言发展制度和政策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以便更快制定更有效率、更加正确、更为合理的法规措施来构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和谐共存的社会局面。

朝克

2009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