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作为企业的一种空间集聚现象，因其显著的集聚效应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驱动力。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各大产业集群不论是数量规模还是质量水平，都在伴随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而来的制度创新的推动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带动了地方经济快速增长和居民收入的迅速提高。然而，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产业集群的外部环境有了显著改变，用时过境迁和今非昔比来形容也不为过。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过了30年的产能扩张后，我国绝大多数产业已经从产能不足转向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市场需求更具不确定性。二是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导致了替代产业大量增加，产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明显，加剧了生产和需求的不确定性。三是消费需求呈现“多元化、高端化、品牌化、服务化”特征，导致了竞争点的多样化，进一步增强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四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拓展，在增进国内外产业之间、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竞合关系的同时，区域产业发展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日趋明显。总之，我国产业集群发展面临的经营环境的变动频率日趋加快，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和竞争劣势的互变更加迅速。面对这些变化，已经取得初步竞争优势的我国产业集群需要提升自身的应对能力，因此，研究我国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影响因素、评价体系和提升路径是亟须展开的重大课题。

本书以保持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动态能力为切入点，以探寻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理论框架、测量维度和促进能力提升的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内容，在对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理论演绎和实证分析基础上，从产业集群大型企业培育、中间型组织建设和产业要素升级等方面提出提升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思路与路径。具体来说，本书分为以下四大部分：

第一，动态能力理论及其分析框架。动态能力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由提斯等人针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可持续问题而提出来的。竞争优势的来源与决定因素一直是企业战略管理最关键的主题之一。随着企业行为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竞争优势的认识日益深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企业外部到内部、从静态到动态、从刚性到可持续性，建立了体系复杂而又有一定连贯性的竞争优势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是探寻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影响因素及其可持续性问题。作为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理论体系构建的基础，这一部分从企业能力理论的演进脉络、企业动态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和企业动态能力的分析框架三个方面进行了回顾和阐述，为动态能力理论引入产业分析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产业集群动态能力内涵界定与理论框架及其评价体系。本部分首先从组织的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存在性。产业集群是一个由主导企业、配套企业与关联性单位组成的竞争性经济组织。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全球化纵深推进，产业集群发展的外部环境产生了日趋剧烈的变化，其原有的竞争优势将面临着挑战，如果不及时应对，竞争优势会因其刚性而最终消失殆尽，使得产业集群走向衰退甚至灭亡，进而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因此，与企业一样，产业集群同样存在动态能力问题。其次，界定了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内涵。根据企业动态能力的核心内涵和基本特征，结合产业与企业的区别，将产业集群动态能力定义为：伴随外部环境的变化，产业集群在扫描外部环境并形成判断基础上，通过集群内部构成主体之间特有的信息流通和学习机制，整合、建立和再配置内外部资源，以获得、巩固和增强集群竞争优势的能力。最后，建立了“三层面”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理论框架。为了能够更好地把动态能力理论应用于产业集群分析，我们在透彻领会动态能力理论核心内涵的基础上，对于动态能力的基本分析框架做了必要的拓展和调整，把产业集群动态能力分析框架分为三个层面：层面Ⅰ：外部环境—核心能力—竞争优势；层面Ⅱ：环境研判—决策制定—适应性调整；层面Ⅲ：研判能力—决策能力—调适能力。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三个层面之间存在严密的逻辑关系，其逻辑主线就是“内涵—流程—来源”。

第三，产业集群动态能力评价体系与实证分析。只有构建科学合理的产业集群动态能力评价体系，才能把动态能力理论应用于产业集群分析。首先，以产业集群动态能力基本内涵为出发点，以产业集群动态能力三层次分析框架为基础，结合定量指标的数据可获得性，选取相关细化指标，从研判能力、决策能力和调适能力三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确定权数及各指标的计算方法，综合计算产业集群动态能力指数。其次，选取浙江省有代表性的29个产业集群，在充分调研获得数据的基础上，依据前文构建的产业集群动态能力评价体系计算各个产业集群的动态能力指数。再次，考虑到2006—2010年五年间产业集群经历了发展环境的剧烈变动，这一部分选取了29个产业集群的五年销售额数据计算标准差，并与对应的产业集群动态能力指数进行比较，考察产业集群动态能力评价体系的有效性。最后，对产业集群动态能力指数从产业分类、地区差异等方面进行实证分析。

第四，基于产业集群动态能力提升的公共政策研究。企业内部各个部分通过股权、命令、制度在管理上显得异常紧密，而产业集群内部的组成部分相对显得更为松散。企业动态能力的提升有明确的主体，但产业集群的动态能力提升主体是缺位的，是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提升各自的动态能力过程中，依赖于组织内部机制而达到的。因此，产业集群的动态能力提升更加依赖于公共政策的鼓励与支持。这一部分从四个方面研究了产业集群动态能力提升的公共政策。一是产业集群内大型企业的培育及其公共政策。大型企业对于产业集群动态能力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应具备发挥其作用的异质性资源而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的大。我们将在探讨大型企业与产业集群动态能力关系、大型企业应有的异质性资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在新的阶段培育产业集群内大型企业的思路和对策。二是产业集群内中间型组织的培育及其公共政策。不论是外部环境信息的扫描、扩散，还是集群战略决策的调适都与中间型组织有莫大的关系，完善而高效的中间型组织对于产业集群动态能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部分在梳理了产业集群中间型组织内涵、类型的基础上，探讨了中间型组织的运行机理和动力机制，提出了我国产业集群中间型组织效率提升的公共政策。三是产业集群动态能力提升的产业要素升级研究。产业集群的研判能力、决策能力和调适能力都需要相应的产业要素作为支持，只有产业要素的不断升级才能最终实现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提升。本部分在明晰了产业集群动态能力与产业要素升级内在机理后，着重探讨了人力要素和资本要素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方向。四是提升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财政政策及其改进研究。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条件下，财政鼓励扶持政策对于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组织优化、要素提升、品牌建设等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进而对产业集群动态能力提升产生显著效果。然而，推动效果的程度取决于政策工具的选取和对传导机制的把握。本部分梳理了我国地方政府近年来采用的产业发展的鼓励扶持政策，并对政策强度和产业集群动态能力指数进行对比分析，在探寻地方财政扶持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后，结合我国现有地方财政产业扶持政策的实际，从产业信息平台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行业协会建设、企业家培养等诸多方面提出了完善地方政府财政鼓励扶持政策的建议。

本书致力于把动态能力引入产业分析，在对产业集群动态能力内涵界定基础上，探索区域产业集群应对激烈变动的产业环境以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来源与决定因素，建立了“三层次”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理论框架，初步构建了产业集群动态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浙江省内29个特色产业为分析样本，实证分析了地方财政鼓励扶持政策强度与产业集群动态能力之间的数量关系，提出了培育大型企业、完善中间型组织、升级产业要素及优化地方财政鼓励扶持政策的具体公共政策。本书的突出特色和主要建树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产业集群动态能力进行界定并阐述了其外延。本书在阐述了产业集群动态能力存在性的基础上，从竞争性经济组织的视角，根据企业动态能力的核心内涵和基本特征，结合产业与企业的区别，界定了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内涵，并从多个方面阐述了其外延。

第二，建立了更具有操作性的“三层面”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理论框架。对于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内涵界定是高度抽象的，这不利于把产业集群动态能力应用于具体产业的分析，进而影响其指导社会实践的能力。为了能够更好地把动态能力理论应用于产业分析，本书在透彻领会动态能力理论核心内涵的基础上，对于动态能力的基本分析框架做了必要的拓展和调整，把产业集群动态能力分析框架分为三个层面，并依此构建一个更具有可操作性的“三层面”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理论框架。

第三，构建了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为了科学地对产业集群动态能力进行定量分析，探寻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形成规律和强化路径，我们首次从研判能力、决策能力和调适能力三个方面构建了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了浙江省的29个产业集群，依据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计算了这些集群的动态能力指数。

第四，提出了基于产业集群动态能力提升的公共政策体系。由于特殊的国情，我国地方政府对于产业集群的鼓励扶持政策是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方面，其绩效对于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培育和维护具有重大意义。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我国各地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纷纷建立了产业集群的鼓励扶持政策体系，然而对这些政策的评价还极其缺乏。本书在梳理和回顾现有产业政策的基础上，以产业集群动态能力提升为政策导向，从大型企业培育、中间型组织优化、产业要素升级和地方财政政策供给四个方面构建了相应的公共政策体系。与以往产业集群鼓励扶持政策比较，这一政策体系具有如下特色：一是对政策落脚点做了有效拓展。产业集群内部中间型组织、产业要素中的软要素、企业家创新意识以及公共服务平台等在新的发展时期对于产业集群发展至关重要，我们构建的政策体系纳入了上述方面的内容。二是反思了我国以往大企业培育政策。“做大做强”中小企业集群中的龙头企业是产业集群动态能力提升的重大方面，一直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但从实践看，“产业集群中的大企业应该具备怎样的异质资源”、“政府应发挥怎样的政策导向作用”等诸如此类问题值得反思。本书专设一章加以论述。三是强调产业要素中的软要素。除了一般的资本、人力、土地等实体要素，本书认为，教育体制、产业氛围、创新环境等软要素在提升产业集群动态能力将更加重要。四是强调政府政策的引导性、间接性和服务性。本书认为，与传统税收、补贴、土地等直接性政策工具相比，间接性的引导型服务政策对于产业集群内部的中小企业更具有鼓励扶持作用，才能真正意义上做大做强企业，促进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有效提升。

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理论是一个极其抽象而又非常重要的理论体系，在研究过程中受制于产业集群数据收集、统计指标选取、集群软要素的把握等诸多方面的条件限制，也受限于研究者的能力水平，我们关于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研究成果必然还存在着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据替代有可能降低研究结论的精准度。由于在相关资料的获取上存在很大困难，相关部分的统计数据做了部分替代，虽然不会改变获得的结论，但是可能降低了结论的精准度。二是产业集群动态能力评价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实际上，影响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因素只能做定性分析，很难做数量化描述。另外，不同产业集群在发展阶段、产品属性、技术经济特征上存在差异，降低了集群间的可比性，这些都会影响产业集群动态能力评价体系的有效性。三是产业要素中的软要素对于产业集群发展难以准确评价。从实践观察角度看，产业氛围、竞争意识、人力资源等软要素对于产业集群发展，尤其是竞争优势的可持续至关重要，但是这些软要素很难加以度量，因而不易准确把握它们的绩效。以上三点是本书存在的不足，弥补这些缺陷和不足是我们今后有关产业集群动态能力领域的研究目标和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