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书藏博士相识于1989年的夏天，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少不更事的青年，她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供职，我在甘肃电视台虚度年华，做节目、吃饭喝酒、游行、打牌，无不贪慕一个爽字，那是一个随性所致总是能够得到奖赏的年代。

大学里学到的新闻理想如同沙子垒成的金字塔，坍塌起来连最初的模样都无法回忆。记得曾经去酒泉金塔县采访计划生育红旗乡，得知有未婚女子深更半夜被拉上联合国卫生组织赠送的手术车懵懂中被结扎的状况，就在我的职业义愤盎然不止的时候，当地卫生部门的陪同以及县委宣传部的同人们非常轻描淡写地轻视我，“这很平常，谁都知道，当然不会报道。连这点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做记者。”

专业挫败感并没有很快消解年轻人的义愤，当年被分配到甘肃省广播电视厅大院里的大学毕业生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跟分配住宿的办公室主任怄气的经验。李书藏几乎将这种斗争推向了极致。为了抗议单位在未经商量只有知会的状况下第三次将她们一窝女生们搬迁到下一个借宿点，并且多少有点因为室友的沉默和顺从感到委屈的情况下，李书藏倏然出走，消失三天，搞得我们平时在一个食堂大灶吃饭的男生们像目下人肉搜索般地去寻找可能的蛛丝马迹。

后来学传播学，听说有一种叫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可以考察新闻生产过程中记者生存环境怎样影响记者制造文本，不免欷歔，怎么当年就没有被田野。回过头看，离开媒体去做媒体研究，终究是想补上这一点缺憾，自我田野。我不敢说，李书藏博士内心深处也有此种情结，从表面上来看，我们都做了看起来有可比性的工作转变。1

不知道BBC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好名声是如何形成的，当我第一次听到英国人自己把BBC的节目称作“世界上最瑕不掩瑜的节目”的时候，我没有反思地就信了。和很多同人一样，我们都认同BBC背后的公共广播电视（Public Servicer Broadcasting）这种工作理念，甚至把它看作抗拒新自由主义政治对新闻传播领域侵蚀的最强有力的武器。

李书藏博士的工作让钟情于这种工作理念的人更多地看到了这种理念复杂的形成过程，以及这种理念在英国政治文化土壤当中的嬗变和修正，尤其是这种理念与英国人从上到下的政治改革作风之间的关系，这种理念的建制化的过程以及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紧张与融合的关系等，可以免于人们对公共广播电视的大而化之的理解，具有相当的学术贡献。稍有不满的是，公共广播电视理念也许并非商业化的青红皂白的对立面，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英国媒体变革过程中，公共广播电视理念并没有被取消，只是被不断地修正和重构，这种看起来是妥协的做法，正是英国人一贯的作风，而公共广播电视理念也正是在这样的中庸的装置中诞生的。

杨击

2011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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