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
《紫金社会学论丛》的“紫金”取意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所毗邻的紫金山麓，钟灵毓秀的中山陵和明孝陵静卧其间，是古都南京的标志与象征；而“论丛”编辑的直接动因自然与江苏省人民政府2010年启动的“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有关，在这一年里，经过学校申报、资格初审、专家评审和网上公示等程序，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在29所高等学校确立了92个学科作为一期建设的立项学科，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所属的社会学学科有幸忝列其中，成为南京大学入选“江苏省优势学科”的七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一，2462575也是江苏省高等学校入选的唯一的社会学学科；但从更为深刻和广远的动因上说，编辑这样一套丛书其实不仅为了体现改革开放暨社会学重建30年来南京大学社会学学术共同体的锻造与学术思想的积累，也为了反映自1928年起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之前身原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和金陵大学社会学系的精神传承与学术脉络的延续。这其实也是在编辑出版这套十六卷本的《紫金社会学论丛》的同时，我们开始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孙本文文集》（十卷本）和《柯象峰文选》（一卷本）、《乔启明文选》（一卷本）的原因所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套丛书，就是80余年来（自然其中有30年的断裂）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的主要精华之所在。
一 学科发展与学术积累
80余年前，即1928年，位居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在其鼎盛时期由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教授担任系主任；稍后，1910年成立的私立金陵大学也建立了社会学系，先后由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柯象峰教授担任系主任。1949年前，虽然旧中国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但两所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们却为中国社会学的建设和社会学学科的本土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曾担任国民政府高教司司长的孙本文教授，在兼任繁忙的行政工作的同时，写出了至今仍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社会学原理》、《社会心理学》和《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等著作，成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学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并且至今仍然影响着海峡两岸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而柯象峰教授则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表现了社会学家的民生情怀，他撰写的《中国人口政策》、《社会救济》和《中国贫穷问题》等著作，一样成为旧中国社会学的经典之作。而且，无论是孙本文，还是柯象峰，他们的社会学研究都表现出了“面向中国”的鲜明特色，他们的中国意识和本土化努力，不仅促进了1949年前社会学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而且为今天的南京大学社会学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底蕴。
1952年，由原中央大学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文理学院组成的南京大学，受当时的政治氛围之影响，在院系调整中停办了社会学系。此后30余年社会学学术薪火的失传，至今仍是南京大学每一位社会学学子的心头之痛。
感谢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它在彻底扭转中国社会的走向、改变13亿中国人民命运的同时，也使社会学这样一门在中国被取缔30年之久的学科枯木逢春。1983年，在中国社会全面开放的大背景下，在社会学被取消30余年后，南京大学成立了社会学研究室，由葛林教授担任研究室主任。1986年，在葛林教授主持下，南京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硕士点，开始招收社会学研究生，成为国内第一批恢复社会学的综合性大学之一；1988年10月，在多方奔走和呼吁之下，在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曲钦岳院士、主管文科的副校长余绍裔教授的支持下，南京大学成立社会学系，由宋林飞教授担任系主任。此后的13年间，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获得了诸多发展：1996年继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之后，南京大学成为国内高等学校中第三个拥有社会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社会学系教师也从7人增长到21人。
2001年5月16日，周晓虹教授接替宋林飞教授，出任社会学系主任，社会学系也在当年秋季并入公共管理学院。在时任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教授、主管文科的副校长洪银兴教授以及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永桃教授的支持下，社会学系的发展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学系的发展朝向正规化和国际化两个方向迈进。就正规化而言，社会学系开始从教学到科研、从教师到学生进行了一系列的卓有成效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包括：
为了保证学术薪火的有效传承，从2001年起，我们开始尝试建立完善的教学体系。首先根据专业的需要，全面充实、完善了社会学教学计划；自2001年秋季开始，连续10年印制了《研究生教学手册》和《本科生教学手册》，使学生能够对他们未来4年（本科）甚至10年（本科—博士）的学术训练有所了解。
也是在同一时期，社会学系开始设立访问教授制度，在每年的暑假邀请国内外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学分性课程。10年来，除了邀请费孝通、郑杭生、陆学艺、金耀基、林南、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傅高义（Ezra Vogel）、怀默霆（Martin Wyhte）、Edward Friedman、Thomas Bernstein、苏黛瑞（Dorothy J.Solinger）、Mark Selden、David Goodman等中外社会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前来讲学，我们还邀请了李培林、李强、马戎、李路路、王铭铭、张静、渠敬东、应星、陈向明、Bryan Turner、Charles Stafford、金光亿、西原和久和 Flemming Christiansen等数十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担任访问教授，为学生开设了相应的学分性课程，不但扩展了青年学生的学术视野，也促进了青年教师与学术界的联系和交流。
我们在国内率先建立了拥有25部IPP电话和25台电脑的“电话访问中心”,2003年SARS期间组织研究生进行了全国5大城市2000户居民的“SARS流行的公众反应和社会后果调查”; 2006年则与本校新闻传播学院合作，组织了有130位师生参加的规模浩大的全国10大名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调查，为学生了解中国社会、了解普通百姓提供各种便利。
我们向学生提供经济和学术支持，连续10年编辑出版了学生刊物《视野》，为年轻学子们的最初的学术眺望搭建了观景平台；《视野》的出版不仅为学生们的作品提供了发表的园地，也培养了学生们的学术品位和学术兴趣，单单一个《视野》编辑部在最近10年中就有许多同学前往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康乃尔大学、加州大学和其他多所海外著名大学深造就说明了这一点。
就国际化而言，2001年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其所属的各个领域同样迈开了坚实的步伐，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力图打破在先前的发展中因地域等因素带来的视野瓶颈。这些举措包括：
将“当代中国研究”确立为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的重点研究领域，不但接续了自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起“面向中国”的社会学传统，而且也找到了与国际社会学界和当代中国研究学界积极对话的渠道与空间。2002年、2007年和2008年，三次“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但规模越来越大、主题越来越多，而且研讨会本身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支持；而自2010年起，我们与哈佛大学、世界大学联盟（WUN）、悉尼大学、利兹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研究国际暑期班”同样赢得了国际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目光，他们派出了优秀的教师和学生参加教学和研讨，南京大学已经成为中国研究重要的本土基地。
在积极从事国际学术交流的同时，社会学系还在师资建设和人才引进方面制定了积极的国际化战略。自2001年起，10余位毕业于海外著名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工作和心理学博士加盟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他们带来了新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活力；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学系教师也走向世界各地，或访学，或参加国际研讨会，或进行国际合作，频繁的交流为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经过多年的努力，上述正规化和国际化的举措带来了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与整个社会学系的进步。2001年，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学科；2002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准建立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2007年，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被教育部列为“国家重点学科”，并在同年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列为江苏省一级重点学科；2010年，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获得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同年入选江苏省高校重点优势学科。在2008年教育部主持的学科评估中，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名列国内社会学学科第3名，这也是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在全国学科评估中获得的最好排名。
在学科发展的同时，社会学系的教师和专业规模也不断扩大：2008年，社会学系教师增长到40人，其中不仅拥有博士学位者几乎达到100%（这也是南京大学第一个教师拥有100%博士学位的学科），而且1/3以上拥有海外大学的博士学位，教师们的学科背景也延展到社会学以外的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等领域；与此相应，社会学系下属的本科、硕士和博士专业也从社会学延展到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工作及其他相关专业。这样一种学科构架的变动，决定了原有的社会学系的构架不再适应学科的发展。2008年10月24日，经学校批准，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正式扩建为社会学院（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下设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三个系和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社会学院开始进入多学科竞争与繁荣的新阶段。
二 学术共同体的锻造与延续
在讨论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之时，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关于科学或科学家共同体的论述是有借鉴意义的。在库恩看来，科学尽管是由个人进行的，科学知识在本质上却都是集团的产物。正是基于这种知识群体的特殊性，科学家共同体或我们这里称呼的学术共同体自然会成为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从库恩的观点出发，广义的科学家共同体是指所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个体和群体的集合；而狭义的科学家共同体则指的是共有同一科学范式的群体成员。具体说来，“一个科学家共同体由同一个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工作者组成。在一种绝大多数其他领域无法比拟的程度上，他们都经受过近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钻研过同样的技术文献，并从中获取许多同样的教益。通常这种标准文献的范围标出了一个科学学科的界限，每个科学共同体一般有一个它自己的主题”（Kuhn,1970:177）。
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团队的建设过程，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2001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在这一年，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所访问归来的周晓虹教授，受到海外尤其是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日渐成为显学的启发（Perry,1999；周晓虹，2010），决定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将南京大学的社会学研究与海外日渐兴盛的中国研究相结合。这些举措包括：在博士学位训练中设立“当代中国研究”的课程，引导年轻学子研讨中国研究领域内的中英文文献，培养他们关注中国现实的想象力和学术情怀；在本系社会学、人口学和人类学等专业中积极引进受过国外社会科学训练、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通过他们的学术训练和人脉关系，建立与国外中国研究机构和学者的常规联系；与国内外研究机构共同主办“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中国研究国际暑期班”；通过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在中国国内首次出版《中国研究》的专业刊物，围绕这一刊物在国内形成更广范围内的中国研究的学术影响和相应的学术共同体。
我们之所以决定以“社会学与中国研究”为主题，作为当时的社会学系的学术发展方向和研究团队即社会学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兴趣，既考虑到了原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既有的“面向中国”的社会学学术传统的承继；也考虑到了当时的社会学系所具有的教师特点和其他学术资源的利用；同样也照顾到了在一个单一的社会学系下，如何同时使得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以及心理学学科都能够获得彼此协同、相互促进的发展。
经过前13年和后10年的积累与发展，在社会学与中国研究领域终于凝聚起一支力量雄厚、结构合理的教学和研究团队。现在，在南京大学社会学一级学科的30余位专职教师中，2462576已有教授16人（其中博士研究生导师13人）、副教授14人、讲师6人；在职教师大多拥有博士学位，其中具有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中国香港等海外博士学位者13人，超过专职教师的1/3。从年龄结构上说，在这一学科中，40年代出生的教授2人，50年代出生的教授7人，60年代出生的教授7人；副教授年龄则大多在40岁以下。
上述16位教授在中国社会学以及相关的人类学、人口学、社会保障和工作学界，大多具有较高的学术贡献和相应的学术声望。具体说来，16位教授中有1人为国务院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1人为上一届成员）、3人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评审专家、1人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1人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专家、1人为教育部优秀教师奖获得者、3人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6人获得政府特殊津贴。同时，有1人担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1人担任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1人担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1人担任江苏省社会学会会长、多人担任江苏省社会学会副会长及常务理事和理事，另有1人担任教育部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教授们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声望，是建立在长期以来其所从事的相应领域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之上的。以社会学研究为例，南京大学的社会学与中国研究团队的整体研究水准一直处在国内社会学学科的前沿水平，长期以来该学科承担并先后完成了诸多国家以及省部级的研究课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自2005年国家和教育部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先后设立重大招标和攻关课题以来，本研究团队的7位教授就成功地获得7项研究课题的立项。具体包括：
（1）周晓虹教授主持的“国外社会建设理论的比较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5年重大招标课题）；
（2）宋林飞教授主持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5年重大招标课题）；
（3）张鸿雁教授主持的“城市化理论重构与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5年重大攻关课题）；
（4）童星教授主持的“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6年重大招标课题）；
（5）风笑天教授主持的“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6年重大攻关课题）；
（6）翟学伟教授主持的“我国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9年重大招标项目）；
（7）彭华民教授主持的“中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和制度建构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10年重大攻关课题）。
在一个只有16位教授的学术团队中，在短短6年里就获得了7项国家和教育部的重大课题，其比例无论在南京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还是在中国高校的社会学学科中，都是十分难得的。这不仅表明南京大学社会学与中国研究学术团队的研究水准和学术影响力，而且也说明教授们的学术兴趣是与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
除了研究课题以外，学术论文和著作更是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创造力和影响力的直接体现。长期以来，南京大学社会学与中国研究团队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研究论文。据统计，最近10年来（2001—2010年），无论是发表论文的总数、还是论文被引用的总数，或是发表的一流CSSCI学术论文，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均名列全国高等学校第三或第四位。2462577同时，这些论文和著作还获得了教育部和江苏省的诸多奖项。通过上述学术论文、研究著作以及人才培养工作，社会学与中国研究团队的学术观点对国家和江苏省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学术进步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也因此使得南京大学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学术重镇之一。
同一般的科学或科学家共同体一样，南京大学的社会学与中国研究学术团队，除了通过学术成果、学术见解和政策论证对社会进步产生影响外，在社会学系及现在的社会学院教师内部也产生了诸多积极作用。这些影响包括在“社会学与中国研究”学术共同体中形成了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不仅如前所述社会学系每年都会邀请国内外学者开设暑期班，社会学系还设有常规的“社会学研讨会”（sociological seminar）、社会学人类学影视茶座以及“人类学谋思谈”; 2462578同样，也因为这一学术共同体的存在，形成了持续不辍的科研能力和学术传统，诸多教授和教师们都围绕社会学与中国研究之主题，在各自的领域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专业论文，也带动学生们对中国社会的关注，提高了他们对学术研究的兴趣。
三 面向中国：历史使命与学术特色
如果从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两所大学的社会学系的历史开始计算，南京大学社会学的历史迄今已逾80年之久。在此之间，从1952—1982年，和中国大陆任何一所高校一样，南京大学的社会学也停办了整整30年。
尽管社会学专业停办了30年，并且如前所述，导致了社会学学术薪火的失传，但重建后的南京大学社会学却在“面向中国”这个重要的结点上和历史或传统进行了有效的对接，并因此形成了其历史使命和学术特色。
我们之所以将南京大学社会学的历史使命和学术特色归结为“面向中国”，是因为自社会学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包括孙本文和柯象峰在内的中国社会学家就一直以了解中国、改造社会为使命，孙本文的《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和柯象峰的《中国贫困问题》等一系列著作都为践行这一历史使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1980年代南京大学社会学恢复以来，一样以中国社会和中国问题为面向，到2001年后更是自觉地将社会学与中国研究相结合，并因此寻找到社会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众所周知，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学，近代以来在中国的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中国化。而在中国化或者本土化策略上的讨论和尝试，又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可能是毋庸置疑的，即中国社会学应当关注自身社会中的重大议题，也就是要有敏锐而切实的本土关怀和“问题意识”。在这一点上，拜南京大学社会学素有“面向中国”之传统，同样拜改革开放在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改变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多挑战，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虽经不断扩展，但却始终能够紧扣中国社会现实和转型时代的重大问题。当然，在问题的切入点和分析的立足点上，又呈现出各自的独特性和开拓性。
经过20余年尤其是最近10年的努力，南京大学的社会学与中国研究团队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人口学以及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研究领域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具体来说，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社会心理学、城乡社会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社会福利与人口发展、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障6个主要的研究方向上，在国内社会学界和中国研究学界都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而这六个主要的研究方向也无一不体现出鲜明的“面向中国”的学术特色：
1.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这一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有宋林飞、周晓虹、成伯清和风笑天诸位教授。具体说来，（1）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周晓虹教授在古典社会学理论、宋林飞教授在现代社会学理论、成伯清教授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上各有造诣，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梯队；而翟学伟教授在中国人行动逻辑方面、汪和建教授在经济社会学理论方面、贺晓星教授在教育社会学理论方面也都各有建树，这使得本学术团队在社会学诸多领域中的理论探索都有亮点，并且体现出了鲜明的理论本土化探索特征；（2）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除了风笑天教授对中国社会学界的方法研究素有影响以外，整个团队大多具有良好的数理功底，其中不少具有数学专业本科或研究生学历，并且能够开设包括数理统计、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以及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在内的系统课程，他们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
2.社会心理学。在社会心理学中素有“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之分，在中国社会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的重建过程中，南京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所起到了重要作用。早在1990年代早期，周晓虹教授就先后完成了《现代社会心理学》、《现代社会心理学史》、《西方现代社会心理学流派》和《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精华》等著作，为中国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自1990年代后期起，翟学伟教授则通过《中国人的脸面观》、《中国人社会行动的逻辑》等一系列著作，参与和推动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进程。
3.城乡社会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使得城乡社会研究一直吸引着社会学家们的眼光。在城市社会学研究方面，张鸿雁教授数十年来倾注了全部心血，出版和发表了诸多著作和学术论文，并做出了中国“城市社会”正在到来的预测；而在农村社会学研究方面，自宋林飞教授对剩余农村劳动力的研究之后，周晓虹教授出版了《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1998），张玉林教授则在日本出版了《转型期中国的国家与农民（1978—1998）》（2001）。前者以昆山周庄镇和乐清虹桥镇为对象，探讨了中国农民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的变化，为我们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而后者则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深入探讨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与人生境遇。
4.社会和文化人类学。我们的人类学虽然起步较晚，但现在已有一支具有相当竞争力的、国际化背景鲜明的科研和教学队伍。其中范可教授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邵京教授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杨德睿副教授获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博士学位。作为学科带头人的范可教授，在人类学领域耕耘多年，在认同政治、华南穆斯林、全球化与跨国主义等领域颇有成就；而邵京教授凭其对中国艾滋病人的人类学研究赢得国际人类学界关注，2007年获得美国文化人类学会的第六届“文化视野奖”。可以说，他们的加入，使得南京大学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5.社会福利与人口发展。本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是获得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福利博士学位的彭华民教授和获得德国马尔堡大学博士学位的陈友华教授。彭华民教授在社会学界辛勤耕耘多年，尤以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领域的研究见长，她的著作《福利三角中的社会排斥：对中国城市新贫穷社群的一个实证研究》（2007）受到国内社会福利界的关注，而她多次主持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领域的学术研讨会更是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研究的进步；陈友华教授从事人口学研究多年，在婚姻挤压方面素有影响，2007年曾获得中国人口学会首届“全国青年人口学者奖十佳学者”称号（得票第一），近年来他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和观点也赢得相当广泛的瞩目。
6.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障。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在GDP继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开始进入高风险时代，党和国家也开始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围绕这一宏大目标，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的童星、林闽钢和朱力诸教授，开始围绕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问题、社会风险和社会保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事实上，早在1990年代，童星教授在国内就最先提出了“社会管理”的基本概念，并因此成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最近几年来他关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风险管理及其预警机制的研究，更是引起了整个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和童星教授一样，林闽钢和朱力诸教授也在各自擅长的领域，为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的成长和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应该说，在“面向中国”的同时，南京大学社会学与中国研究团队也意识到了养成国际视野的重要性。这不仅包括上述引进海外学术背景的人才，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更重要的是从全球体系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社会的处境和发展路径。譬如，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消费主义在中国的蔓延，就深刻地改变着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再比如网络社会的崛起和数字鸿沟的扩大，就给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增添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再比如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内在地就是全球化的——的来临，许多突生的社会问题，超出了我们传统的范畴。面对如此深刻变化，我们意识到，必须拓展社会学想象力，从全球系统的结构性制约中来探索和思考自身社会的问题和出路。
30年过去了。在改革开放的30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的最近10年中，我们一方面关注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致力于解释“中国经验”的社会背景和政策选择，评估“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另一方面则从本土的视角探索“中国体验”，即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嬗变，以揭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层结构和逻辑；我们一方面注重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进，另一方面也本着创新的精神，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从社会心理学到文化人类学，从城乡社会学到经济社会学，从研究方法到表征策略的本土化，都有艰辛的尝试；我们一方面紧扣时代的重大主题，关心国计民生，从农村到城市，从人口到环境，从独生子女到教育，从族群到宗教，都有专门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不忽视学科本身的建设，从基础教材的编写到理论体系的建构，都在稳步前进；我们一方面坚守书斋，上下求索，另一方面也奔向田野，从事调查，参与规划，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智力支撑。可以说，现在呈现在这里的十六卷论著，就是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教授们的殚精竭虑之作，就是我们精神世界的一次整体呈现。
南京大学社会学与中国研究团队或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全面而具体地折射出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的历程，而且其本身也是这一过程中一个非常活跃的参与者，是中国社会学的重镇之一。如果真的如人所说，中国的社会学正在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机，社会学的春天已经来临，那么我们自然应该加倍努力、与时俱进，以精进之学术，助腾飞之民族！
参考文献：
周晓虹，2010,“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意义”，上海：《学术月刊》第9期。
周晓虹、秦晨，2010,“探求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上海：《学术月刊》第9期。
Perry,Elizabeth,1999,Partners at Fifty:American China Studies and the PRC,Washington:Paper for conference on“Trends in China Watching”.
Kuhn,Thomas S.,1970,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试读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10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