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当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引进、中国的师范教育还处于萌芽阶段的时候，教育史就与心理学、学校管理学一起，成为教师教育和培训的最基本的课程之一。一个世纪以来，经过几代教育史工作者的努力，教育史学科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即是教育史研究视域的不断扩展。目前来讲，大致涉及的取材范围主要包括：各种档案文献，各种类书、政书，正史、野史、笔记中的有关资料，地下出土文物及文献，家谱、族谱、地方史志中的有关材料，日记、书信，人物传记、回忆录，报纸杂志所刊载的资料，口述资料，等等。取材范围的日渐扩大，是教育史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教育史研究的取材视野，还是比较局限。上述几个方面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它们都保留了大量的“人类自身的教育经历”，保留了大量的“个体记忆”和“群体记忆”供我们思考、分析。但是，人类自身的教育经历又不仅仅体现在上述文本（或实物）之中，还通过多种形式被留存下来，比如说，文学艺术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载体。人们所熟悉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所展现的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教育生态环境就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典型。很可惜，我们教育史工作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把它们作为小说阅读。其实，胡适早就提醒过我们，1924年他在《与陈世棻论中国教育史》一文中说：“明代小学的情形，最详细的描写莫如《醒世姻缘》小说，此书第三十三回与三十五回真是长篇大幅的绝好教育史料！……这种详细的记叙是很不容易得的。《九通》、《二十四史》里哪有这样的好材料？”2507596在这里，胡适没有否定《九通》、《二十四史》这些典籍在教育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但明确强调，《醒世姻缘》里有关明代小学教育真实状况的描写，在《九通》、《二十四史》这些皇皇典籍里是找不到的！

胡适的上述文章我是在20世纪80年代读到的，但真正引起深入思考却是在90年代以后。20世纪90年代，自己开始带博士生，一届一届的研究生带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最让我感到头痛的是如何与学生一起，商量确定一个结合他个人学术兴趣又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发展空间的合适题目。在痛苦的摸索中，胡适的上述观点突然涌现出来，促使我把目光投向了现代文学作品，特别是现代小说。众所周知，中国的新式教育与现代小说几乎都萌发于20世纪之初，新式教育的成长发展，造就了一个人数相当可观的学生群体和教师群体，而这个成长发展过程又充满了种种曲折、矛盾与艰难。至少从理论上讲，这些内容应该是文艺创作的极好题材，应该在现代小说中得到反映。能否通过梳理考察现代小说中的教育叙事，从另一个角度即观念形态的角度展现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个想法让我兴奋了很久，并且自己动手收集资料、阅读文献，准备把它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研究方向。可是，一旦深入下去，立刻感受到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且不说20世纪初以来产生的各种题材的小说成千上万、浩如烟海，仅仅把那些包含“教育叙事”内容的小说加以选择和阅读一遍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更何况我当时手中还承担着两个课题远未完成，还有一大堆繁琐而令人生厌的行政事务让你一刻也不得消停。但是，这个想法却无论如何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冲动时时催促着我。能否请一位有兴趣的博士生来做？我试探着，每一届新的博士生进来，到该讨论确定论文题目的时候，我总是极力推荐这个题目；但是，一届又一届，总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工作量大和路径不熟悉是这些学生们的共同理由，我也完全理解。毕竟是做博士论文，涉及教育史与文学史两个学科，搞不好是有很大“风险”的。2005年秋，陈桃兰入学，到了该讨论确定毕业论文题目的时候，我照例又把这一内容提出，并简单谈了谈我的看法，想不到她很快就一口答应，愿意试试。这么痛快地答应下来倒使我有点吃不准，是否她根本就没想到这个题目的困难之处？第二次讨论时，我作了些提醒和“暗示”，她仍然表示，愿意选择这个题目，并讲了两条理由：第一，她自己比较喜欢阅读文学作品，有点基础；第二，更重要的是，她觉得这个题目是一个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有挑战性，她愿意接受挑战。话说到这个份上，我担心也好，放心也好，只能让她试试了。一晃四年多时间过去了，2009年底，陈桃兰终于完成了30余万字的博士论文，匿名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各位专家都对她的论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观念世界的教育变革——现代小说中的教育叙事研究》就是陈桃兰博士在其毕业论文基础上几经修改而成书的。应该说，论文在撰写和修改的过程中我看过多次，但是，事隔两年之后再次阅读还是有一些想法。首先是感到这个选题颇具新意，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开拓了一个教育史研究的可能视域。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艺术作品，说到底是现实世界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历史”与“文学”，并非是泾渭分明、隔行如隔山。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可以“互证”的基点在于二者都是选取现实中的“事件”进行加工的结果。陈寅恪先生“诗史互证”的不朽篇章为后人开辟了无数法门，“寅恪以诗为史料，固为史学致知辟一新途径”2507597。陈先生是史学大师，我们当然永远无法企及，但是，“虽不能至，心响往之”，陈先生的这种治学方法我们是否可以借鉴于教育史的研究，陈桃兰博士的著作在这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事实上，陈的这部著作也只是选取了“小说中的教育叙事”的研究视角，初步考察的只是诸多文学、艺术形式中的一种，而诗歌、戏曲、电影等都未能涉及，可以想见，有多少“宝藏”有待我们去开发。换言之，如果能对这些文学、艺术作品里的教育叙事进行分门别类的或整体的研究与梳理，并与相关的文献“互证”，相信会开辟出无数近代教育史研究的“新天地”，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艰难曲折历程的全面认知。

开阔的学术视野是这部著作的第二个特点。在我的阅读范围中，对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教育叙事进行研究，并非从陈著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近代教育史研究领域，前此都有一些论文发表；但是，无需讳言，这些成果多是就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进行的零星的、个案式的研究，而像本书这样从整体上对半个世纪以来现代小说中的教育叙事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考察确实少见。因此，如何搭建一个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如何从整体上把握现代小说中教育叙事的主线，如何对一些基本的概念作出有说服力的界定，如何从五光十色的小说情节中提炼出一些共同的教育主题，等等，几乎都无成例可以借鉴，都要自己从头做起。比如说，作者把国外教育小说的译介作为现代小说中教育叙事的“源头”，列出专章进行考证；比如说，用“新旧共存”、“‘理想教育’与‘现实教育’的反差”和“战火流徙中的教育书写”来概括20世纪前50年间现代小说中“教育图景”的阶段性特征；比如说，以“国民教育”、“儿童教育”、“女子教育”为切入点，剖析现代小说中教育叙事主题的嬗变交织与时代变革、时代思潮的关系，等等，都显现出作者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对历史的感悟。

第三，资料翔实。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如前所述，我自己曾经就这一专题作过点摸索，后来不得不放弃的原因之一，就是资料收集的困难。说实话，书中所提及或重点分析的一些作品，绝大部分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特别是清末民初的十几年间，几乎还很少有现成的小说文本，多是在刊物上连载。更为困难的是，形形色色的包含有教育叙事内容的各类小说，远不止是发表在有关教育的报纸杂志上，而是广泛地刊载于各种性质的大小报刊。细心的读者只要翻翻书后的附录就可以看出，这些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是多么的不易。大量基础文献的收集不仅使全书的分析、论证有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作为这一领域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一部学术著作，在我看来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说与全书资料方面的翔实厚重相比较，理论分析方面总感到还有点不够“给力”，一些观点的提炼论证仍有进一步深入思考的空间；比如说，全书的文字表述从整体上讲是准确流畅的，但由于研究主题横跨教育与文学两个学科，因此，对文学“话语体系”的不十分熟悉往往导致个别地方行文的力不从心，等等。

也许是由于自己对这个话题有着特殊的情结，看到陈桃兰博士的著作出版，有一种了却了一桩“宿愿”的愉悦之感，希望陈桃兰博士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继续辛勤耕作，有更多更好的成果奉献于学术界。

是为序。

田正平

辛卯腊月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