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激发了潜藏于中国人民中的巨大发展动力，国民经济连续34年实现了高速增长，我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始终坚持的重大战略。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2011年人均GDP达到5400美元，距离世界银行提出的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12000美元的分界线尚差6600美元，正处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爬坡阶段。国外经验证明，一个国家发挥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低的优势，引进先进技术，从低收入水平达到人均四五千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容易做到，但从5000美元上升到12000美元就比较难。因为在这个阶段，必须实现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为主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为主的升级。而要实现这个转变，就必须借助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大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自主品牌的产品，需要有一批能带动产业升级和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跨国公司。从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的情况看，多数国家能够达到人均四五千美元的水平，但是真正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只有日本、亚洲“四小龙”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和地区。中国要想从人均5000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破解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难题，包括能源资源和技术的瓶颈约束，实现经济与社会、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协调和平衡。解决这些难题，都需要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把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激发出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今年的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深化改革发出了强烈呼吁，提出了大量提案，反映了广大人民对改革的强烈愿望。

当前深化改革最重要的是理清改革的总体思路，搞好顶层设计，抓住关键环节，着力制度创新，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从实践来看，必须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强化市场机制作用，通过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30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哪个领域能够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国家政策指引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哪个领域的发展就充满活力，各类生产要素就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反之，哪个领域市场作用发挥得不好，这个领域的发展就会是一潭死水，缺乏竞争力。因此，市场导向的改革应当继续作为当前深化改革的方向。同时，在市场作用难以充分发挥的领域，要发挥好政府政策和宏观调控的作用。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要求政府的作用更大一些，这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

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对外开放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引进了国外的技术、资本和经营管理经验，对国内企业形成了一种改革的压力。在制定新的改革方案时，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吸收世界各国对我有益的经验，包括正面和反面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经验教训。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深化改革要抓住制约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集中力量予以突破。要把制度创新放在改革的重要位置，把经过实践证明的成熟的改革措施规范化法制化，运用法律手段来强化和推进改革。要坚持用实践来检验改革措施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检验各项法律法规是否有利于激发经济活力和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坚持把是否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作为改革的出发点，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检验改革成果的基本标准。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国外对我国经济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国内外学者对我国经济能不能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的快速增长期还能保持多久的问题密切关注，纷纷进行预测。美国学者鲁比尼，号称“末日博士”，就预言“中国经济到2013年就要硬着陆，快速增长期到此就结束了”。国内有的人也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制约因素较多，快速增长很难再保持下去。

我很不赞成这种观点。我认为，中国的快速增长至少还可以保持20年。因为，直到目前，我们还有许多经济增长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只要我们深化改革开放，创新体制机制，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再保持20年的快速增长完全没有问题。如果速度掉下来了，那是我们的体制和政策出了问题，没能把经济增长的活力释放出来。关键是要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分析当前的经济现状，我认为，应当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从加快五个方面的改革入手，发掘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释放消费需求潜力。

大幅度地调整需求结构，实现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2010年，我国投资率达到历史上最高的48.6%，最终消费率降到47.4%，投资率第一次超过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则下降到33.8%的历史最低点。这就意味着在全年新创造的社会商品价值总量中，有近一半用于扩大再生产，而用于广大居民消费的仅占1/3。这种主要靠高投入来支撑的高增长，不仅会带来生产能力的过剩，而且对资源、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注定是不可持续的。降低投资率，提高居民消费率，必须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为前提，必须对收入分配体制进行改革。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紧紧抓住了发展模式转型的要害。去年，我们在结构性减税上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需加大力度。如将小微型企业增值税、营业税的起征点由月销售额5000元提高到20000元，就使900多万个经营者的税负平均下降40%，而月税收仅减少9亿元。若能进一步将起征点提高到月销售额10万元，对鼓励创业、培植财源将发挥巨大作用。要继续实行政府向企业减税、企业向职工让利的政策，发挥税收在调节国民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实行由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过渡的条件已经成熟，应着手研究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改革方案。要扩大财政支出中对公共服务支出的比重，着力扩大公共服务消费。通过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尽快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增强居民购买力。如果能在“十二五”时期把居民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就相当于每年有5万亿元左右的商品由用于投资和出口转变为用于居民消费，不仅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而且将使广大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一个较大幅度提高。

第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释放资本潜力。

我国资本存量已有较大规模，银行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达70多万亿元，金融资产达119万亿元。但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银行结构中缺少专门服务于小微企业的小型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造成资本要素配置效率低下，资金周转率低，一些迫切需要资金的企业得不到应有的支持，而大量社会资金又找不到投资出路。据调查，2011年上半年温州市企业平均贷款利率为25%，一些企业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借贷和高利贷。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应按照国务院关于鼓励民间投资“新36条”的规定，允许民间资金发起设立各类股份制的小型金融机构，同时配套推进建立地方性监管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实行利率市场化四项改革。积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上市企业分红、信息透明等制度，增强股市对投资者的吸引力。积极发展债券市场。努力扩大保险市场。通过深化改革，充分发挥资本的增值功能。我国外汇储备已达3.2万亿美元，使用得好，可以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的强大支撑。合理的外汇储备，应当是保持半年进口所需。应通过扩大海外投资，将多余的外汇储备转变为物质资源储备。要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尽快从结汇管理为主向用汇管理为主转变，调动商业银行开展外汇贷款的积极性，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提高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和使用效益。企业“走出去”的目的，一是争取拿到更多的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开发权，以打破经济长远发展所面临的能源资源瓶颈约束；二是扩大国际并购，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科技资源和管理经验，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经营能力；三是开展加工贸易，以资本输出创造出口需求；四是扩大海外工程承包，带动工程机械、建筑材料和劳务出口。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逐步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结算中的使用规模。金融改革将激发出资本的巨大潜力，足以支持较快的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第三，强化激励机制，释放技术创新潜力。

我国产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我们通过继续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利用国际市场科技资源提升国内技术水平仍然有一定的潜力。重要的是通过鼓励增加技术研发的投入，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目前，我国在技术研发投入和申请国际专利方面很不平衡。2011年，中兴公司申请国际专利2800项，跃居世界企业第一位，华为以1800项国际专利名列世界第三。这两家公司申请的国际专利占全国申请国际专利的四分之一以上。如果“十二五”时期各省都能培养出一两家像中兴、华为这样的专利申请大户，我国的创新能力就能产生一个飞跃。当前重点是要在国有企业中建立技术研发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和带动作用。大学也应当成为科技创新的基地，培养创新型人才。2009年，美国申请国际专利数量是中国的6倍，2011年已经下降到我国的3倍。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到2015年，我国申请国际专利数量有可能接近或赶上美国。通过强化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激发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将能释放出科技进步的巨大潜力，从而带动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

第四，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释放劳动力潜力。

我国劳动力潜力仍然很大。对近年来部分地区出现的“招工难”现象，有些人匆忙得出结论，劳动力供给已出现由富余到紧缺的转折点，中国经济已到了“刘易斯拐点”。我认为，这个判断没有看到农业劳动力仍具有的巨大潜力。现在全国仍有2.8亿农业劳动力，有18亿亩耕地，一个劳动力仅能种6.4亩地。而美国一个劳动力平均种几千亩地，欧洲一个劳动力平均种几百亩地，中国的农民比欧美的农民更能吃苦耐劳，农业装备制造能力也能达到欧美的水平，关键在于我国土地资源少。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我们应引导和鼓励土地向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加快把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第二、三产业，并把他们的家属吸引到城市居住。2010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36.7%，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只有10.1%，就是说，每3.6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仅相当于一个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创造的价值。把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转移出来，既有利于释放农村劳动力的巨大潜力，满足工业化、城市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又有利于发展土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过30多年的努力，农业已转移出两亿多劳动力。未来20年如能再转移出两亿，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就有可能接近二、三产业的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将趋于均等化。也只有使种地的收入超过打工的收入，才能把高素质的劳动力留在农村。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还为城市化提供了强大动力。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1.27%，这是一个历史标志性的变化，但距离成熟城市化70%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未来20年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到2030年达到70%左右，我国才算基本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任务。实践证明，每增加1个城市人口，需要增加城镇基础设施投资10万元。每年新增1000万城市人口，将提出1万亿元以上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再加上对其他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和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将形成强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这将成为未来20年我国经济较快增长的根本动力。释放这一潜力，必须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加快改革土地、户籍、公共服务等管理体制，消除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的障碍，为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五，改革土地管理制度，释放土地潜力。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土地资源紧缺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但是土地浪费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益，潜力巨大。除了荒滩地、山坡地资源可以利用之外，农村建设用地也有节约的潜力。目前全国城乡建设用地共计22万平方公里，包括县城关镇以上的城市建设用地5万平方公里，建制镇和村占了17万平方公里，其中村庄占了13万平方公里。现在很多进城务工农民的房屋长期空置，有不少空壳村。有的滥占耕地建住宅，浪费了土地资源。根据经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对村庄宅基地进行整理，可节约占地50%以上，就是说，通过努力，节约村庄建设用地具有1亿亩以上的潜力，这些土地可用于增加耕地和建设用地。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关键是要落实农户对承包耕地、林地和宅基地的用益物权或财产权，通过鼓励土地自愿、有偿转让，使之成为农户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只有使土地成为农民看得见的财富，农民才会更加珍惜土地。只有加快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才能大大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消除土地闲置、浪费和撂荒现象，释放出土地潜力。

通过综合配套推进各项改革，激发出各个方面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我们完全能够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期再保持20年或更长时间。从国际上看，日本的快速增长期保持了20年，韩国的快速增长期保持了30年，中国完全可以创造一个更长的快速增长纪录。如能使国民经济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到2025年，我国人均GDP将比2010年再翻一番半，达到12000美元，就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经济总量上就能回到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保持过的世界第一的位置。至此，快速增长期还不能算结束。根据日本、韩国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增长速度才明显放缓。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有可能把快速增长期保持到2030年。不断深化改革，牢牢把握改革创新这个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就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之举。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自2009年3月20日成立，迄今已有三年多时间了。回顾总结三年多来中心走过的历程，我们在曾培炎理事长的领导下，在中心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围绕研究、交流、咨询三大职能，朝着创建世界一流智库的目标奋力前进，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形成了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队伍。在经济研究方面，我们围绕国内外重点经济问题展开研究，包括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形势跟踪研究，对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十二五”规划国际战略研究，对如何实现绿色复苏以及扩大经济区域合作的研究等，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因此，学术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一批具有才华的中青年研究人员正在脱颖而出。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是《智库学者文库》第一辑，收录了我中心中青年学者近年来的四部著作，它们分别是：陈妍博士著：《中国建筑节能政策研究》，綦鲁明博士著：《国际资本流动与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研究》，王鹏博士著：《后凯恩斯主义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徐洪才博士著：《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令人欣喜的是，这四部著作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经济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凝结着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独立思考，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应用价值。

实现建设世界一流智库的目标，是一项崭新的事业，需要我们老中青学者的共同努力，更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种种困难和挫折，我们将以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决心和信心，朝着这一目标奋勇前进。

是为序。

2012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