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由于国内外以及学术界内外多方面因素的综合性影响，时下有关“东亚”问题的论述颇呈一时之盛，而中国学界有关“东亚”问题的论述，却始终无法摆脱如下三点尴尬：其一，概念的问题。众所周知，所谓“亚洲”之名，起源于古代腓尼基人对爱琴海以东地区之泛称（Asu），亦即这一名称原本就是一种他者视角的产物，而作为其从属概念的“东亚”当然也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各国族之自我认同的产物。正如中国学者孙歌所明确指出：“一个基本上不需要援引萨伊德就可以确认的事实是，东亚的成立是由于西方的命名。”237617“亚洲”乃至“东亚”概念的上述“非土著出身”背景，对于亟亟于打破“西方中心论”模式的中国学界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尴尬局面。因为这不仅直接影响到东亚不能（或者不容易）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范畴和论述单位而存在乃至被认识和被论述，甚至影响到了对东亚地理范围的明确界定，以至于所谓“东亚”地区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国家和地区（以及应如何区别东亚与东北亚、东南亚等），至今在国内外学界仍无一个明确的共识。237618关于这一点，韩国学者白永瑞指出“地域概念在地理上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认识主体的经验而不断变化的一种‘创意（invention）’”，进而主张将“东亚”概念不能“看成地理上的固定实体，而是看做（——引者）文化的和历史的产物”237619。白永瑞有关“作为知性实验的东亚”的观点，237620无疑是与上述的概念认识直接有关。其二，近代前后时期历史的严重断裂及其认识问题。当今东亚各国在近代以前的历史时期分明属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同一个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中国文化圈），而在近代以来又无一例外地都是以“向西方学习”为目标的后发外诱型国家。问题在于，历史上曾经标榜“同文同种”的东亚各国在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与其说是携手共进的亲密伙伴，毋宁说是相互竞争的对手甚至侵略与被侵略的双方，近代以来日本所竭力推行的“脱亚入欧”政策趋向乃至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对东亚各国造成的严重侵害，更是从历史事实与集团记忆的双重角度，进一步加深了这样一种近代以前历史与近代以来现实之间的严重断裂。毋庸讳言，如何认识以及克服这样一种严重断裂的历史事实及其认识，在已经成为民族国家的东亚各国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三，学术性论述与现实国家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东亚论述在其性质上原本就是一种跨国性（trans-national）的话题，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诸多现实利益的困扰，其中不仅有不断被现实问题化的历史认识问题（包括中国与朝鲜、韩国之间有关日本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也包括中国与韩国之间类似高句丽历史问题的争论），更有包括领土以及海洋利益乃至通商纠纷等在内的现实性问题。不仅如此，在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Trilateral Cooperation Secretariat）于2011年9月27日在韩国首尔启动，从而使得21世纪初一个新的东亚共同体建设已经指日可待的今天，东亚各国学界有关东亚的论述显然不可能仅仅具有单纯的学术探讨意义，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各自国家与民族在东亚共同体建设进程中的不同立场与利益，其实已经不可避免也无可隐讳。因此，如何克服有关东亚的学术性论述与现实国家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将是此后该领域所面临的一个极大挑战。按照中国学者孙歌的说法，就是“在东亚论述中，其实一直隐含着一个根本性的难题，这就是谁来代表东亚的问题”237621。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这样一种“根本性的难题”背后，不仅仅是学术话语权的竞争，更是现实乃至未来利益的竞争。本稿的意图以及论述范围，显然不适于就如此复杂的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此处只是想指出上述的问题是任何有关东亚问题的讨论都不能忽略不计的一个基本背景。无论国内外学界有关东亚地理范围的歧义有多大，中国与朝鲜半岛南北两个国家以及日本，仍可以说是东亚世界的不争的成员，因此本稿的讨论也将局限于中日韩三国。由于本稿所讨论的时间范围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亦即朝鲜半岛尚未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的历史时期，因此本稿中的朝鲜或韩国，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其实是一个同义词，当然不能视为当今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大韩民国的简称。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提出的观点：“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37622就东亚各国而言，所谓后发外诱型的近代化（modernization）无疑是19世纪以来社会变迁的一个共同基调和主旋律，237623至于其内容则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向“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学习亦即“向西方学习”（毛泽东语）的过程。具体说来，东亚世界的近代化过程，又表现为大体上同时展开的如下两种历史进程：首先，是传统东亚世界的分裂与瓦解（divide and disintegrate），甚至导致东亚各国关系的相互疏远、隔绝乃至对立，日本吞并韩国，侵略中国终遭败亡的结局，便是这样一种进程的极端表现；其次，东亚各国在各自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生日益密切与广泛的关联与互动（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如果说近代化是19世纪以来东亚世界历史变迁的主题的话，上述两种过程则可以说是东亚世界近代化主题的双主题变奏，本稿就是有关上述东亚世界近代化主题及其双变奏过程之综合思考的一个“初级产品”。需要说明的是，将音乐术语运用到历史学的分析与叙述，在英语学界有美国学者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237624在汉语学界则有台湾学者彭明辉借用古典音乐的“主题与变奏（theme and variations）”来提出考据与经世的双主题变奏和民族主义史学概念。237625至于本稿的东亚世界近代化的双主题变奏观点，主要是借鉴彭明辉教授的上述叙述方式与风格。如此声明，既是不敢掠人之美，也是出于对彭明辉教授的敬意与感谢。二 分裂与瓦解：传统东亚世界的终结众所周知，日本学者西嵨定生的研究曾指出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乃至从蒙古草原到西藏高原中间地带的西北走廊地区，构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和自律的“东亚世界”，至于这个传统东亚世界的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体制为媒介而形成，汉字、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为其四个具体标志。237626台湾学者高明士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教育是古代东亚世界形成的一个重要侧面。237627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刘晓锋以及韩昇的研究，又提出了时间等技术的因素。237628总之，尽管有中国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儒教文化圈等多种称呼，近代以前的东亚曾是一个文化乃至地区共同体，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韩国学者高柄翊的研究，早在近世以前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东亚各国就已经处于相互疏远甚至隔绝的状态，其具体标志为如下三点：一则东亚各国在国家层面以及国民层面都缺乏直接接触的机会，二则各国生活方式差异巨大而且缺乏相互了解，三则缺乏共同的口头语言。237629至于传统的东亚世界如何走向分裂乃至最终瓦解，则不妨通过考察形成传统东亚世界之上述具体标志消亡的方式来加以反证。第一，汉字确实曾是前近代时期传统东亚世界的通用文字，传统东亚世界甚至被称为“汉字文化圈”。问题在于，汉字从来不曾是传统东亚世界通用乃至共用的口头语言，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各自创制本国的民族语言文字无疑是与上述的事实密切相关。无须更多的语言学分析与证明，在日本与韩国民族语言文字中所使用的汉字，在其具体的字形、字音、字义等方面都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如意为“书信”的汉字词，在日文中则写做“手纸”，在韩文中则是写做“便纸”或“片纸”，而且在日语与韩语中各自有着与中文完全不同的读音。尽管这些汉字词的词义都与原来的汉字字义有着渊源关系，然而任何一个没有受过日语或韩国语专门教育的中国人在看到这两个汉字词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些竟然都是意为“书信”的一个词语。不仅如此，文言以及繁体的汉字首先在中国已经被白话文及简化字（主要是大陆地区）所取代，而且在日本和韩国也失去了主流书面语言的地位。在日本，早在江户幕府末期和明治维新时期，就曾有过两次废除汉字运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还曾拟定罗马字拼音方案。尽管汉字仍留存于日本文字之中，但限制汉字的使用却一直成为日本政府语言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1922年，日本政府规定新闻限用汉字3500字，以后逐步减少，1933年文部省规定标准汉字2669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则推出当用汉字1850字，后来又增加了带用汉字以及人名用字。237630在当今的日本，不仅是官方文书，新闻报道、文学作品以及教科书中的汉字使用都是在限定数量范围之内，汉字已经成为日本语的一个附属品。在韩国，早在1894年的甲午更张时期就废除了专用汉文来书写官方公文的传统，到1945年之后，南方的韩国政府通过1948年10月9日颁布的《韩文专用法》，确立了韩文在公用文书乃至整个文字生活中的绝对优势地位，而北方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则在书面文字领域完全取消了汉字的使用。与此相反，西方语言（主要是英语）却逐步成为东亚各国各民族成员相互交往的共用语言，最近成立的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的工作语言为英语，便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第二，儒家或儒教也早已失去了东亚各国精神文化之基本内核的地位。在儒学或儒教的诞生地中国，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时期的“反传统主义（anti-traditionalism）”风潮的核心其实就是反儒教主义（anti-Confucianism）。胡适就曾在为《吴虞文录》所作的序言中，称赞吴虞为“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进而明确指出：“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237631关于儒教在现代中国的命运，美国学者列文森的研究结论为：“在一个真实的世界历史中，当所有过去的成就都成了没有围墙的博物馆的陈列品时，每一个国家的过去也就成了其他国家的历史，这意味着非儒教化和传统感的丧失。”237632在朱子学一度成为江户时代官学的日本，儒学却成为明治新政府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批判和抛弃的对象。1868年3月14日以明治天皇的名义公布的《五条誓约》中就已经公开宣称要“求知识于世界”，到1872年8月的《关于颁布学制之布告》则公开批判儒学为“骛于词章记诵之末节，陷于空理虚谈之歧途，其论虽似高明，但能身体力行者甚少”237633。到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更是公开批判儒学“是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237634。对以朱子学为核心的旧学问的批判与否定，实际上成为明治新政权建立近代新教育体制的政治前提。237635甚至有论者认为，近世以来的日本在思想上经历了一个由“脱儒”而“脱亚”的历史进程。237636朱子学也曾是朝鲜王朝的官学，还曾成为朝鲜王朝末期的19世纪80年代卫正斥邪运动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日义兵运动的精神支柱，在韩国近代历史上也没有产生如同中国那样的激烈而又广泛的反儒运动。然而，朝鲜王朝早在1894年7月开始的第一次甲午更张时期就已经明令废除科举制度，表明朱子学理念开始失去正统意识形态的地位。不仅如此，即便提倡儒教求新论的朴殷植也明确指出，儒教尤其韩国儒教存在着三大问题，分别为“专在帝王一方，不足以为普及人民社会精神”、“不讲思易天下之主义……唯童蒙求我主义是守”、“我韩国儒家，不要简易直切法门，专尚支离汗漫工夫”237637。毋庸赘述，历史的结局却是韩国的儒教并未能完成原来所期许的自新，而日本的殖民侵略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近代化进程，同时也是儒教在韩国丧失其官学乃至国教地位的过程。第三，中国式律令制度的抛弃与近代法律体系的确立。学习和模仿中国的律令制度，曾是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近代以前律令制度的一个普遍特征。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先是有戊戌变法时期政治法律制度近代化改革努力的流产，继而有清末新政时期的近代法律制度体系的初步形成，237638而后有中华民国时期的近代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备与确立，已然告别了具有前近代意义的旧式律令制度。1889年2月11日明治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又称《明治宪法》），确立了近代君主立宪制度及近代天皇制度，在将明治维新的近代改革政治成果加以法制化的意义上意味着明治维新的完成与终结，也是在东亚地区最早确立了彻底摆脱中国式律令制度的全新的近代政治法律制度体系。237639在韩国，先是有1894—1895年间的甲午更张，后有大韩帝国时期及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近代法律制度的确立，从而完全摆脱了朝鲜王朝时期取法于中国的《经国大典》法律制度体系。第四，佛教地位的衰弱及其近代化改造。中国化的佛教也曾是近代以前东亚世界的一个共同精神元素（或分母）。在中国，佛教虽然曾有过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代的鼎盛岁月，却始终未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教派，自宋代理学兴起之后，更是失去了昔日的辉煌而日渐衰落。到19世纪末，随着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激荡风云，佛教的影响依旧是日益衰退之势，而民国以来佛教社团的纷纷建立与佛学研究的兴盛，则可以看做是佛教近代化的努力及其象征。梁启超就曾明确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佛学实际上是一种“应用佛学”，并指出“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237640。在日本，仅在1868年3—4月间，明治政府就陆续出台诸如《神佛分离令》等一系列区分神佛、打击佛教的法令政策，包括禁止僧侣掌管神社事务、禁止将佛像当做神体加以礼敬、取消僧位僧官等内容，甚至掀起了一场席卷各地的废佛毁释运动，佛教的地位自然是一落千丈。237641在韩国，佛教曾是高丽王朝时期的国教，237642却在此后的朝鲜王朝时期排佛政策的强力压制下急剧衰弱，甚至禁止僧人出入都城。僧人禁止出入都城的规定直到1895年的甲午更张期间才被废除。到1902年大韩帝国曾设置寺司管理署，以便由国家管理长期无人过问的佛教界，却在两年后旋被废黜。此后，无论是1906年日本统监府颁布的《朝鲜寺院管理规则》还是1911年朝鲜总督府颁布的《朝鲜寺刹令》，都是旨在控制佛教界从而为其殖民侵略与统治服务，而韩龙云所提倡的“佛教维新论”实际上已经是佛教的近代化努力。第五，纪年等技术领域的“去中就西”成为东亚各国“新陈代谢”式近代化的主流。众所周知，所谓“奉正朔”曾是朝贡关系体制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式农历及其纪年也曾是东亚传统世界的一个“共用时间”。进入近代以来，首先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1872年按照东西结合的方式采用了西方的太阳历，即在年份上继续使用天皇年号而月日则完全按照太阳历，日本是东亚世界最早采用太阳历的国家。接着，韩国在1894年的甲午更张时期放弃中国清朝纪年而改用朝鲜王朝开国纪元，继而自1896年1月1日起改用建阳年号并采用公历，而这样一种东西结合的纪年方式显然是受日本的影响。直到21世纪初的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都是采用公元纪年，而日本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则分别采用天皇纪年和主体纪年，中国台湾仍在使用“中华民国”纪年。至于作为东亚传统国际关系体制的朝贡关系，在近代时期先后遭受来自欧美列强乃至日本的一系列冲击，从而在朝贡关系体制的中心与边缘都开始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暂不赘述。2376431895年4月的中日《马关条约》第一款明确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嗣后全行废绝”，实际上意味着朝贡关系作为东亚地区传统国际关系体制的完全崩溃与终结，而此后东亚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则已是遵循近代西方国际法的条约关系。即便通过上述显然不够完整清晰的论述，也足以证明传统的东亚世界在19世纪后半叶以来已然逐步分裂乃至瓦解，至少在其存续时间上远远超过佛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或欧洲古希腊罗马文化圈等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性文化圈的东亚地区中国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或儒教文化圈）已然不复存在。不仅如此，近代以来的东亚地区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甚至出现了相互隔绝乃至对立。众所周知，日本通过“脱亚入欧”的方式而“按照西洋人对待彼等（秀按：指中国与朝鲜）之方法加以处理”，237644进而逐步走上了侵略韩国与中国并最终败亡之路。在近代韩国，当甲午战争已经呈现出中败日胜局面的1895年1月7—9日，朝鲜国王高宗率领王世子及群臣先后在汉城宗庙及社稷坛进行誓告，并向全国颁布誓告文与《洪范十四条》，其中《洪范十四条》第一条的内容就是：“割断附依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237645换言之，摆脱传统的东亚世界，尤其是摆脱中国的旧日影响，实际上成为日本和韩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历史前提。韩国学者高柄翊就曾指出，近代以来东亚各国的发展历程具有若干共同点，一是相互之间漠不关心甚至轻视，二是一致追求西方文物，三是与传统的断绝。237646事实上，在近代历史时期，日本与中国由两千年友好关系转向五十年不友好关系（侵略与被侵略关系），日本与韩国也是由“修好”关系逐步转变为“保护”与“被保护”乃至强制吞并而殖民的关系，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也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极其不正常的双边关系状态，237647其结果便是21世纪初的东亚地区不仅在全球化方面相对落后，而且还是区域化也十分滞后的地区。237648总而言之，传统的东亚世界不仅遭致分裂与瓦解，东亚各国之间甚至相互隔绝与对立，进而形成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正是东亚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三 关联与互动：近代东亚世界的形成东亚各国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日益密切的关联与互动。按照全球史学者的观点，历史就是世界各民族互动的结果，而人口增长、技术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正是近代以来世界一体化乃至全球化世界形成的重要内容。237649笔者认为，东亚各国在近代历史进程中日益密切的关联与互动，其实就是上述世界性历史进程及其趋势在东亚近代史中的反映与体现。鉴于篇幅等原因，此处仅按照上述的问题思路而列举若干相关问题以供参考：1.东亚各国在遭受“西方冲击”方面的相互关联性，如中国鸦片战争对日本及朝鲜的影响、朝鲜1866年丙寅洋扰及1871年辛未洋扰与中日两国的关系、日本“开港”与中朝两国的关系等，又如东亚各国在近代历史时期以前的改革（如日本幕末改革与朝鲜大院君改革等）、锁国政策及“攘夷”思潮和运动方面的相似性或相互影响等237650；2.东亚各国在早期近代化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如中国洋务运动与朝鲜高宗政府富国强兵策乃至日本明治政府的关系、东亚合作构想及其努力（兴亚会等）以及亚洲主义的兴起及其扭曲，还有东亚各国近代化道路的不同趋向与结局及其相互关系237651等；3.东亚各国之间物质（国际贸易）、人员（外交官、留学生、移民集团、商人等）及信息往来及其渠道（包括道路、铁路及海空国际航线与电报线路等）的活跃和影响等，还有东亚各国相互理解与认识的变化（包括称呼的变化，如日本对中国的从“清国”到“支那”之称谓变化等）；4.东亚各国重大内政外交事件之际的相互影响（如中国戊戌变法、义和团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与日本及朝鲜的关系，如近代朝鲜壬午军乱、甲申政变、东学党农民起义与中日两国的关系，又如日本明治维新对中朝两国的影响等）；5.东亚各国之间的相互冲突乃至战争（如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抗日战争、日本吞并韩国以及韩国反日独立运动、韩国反日独立运动与中日两国的关系、中国国共内战对日韩两国的影响等）；2376526.东亚各国在侵略与被侵略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与交流。按照西方学界的观点，“贸易没有战争不可能维持，战争没有贸易也无力进行”237653。事实上，应不仅止于贸易，从制度、文化、习俗到人员（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物种、技术、武器等多方面多领域，其实都是同此一理。从这个意义上，战争恰好成为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发生大规模交流与影响的重要契机与场合。倘无战争，中日韩三国之间就不可能出现从军人到平民的数百万规模的跨国移动乃至移居，至于其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政治、文化诸多方面的相互影响与交流，更是达到了和平时期所无法企及的深度与广度。在近代初期，中国的《海国图志》以及汉译《万国公法》对日本、朝鲜产生了重大的思想影响，后来日译汉字词反过来风靡东亚各国并引领各个领域近代新名词，则是表明东亚各国在近代化过程中密切关联与互动的一个典型事例。237654早自1960年代，日本学者藤间生大就提出要克服“一国完结型”的历史研究倾向而从东亚世界的视角来从理论与体系层面考察日本、中国及朝鲜近代历史的“错综诸相”，并撰著三卷本系列著作，其中提出1882年朝鲜汉城爆发的壬午军乱是近代东亚世界成立的一个起点。237655笔者认为，按照事件的发生背景、条约签订前后的国际影响以及条约内容中的诸多“东亚因素”、条约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等诸多方面来看，1876年2月签订的《朝日修好条规》（又称《江华条约》）应是更适宜于认定为东亚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237656关于近代以来东亚各国历史的关联与互动，无疑需要一个深入而又丰富的具体事例乃至个案研究来加以论证，此处则仅列举1840—1945年间东亚近代历史若干大事记以供参考：东亚近代史大事记（1840—1845）1840年，中国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1841年，日本德川幕府开始天保改革。1842年5月，中国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中国进入近代历史时期。同年，日本德川幕府停止执行《异国船驱逐令》，改用《薪水令》。1845年，法国舰队向朝鲜政府责问杀害天主教传教士事件。1848年，朝鲜政府禁止食用鸦片。1849年，荷兰人将牛痘法传入日本。1850年，中国爆发太平天国农民起义。1854年3月，日本与美国签订《日美和亲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并相继与英国、俄国、荷兰签订《和亲条约》，从而进入“开港”时代。1856年，中国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5月，日本与美国签订《日美协定》（《下田条约》）。1858年6月，日本与美国签订《日美友好航海通商条约》，并相继与英国、俄国、荷兰、法国签订《修好通商条约》，历史称《安政五国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中国与英、法、俄等国相继签订《北京条约》。1861年，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翌年开始洋务运动。1862年，日本德川幕府决议自翌年开始“全国大攘夷”。1863年，朝鲜国王高宗继位，大院君李昰应开始十年摄政。1864年，中国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同年，英、法等四国舰队联合炮击下关，幕政开始第一次征伐长州藩战争。朝鲜东学创始人崔济愚被处决。1865年，日本德川幕府第二次征伐长州藩战争。1866年，朝鲜大院君政府镇压天主教（“丙寅邪狱”），法国舰队入侵江华岛（“丙寅洋扰”）。1867年，日本实现“大政奉还”与“王政复古”。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1870年，中国发生天津教案。1871年，中国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同年，美国舰队入侵江华岛（“辛未洋扰”），朝鲜大院君政权在各地设立“斥和碑”。明治政府向欧美各国派遣岩仓具视考察团。香港与上海之间海底电线建成。1873年，朝鲜大院君结束十年摄政而由高宗“亲政”。同年，日本出现“征韩论”。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中日两国签订《北京专条》。1875年，日本军舰云扬号炮击朝鲜江华岛（又称“云扬号事件”或“江华岛事件”）。1876年2月，朝鲜与日本签订《朝日修好条规》（又称《江华条约》）。同年，中国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1877年，日本爆发西南战争。1880年，清政府开始建设北洋海军。1882年，朝鲜汉城爆发壬午军乱，清政府出兵赴朝镇压并驻军朝鲜。同年，朝鲜与日本签订《济物浦条约》。中国与朝鲜签订《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章程》。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同年，朝鲜汉城发生甲申政变，遭到驻朝清军镇压。1885年，朝鲜与日本签订《汉城条约》。同年，中国与日本签订《天津条约》。中国与法国签订《越南条款》。中国与朝鲜签订《中国代办朝鲜陆路电线合同》。英国舰队占领朝鲜巨文岛。1887年，英国舰队撤出巨文岛。1888年，清政府建成北洋海军。1889年2月，清政府西太后结束垂帘听政而由光绪皇帝亲政。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同年，朝鲜禁止对日谷物出口，与日本发生防谷令事件。1890年，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开院。1894年2月，朝鲜爆发东学农民起义。3月，朝鲜开化党领袖金玉均在上海美国租界遭暗杀。6月，清政府应邀出兵朝鲜“助剿”东学农民起义，日本随即大举出兵朝鲜。7月，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朝鲜开始甲午更张。8月，朝鲜与日本先后签订《暂定合同条款》及《朝日两国盟约》。同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1895年1月，朝鲜高宗颁布《洪范十四条》。4月，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10月，日本杀害朝鲜王妃闵妃（乙未事变），朝鲜出现反日义兵。1896年1月，朝鲜改用建阳年号，并颁布断发令。2月，朝鲜国王高宗逃入驻朝俄国公使馆（“俄馆播迁”）。6月，中俄两国签订《中俄密约》，随后签订《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1897年，大韩帝国成立。1898年，中国戊戌变法失败。1899年9月，中国与大韩帝国签订《中韩通商条约》。同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俄国出兵占领中国东北。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1902年1月，日英同盟成立。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朝鲜与日本签订议定书。6月，中韩两国地方当局签订《会议中韩边界善后章程》。1905年7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9月，日俄两国签订《朴茨茅斯和约》。11月，韩国与日本签订《韩日协约》（《乙巳保护条约》）。12月，中日两国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1906年2月，日本设立韩国统监府。11月，日本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7年8月，日本解散韩国军队，韩国兴起反日义兵运动，其余部转入中俄边境地区。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11月，光绪皇帝与西太后相继去世，宣统皇帝继位。1909年9月，中日两国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又称《间岛条约》）。10月，韩国义兵将领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伊藤博文。1910年8月，日本强制吞并大韩帝国。1911年10月，中国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7月，明治天皇去世，大正天皇继位。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日本对德国宣战，并于9月派兵登陆山东半岛。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政权提出“二十一条”。1918年5月，中日两国相继签订陆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7月，日本出兵西伯利亚。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3月，韩国爆发三一运动。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法租界成立。5月，中国爆发五四运动。10月，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改称中国国民党。1920年10月，日军对中国延边地区朝鲜人反日武装实施“庚申年大讨伐”，朝鲜人反日武装取得青山里大捷。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2月，《九国公约》在华盛顿签订。1923年9月，日本关东大地震。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1925年6月，中国奉天当局与日本朝鲜总督府签订《取缔韩人办法大纲》（又称《三矢协定》）。1926年7月，中国北伐战争开始。12月，日本大正天皇去世，昭和天皇继位。1927年5月，日本出兵山东。7月，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第一次国共内战开始。9月，中国奉天当局与日本总领事签订《取缔东三省韩人协定》。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12月，张学良实行“东三省易帜”。1929年7月，张学良发动中东路事件，引发中苏边界之战。11月，韩国光州发生学生反日运动。1931年7月，日本制造万宝山事件，韩国出现大规模排华暴动。9月，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随即占领东三省。1932年1月，中国爆发对日淞沪抗战。3月，日本策划建立“满洲国”。4月，韩国义士尹奉吉在上海制造虹口事件，中国国民政府开始大力支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反日复国斗争。1936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至第11军陆续成立。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中国开始全面抗日战争。1939年7月，日本政府颁布《国民征用令》。12月，日本与“满洲国”颁布《满洲开拓政策基本纲要》。1940年7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声明。1941年12月，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首脑发表《开罗宣言》。日本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并发表《大东亚共同宣言》。1945年5月，德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结束。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就上述不完全的大事记，也足以看出东亚各国在近代历史时期，无论在对域外国家关系还是在域内国家相互关系乃至各国内部民族国家建设及其近代化过程中，都发生了密切的关联与互动。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关联与互动的密切性、广泛性、丰富性，已经远远超过了近代以前的历史时期，从而成为一个新的东亚世界产生的一个重要动力。笔者认为，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的全球性趋势下，237657东亚各国之间的上述关联与互动其实不过是全球性趋势的区域性反映与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近代的东亚已然不再是与世界上其他区域世界相对隔绝或“分程接触”237658的一个自我完成型的区域世界，而是已经成为日益全球化的近代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亦即真正成为一个“世界的东亚”。四 代结语综上所述，如果说近代化是19世纪以来东亚世界的主旋律的话，分裂与瓦解（divide and disintegrate）以及关联与互动（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则可以说是东亚世界近代化的双主题变奏。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东亚各国的近代化不仅体现在其国内社会历史的全面与根本性变革，同时还包括东亚地区与域外各国（主要是欧美列强）以及域内各国相互关系的根本性转变。换言之，东亚各国的近代化，实际上包括由全球（global）到区域（regional）到国内（national）之由外而内的三重近代化过程。至于上述的双主题变奏，主要体现在东亚各国近代化之区域乃至国内的两个层面。正是通过近代化的主旋律以及上述的双主题变奏，东亚世界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黑格尔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从而在一个旧的传统东亚世界的废墟之上，逐步形成和展开为一个新的近代东亚世界。按照英国学者巴里·布赞与理查德·利特尔的观点，“现时代的历史就是强势单位的兴起和强势体系的构建，这种构建最初是局部性的，然后才是全球性的”237659。在全球层面或东亚各国与域外世界关系的意义上，从传统东亚世界的瓦解到近代东亚世界的形成，正是东亚世界由逐步衰弱为一个弱势单位与体系转而重新崛起与成长为一个新的强势单位与体系的历史过程，而这个近代东亚世界也开始逐步具备了真正的全球意义与属性。从历史的角度而言，也正是这样一个既分裂与瓦解又关联与互动的近代东亚世界，构成了21世纪初东亚共同体愿景的历史基础。早在1960年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E.H.卡尔就曾明确指出，“历史原是用现在的眼光，依照现在的问题，来观察过去，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记录，而在评价”237660。到20世纪末，另一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进一步指出，“从19世纪末以来，至少到20世纪70年代，笼罩在历史编纂学上空的知识烟云开始消散，探究过去的历史学科已成为一门相互融合、而非相互分化的学科……也就是说，历史学是一项具有凝聚力的智性工程，并且已经在解释世界是如何发展到了今天这一点上有了进展”237661。反观国内外学界有关东亚史的研究现状，应该说犹未做到能够对东亚世界是“如何发展到了今天”的问题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毋庸讳言，在如何明确东亚世界与东亚各国的概念范畴，在如何将上述的宏大思考加以进一步严谨合理的实证性论述等方面，本稿显然是一个相当初级的成果，无疑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思考与探讨，也希望得到国内外学界先进的诸多指教。有关本书的若干说明及致谢本书的内容包括三大部分计三篇，第一篇为东亚关系史事研究，第二篇为史料所见东亚关系史，第三篇为东亚关系史研究学术史及其评论，收录了三组计33篇论文（不含代前言），写作时间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基本反映了著者分别从史料、学术史以及诸多个案的角度对以中日韩三国为中心之东亚史的长期关注与持续研究，大体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独立系统。作为代前言的论文，实际上代表了著者有关东亚近代历史的基本观点，其中有关东亚各国的近代化过程包括全球（global）到区域（regional）到国内（national）之由外而内的三重内容以及东亚近代化进程实为一个“双主题变奏”，即包括分裂与瓦解（divide and disintegrate）以及关联与互动（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两大趋势的观点，可以说贯穿了近年来著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所谓“关系史”，英文固然可以翻译为international history，而此处则有意没有称“国际关系史”，意在强调所关注与研究者并非局限于东亚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外交与政治关系层面，更是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地方与族群等多个层次与方面的相互关系内容。超越一国一族的历史框架，强调全球史、地区史与长时程的宏大视角，并基于多国多语言资料以及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来深入研究东亚地区各国各民族多层次多方面的相互关系史，正是著者近年的研究所强调与努力的方向，端的是：“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些论文或基于原始史料而“采铜于山”，或根据新的问题意识而有所阐发，尽管未必臻于尽善，却也可以说是完全出自著者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其中，除个别为未刊稿以外，其余曾先后发表在包括香港在内的国内学界各学术期刊或学术会议、网络，兹按照收录顺序介绍如下：1.《关于近代中朝关系史的几点认识》，载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编《中国朝鲜史研究》第一辑，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2.《中韩关系近代转型视野下的李鸿章—李裕元书信联系始末及其意义》，未刊稿，初稿曾以《李鸿章—李裕元书信联系与19世纪末中韩关系》为题发表于第七届环太平洋韩国学国际学术会议（台湾中国文化大学，2004年10月18—20日）。3.《〈江华条约〉与清政府关系新论——兼与王如绘先生商榷》，载《史学集刊》2007年第4期。4.《韩国人眼中的近代上海——以1881年韩国使臣鱼允中的记录为中心》，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九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5.《马建忠与朝鲜》，载郑判龙、李钟殷主编《朝鲜——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6.《马相伯在朝鲜的顾问活动（1882年11月至1884年4月）》，载《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7.《陈树棠在朝鲜的商务领事活动与近代中朝关系（1883年10月至1885年10月）》，载《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1期。8.《曾纪泽有关朝鲜问题的外交活动与建议》，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9.《近代朝鲜开化派领袖金玉均的日本观及其东亚史意义》，未刊。10.《19世纪末韩国开化派人士对华关系构想研究》，未刊。11.《近代中国第一所公立韩国语教育机构——袁世凯驻韩公署附设韩语学堂考》，载《当代韩国》2003年春夏合刊。12.《李鸿章与朝鲜国王高宗往来咨文及书信考（1881—1894）》，载蔡少卿、刘迎胜主编《第五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韩交流》，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13.《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往来书信考（1885年4月—1895年9月）》，载《浙江学刊》2004年3期。14.《〈马关条约〉的中日英文本异同考》，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4年12月号。15.《唐绍仪在近代朝鲜十六年活动考述》，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二十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16.《日俄战争对近代中韩关系的影响》，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17.《“自顾不遑，断难干预”——清政府对日本吞并大韩帝国的认识与反应》，载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二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18.《“南陈北李”的留学日本经历及其影响》，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4期。19.《关于朝鲜共产主义者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若干史实》，发表于中国朝鲜史研究会2012年度年会（复旦大学，2012年7月9—10日）。20.《关于黄遵宪〈朝鲜策略〉版本及其原文校勘》，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十七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21.《研究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一部珍贵史料——介绍蔡钧著〈出使须知〉韩国藏本》，载北京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十一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22.《近代中韩关系史的一段内幕——介绍在韩国发现的吴大澂佚文三篇》，载《文献》2003年第1期。23.《韩国藏张树声、丁汝昌、吴兆有致朝鲜王朝官员书信三件笺证》，载《安徽史学》2003年第5期。24.《晚清中国与西班牙关系的一部罕见史料——蔡钧著〈出洋琐记〉韩国藏本及其内容评介》，载《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3期。25.《有关袁世凯〈上朝鲜国王书〉等史料考订三则》，载北京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十三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26.《荣禄等致伊藤博文书信辑注》，载《近代史资料》总12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27.《韩国藏1891年中朝〈元山电线合同〉原本及其史料价值》，载《安徽史学》2010年第3期。28.《中国学界的朝鲜史研究与教学：历史的回顾与基于现实的展望》，发表于中国朝鲜史研究会2011年度年会（浙江大学，2011年7月18—19日）。29.《最近三十年来国内学界的中韩关系史研究综述》，载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30.《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界的朝鲜半岛华侨史研究综述》，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二十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31.《清代中朝关系史研究的一部用心之作——评刘为著〈清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载《史学集刊》2005年第4期。32.《别出心裁 力求新意——读杨军、王秋彬著〈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载《古代文明》2007年第3期。33.《尊重历史 摘瑕纠谬——评中文版〈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发表于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2006年11月12日。由于发表之际因文章篇幅或技术规范的限制而被删减的部分，此次大都“恢复原状”，当然是为了更加完整全面地介绍著者的研究成果。鉴于写作与发表的时间与场合的不同导致各论文的注释方式与规范并不一致，则于此次一并加以统一，而上述的技术性改动并未改变相关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还有由于写作与发表时间与场合的不同，在内容上不够整齐，略显松散，甚至有些重复，亦请读者诸贤谅解。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著者曾撰文就1876年朝日《江华条约》与清政府的关系问题，而与王如绘先生在1997年及1999年的相关研究结论进行商榷，就是此次收录在拙著的第3篇论文。到今年，王如绘先生在五年之后再度撰文答复了著者当年提出的相关问题（王如绘：《再论〈江华条约〉与清政府》，载《东岳论丛》2011年第6期）。尽管著者依然不赞同王如绘先生再次阐发的研究结论，并希望能够有机会与王如绘先生开展进一步的学术讨论，却对王如绘先生有关当年清政府册封敕使应为吉和而非志和的考证内容表示认同与接受，并据此改正了本书的有关内容（有关内容详见本书相关注释）。如此改正，既是表示尊重与敬佩王如绘先生对待学术研究的认真、严谨态度，也可以说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应有态度。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巴拉·W.塔奇曼早在1971年就曾指出：“20世纪很可能是单个历史学家研究活动的末日。”（见氏著《实践历史》（Practicing History）中译本，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页）。到21世纪初的今天，即便是作为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学研究领域，也已经是要广泛地依赖与国内外学界的广泛交流与合作。仅就拙著而言，首先要感谢历年来为著者提供上述发表机会的相关学术期刊、学会及网站。此外，国内外学界的许多专家与友人也曾为著者的研究提供了各种形式的帮助与支持，主要有：韩国：韩国学术院院士及翰林大学教授金容九先生、延世大学白永瑞教授、高丽大学崔德寿教授、国立首尔大学李相灿教授及张寅成教授、Sem Vermeersch教授、汉阳大学任桂淳教授、庆北大学姜抮亚教授、蒙古史专家朴元吉博士、庆熙大学吴一焕教授、东北亚历史财团洪冕基研究员、国史编纂委员会李迎春博士及金炫荣博士、韩京大学尹辉铎教授、东亚历史研究所李玟源博士、国际政治学专家郑容和博士等。日本：京都府立大学冈本隆司教授、早稻田大学花井みわ博士、广岛女子大学原田环教授、东京女子大学茂木敏夫教授、佐贺大学石川亮太教授、梅花女子大学尹靖水教授、山犁学院大学我部政男教授、日本大学郭海燕教授、首都大学杨国栋博士、大阪观光大学广冈净进博士等。欧美：美国芝加哥大学宋念申博士、美国谷歌公司谭永锋先生、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Sergey Vradiy教授、德国自由柏林大学何妍博士等。还应特别提到，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前总长及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今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前院长高柄翊教授早在著者留学韩国期间就曾亲自讲授两门课程并一向关心著者的学习与研究工作，韩国高丽大学前总长金俊烨教授也长期关心著者的研究工作，并在其回忆录《我的长征》第五卷中特别提及了对包括著者在内的第一批中国留韩学子们的殷切期许。惜乎这两位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都已经先后驾鹤西归，谨以拙著权做一束心香，呈献给这两位至今令人高山仰止的国际著名学者，遥寄哀思。至于国内学界，则有北京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杨通方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马大正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杜承骏研究员及马忠文研究员、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石源华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杨昭全研究员、山东大学陈尚胜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林学忠教授、台湾的卢廷录兄等人，还有与著者先后有过师生之谊的海南大学王志强博士、东北师范大学索冰讲师、中山大学李丹博士等，都曾以不同的形式对著者的研究给予了关心与支持，谨此一并鸣谢。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在其巨著《“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的正文之前，曾专设一个“致谢”部分指出：“我在努力理解洪秀全的多层世界时，得到了许多朋友和学者的帮助。他们毋需对本书的结构体系以及它可能含有的史实或设想的讹误感到负有责任，但我希望他们能接受我的感谢。”（见氏著中译本，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致谢”第3页）同此一理，本书中出现的不足甚或错误，当然无关乎上述的国内外学者与友人，而是要由著者个人完全负责，自不待言，也希望得到海内外大方之家的批评与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