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我国旅游业发展迅速。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旅游市场增长速度最快的重要客源国之一，而我国出境旅游市场的崛起也正在改变着世界旅游发展的格局。跨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引发许多跨国旅游服务纠纷，而如何解决跨国旅游服务纠纷就成为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夏雨博士撰写的《跨国旅游服务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作者在这本书中以国别和国际为视角，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跨国旅游服务纠纷妥善解决的权力与权利配置、法律适用以及出现的若干新趋势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归纳，并为我国跨国旅游服务纠纷的妥善解决提供了有见地的参考性方案。

该书首先对跨国旅游服务纠纷的特征进行了解析，指出其多发的必然性，提出了“不考虑跨国旅游的独特性品质，直接使用消费者行为的理论来讨论旅游者的行为，不利于跨国旅游服务纠纷解决”的论点。作者认为，旅游产品具有特殊性，旅游经营者在交易中只承担经济风险，而旅游者不仅要承担经济风险，还要承担生存风险。不止如此，旅游经营者的利益在旅游者交付货币后便得到即时满足，而旅游者的利益却只能在旅游活动开展中甚至结束后才能实现。所以，与其他消费主体相比，旅游者尤其希望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精力、最灵活的程序、最少的金钱”获得“最适宜”的结果。

同时，该书较为深入地探讨了跨国旅游服务纠纷的非诉讼与诉讼解决方式和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作者认为非诉讼解决方式更常态化地运用于跨国旅游服务纠纷的解决之中，而解决跨国旅游服务纠纷所使用的每一非诉讼方式在运用中都表现出了与其他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不一样的地方。例如，投诉发挥了基础作用；由于旅游产品的使用和提供不可分离，协商和解成为使用最多且有效的手段；鉴于人们对调解效率的怀疑和调解之优点在旅游产业中的弱化，调解的运用十分有限；仲裁解决方式则出现了“仲裁协议排他效力的否定”和“裁决再次面临审查”的特殊问题。

二是作者在分析诉讼解决方式时，注意到它在跨国旅游服务纠纷解决中的某些新趋向：其一是“回家去”的趋向，即“旅游者本国法院优先行使管辖权”的趋向非常明显，各国一般对此持赞成态度；其二是“小额诉讼程序”的广泛使用和契合旅游特点的量身定做方式齐头并进。

三是作者以现实和模拟的案例为切入点，结合各种类型的跨国旅游合同，对有关的冲突法规则做了范式总结和妥当性分析。作者指出，尽管现在的冲突法规则仍大量表现为国内法规则，但各国旅游合同援用的冲突规则的趋同化趋势较为明显。表现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以及最密切联系原则得到普遍适用；具体认定“是否存在真实的当事人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地在何处”时，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地对旅游者护之以“结果定向”的政策性立法举措。

四是作者在解读了我国旅游法律规范现状之后，立足我国的现实需要，提出了三个层面的改进意见。第一，解决纠纷的方式急需完善。投诉和调解方式需拓宽纠纷受理主体的范畴，积极发挥旅游行业组织的作用；在协商和解中，要确保当事人之间地位平等、信息对称；区分不同当事人的不同需求，扩大旅游仲裁中心的建设规模；明文规定旅游者本国法院的保护性管辖，推行契合旅游实际的小额诉讼制度。第二，旅游实体法必须发展。我国应尽快出台旅游基本法，实现旅游合同有名化。第三，冲突规则需要修正。考虑到我国有关跨国旅游合同的冲突规则的僵固，作者建议采纳各国通用的弱者保护立法技术。在继续肯定“应当保护旅游者”的同时，让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重新回归于旅游合同。而且，作者还结合不同类型的旅游合同列出了一些特征性履行的连接点，以此来确立冲突规则。例如，旅游者和实际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合同适用合同履行地法；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之间的合同适用合同签订地法，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有共同住所地的，则适用共同住所地法。

当然，该书也有不少需要改进之处。比如，对跨国旅游领域的各种非诉讼方式虽有论述，却不够深入和全面；述及诉讼方式时，自己的观点较少；讨论跨国旅游合同的冲突规则时，有些分析的条理不够分明。但必须肯定的是，该书将跨国旅游服务纠纷的解决作为国际私法领域中的一个新问题予以研究，选题新颖，是对跨国旅游服务纠纷解决机制建立所作的有益尝试。可以这样说，该书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跨国旅游服务纠纷解决的专著。它的出版必将引起人们对跨国旅游服务法律规制的重视，对于促进跨国旅游者权益的保护、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

黄进

2012年3月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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