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样编写马克思主义史，卢卡奇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思想要塞。卢卡奇既是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终结者，又是“另类”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不时有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回到卢卡奇所开拓的理论道路上。在一定意义上说，卢卡奇的独特经历和思想演变就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缩影。而在卢卡奇的思想中，物化理论可谓独树一帜、引人瞩目。从思想背景看，卢卡奇是在没有接触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即缺乏对马克思异化理论充分了解的背景下，以《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思想为依据，并通过颠倒韦伯的“合理化”思想提出物化理论的。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既揭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内容，又彰显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价值立场，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马克思的物化理论，并展示了新的问题域。正因为如此，如何理解和把握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成为20世纪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一时洛阳纸贵，且经久不衰。

“物化”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核心概念，物化理论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中心线索，而《历史与阶级意识》一直被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正因为如此，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共同信仰的范式之一，是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纽带。从萨特到阿尔都塞，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从威廉斯到萨义德⋯⋯无一不是首先被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所牢牢吸引，然后被“卷进”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他们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启蒙之恩终生感激。同时，无论是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还是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理论，抑或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都可以看做是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延伸或新的阐发。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共同武器。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要塞。由此，我们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物化理论，甚至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可以透视出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可以延伸到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至现代西方哲学。周立斌博士在其哲学研究中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并耗时十年写下了这部《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其演变》，其主题鲜明、内容丰富、逻辑清晰、视野开阔，的确可喜可贺。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其演变》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领域的物化”、“物化根源的探究”、“物化的突围之路”、“物化理论的转向：工具理性批判”、“物化理论的巅峰：‘单向度’理论”等方面深入而全面地分析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并将理论探讨的触角伸展到总体辩证法、阶级意识理论、反映论、启蒙辩证法、文化理论等，以期解决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理论来源、思想内涵、精神实质，物化理论如何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武器这样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其中，对卢卡奇物化理论与马克思物化理论的比较研究，可谓别具一格、引人入胜。

按照卢卡奇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表现出物的特征，获得一种“魔幻的客观性”，这就是物化现象。所谓物化，就是指人们在自己创造出来的商品面前顶礼膜拜，受制于物，这种现象就是商品拜物教。换言之，卢卡奇把商品拜物教直接同于物化现象。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直接引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阐述来解释他的物化概念：“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这是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所下的定义，也是卢卡奇物化概念的第一层含义。

卢卡奇物化概念的第二层含义是：“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与人相对立。”（卢卡奇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活动变成了一种商品，按照外在于人的方式进行活动，成为一种脱离人的物化的客观过程。由此，卢卡奇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即劳动者本身的物化、人与人关系的物化，以及人的意识的物化。在没有看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情况下，卢卡奇对物化的见解与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极为相似，这表明了卢卡奇对马克思物化理论的深刻领悟性和敏锐洞察力。

不仅如此，卢卡奇还分析了物化形成的原因：一是在客观上，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导致了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世界，这就是“第二自然”,“第二自然”一旦形成就具有自己独特的运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二是在主观上，工人为了生存，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劳动力已经出卖这个事实，使得工人自身不得不分裂，即他的身体成为“第二自然”的一部分，服从于“第二自然”的运行规律，他的意识已经丧失，或者说已经物化，成为自动运转的机器的属性，由此导致人的活动必须跟上机器的节奏，服从商品生产的要求，即服从“自然规律的非人的客观性”。就是说，人身不由己，反受物决定。尽管卢卡奇没有区分物化与异化，但他实际上是在异化的意义上使用物化概念并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这表明了卢卡奇与马克思在异化问题上的共识。

但是，我注意到，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马克思的物化理论又有重大差异。马克思不仅区分了对象化、物化、异化，而且区分了资本主义生产中所出现的两种物化：一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上的物化”，其含义是指“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马克思语），实际上，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二是“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同时这种规定对个人来说又是外在的”（马克思语），其含义是指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物化，即人与人的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反过来奴役人。

可以看出，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含义与马克思物化概念的第二层含义相同，具有异化的内涵。但问题在于，卢卡奇又是从马克思物化概念的第一层含义即对象化出发阐述他的物化理论的。更重要的是，卢卡奇实际上是在用韦伯的“合理化”思想来解释马克思的物化理论，并试图由此拓展马克思的物化理论。按照韦伯的观点，物化是生产过程中工具性对象导致的量化和可计算性，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体性是无关紧要的，相反，人本身必须被量化为客观要素以便具有可计算性或可操作性，这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自实行泰勒制以来工业文明进程中的合理性。韦伯实际上是把物化视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正因为如此，当卢卡奇试图用韦伯的“合理化”思想解释马克思的物化理论，或者说力图把马克思的物化理论与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嫁接起来时，就必然使物化理论转向，即从对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批判转向对生产力、科学技术的批判。

卢卡奇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受生产力奴役的状况”（卢卡奇语），但他没有弄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为什么“受生产力奴役”，实际上是没有弄清人与人的关系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转变为物与物的关系，并受物奴役的。如果说马克思的物化理论重在批判现实的生产关系，那么，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则重在批判现实的生产力。当卢卡奇把对物化的全部愤怒都宣泄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可计算性的量化过程上的时候，他的物化理论的逻辑实际上是来自韦伯，而不是马克思。这就是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马克思的物化理论具有重大差别。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其演变》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深入分析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同时，又比较研究了卢卡奇物化概念与马克思物化概念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点，既说明了马克思的物化理论尤其是商品拜物教理论对卢卡奇的启示，又论述了卢卡奇与马克思对物化的不同理解，对物化产生原因的不同看法，对物化形成路径的不同分析，对物化后果的不同阐释，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但是，我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在论述卢卡奇物化理论与马克思物化理论的差别时，《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其演变》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的重要影响。如前所述，卢卡奇并没有从理论上澄清人与人的关系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的，而是直接套用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把对资本主义批判集中在可计算性的量化过程和所谓的“生产力崇拜”上。这就导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中存在着双重逻辑，即马克思意义上的商品结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物化与韦伯意义上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物化。马克思肯定了作为生产对象化的物化，否定了人与人关系的物化、异化，而在韦伯那里，只有流水线上生产进程的可计算性的对象化，而人的主体价值的异化却被“祛魅”了，韦伯实际上是站在肯定的立场上把物化视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对于这一重要问题，《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其演变》有所察觉，但没有达到理论自觉；“点到为止”，但没有深入剖析。这是一个需要弥补的遗憾。

卢卡奇不仅提出了一种“另类”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这种“另类”的马克思主义包括物化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不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而且在现代西方哲学留下了思想的痕迹，其独特的经历、复杂的知识结构、多变的理论立场在一定意义上又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的缩影。《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其演变》自觉地意识这一点，因而在深入分析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基础上，不仅分析了卢卡奇物化理论与马克思物化理论的关系，而且把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置放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中去考察，具体分析了“物化理论的转向：工具理性批判”、“物化理论的巅峰：‘单向度’理论”、“物化理论的变奏：海德格尔的‘集置’理论”、“物化理论的最后走向：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从而展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理论画卷。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其演变》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把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哲学家还原到他们赖以生存和思考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梳理他们的理论关系，独创性地提出物化理论的启蒙期是在卢卡奇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前后；转折期是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出版《启蒙辩证法》时期；全盛期是在马尔库塞用“单向度”理论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最后走向则是哈贝马斯出版《交往行动理论》时期，正是在这一著作中，哈贝马斯转变了物化理论批判的范式，即把工具理性批判转变为成交往行为理论。更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探究出卢卡奇物化理论发展的一条隐幽线路，这就是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到海德格尔的“集置”理论，明确提出海德格尔巧妙地把卢卡奇的“物化”转换为“本真”和“非本真”，进而提出了“集置”理论，从而开启了对物化批判的新视角。应该说，这一见解独特而深刻。

从根本上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其演变”这一课题是要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段思想史，这段思想史所涉及的人物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顶尖高手。同时，在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中，突发的灵感与严谨的逻辑结合、理论的透彻与大胆的断言并存，深刻的领悟与晦涩的语言交织。周立斌博士却不避艰险选择这一课题，持久研究，且“成一家之言”，实属难能可贵。《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其演变》的研究、写作和出版，体现了周立斌博士在哲学研究道路上的艰辛跋涉、迷惑徘徊和最终的独创成果。这使我不禁想起了《浮士德》中著名的靡菲斯特的箴言：

不经过迷惑，你总不会聪明；

要成长，你总要独创才行！

杨耕

2012年春于北京世纪城时雨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