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的动机及意义

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看，晋宋之际的佛教义学是颇有特色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佛教义学经历了从般若学向涅槃学的转变。二是大小乘佛学相互激荡，大乘佛学最终摄受了小乘佛学，而成为中土佛教义学的主流。而这两方面的变化，都与庐山慧远有着密切的关系。般若学此前一直是中国佛教界讨论的热点，且已有“六家七宗”之说。但慧远晚年接触到了鸠摩罗什所传的大乘中观学说，因此，他对般若学的理解与此前“六家七宗”玄学化的讨论是有所不同的，应该是更近于般若宏旨的。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中土的般若学仅仅是佛教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属于戒、定、慧三学中的慧学，必须要辅之以戒、定二学。因此，他在庐山期间，一直致力于律藏与禅籍的传译。而他对毗昙学的重视，也正是因为毗昙学具足戒、定、慧三学，完整地反映了佛教境行果三方面的内容。

慧远到庐山以后，邀请僧伽提婆翻译了《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并为之作序。他的法性论、神不灭论等许多思想都受到这些论典的影响。此外，在与鸠摩罗什关于“大乘深义”的问答——《大乘大义章》中，慧远所提出的问题，多是缘于毗昙学与大乘中观学之间观点的差异。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认为“提婆之毗昙，觉贤之禅法，罗什之三论，三者东晋佛学之大业。为之宣扬且特广传于南方者，俱由远公之毅力”。深入研究慧远与毗昙学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慧远佛学思想的渊源及发展脉络。从义理的层面来看，毗昙论典所讨论的主题是非常广泛的，对诸法的自相、共相及相互关系都有深入的论争。但慧远在《大乘大义章》中的问题却集中在几个方面，这中间的过渡，其实反映了慧远时代中国佛教界所关注的佛教义理问题。因此，通过研究慧远对毗昙学的取舍，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毗昙学对早期中国佛教的影响，这对重新认识“小乘佛学”，反思大、小乘佛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二节 前人的研究成果

据笔者所掌握的情况，目前学术界尚无专门以“慧远与毗昙学”为主题的研究专著，但许多论文已经注意到了慧远与毗昙学的关系，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下面依文献的类别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

一 国内研究情况

1.对慧远的研究专著

国内最早对慧远进行全面研究的，当属方立天的《慧远及其佛学》一书。该书以哲学的视角，全面分析了慧远的佛学思想，将慧远佛教思想的重心概括为“建立在神不灭论基础上的因果报应理论”2552601。这种因果报应理论受到了《三法度论》的影响。该论提出“非即蕴非离蕴补特伽罗”这一概念，是慧远“神不灭”思想的理论依据。而小乘诸法自性实有不变的思想，则是慧远法性说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2552602可见，慧远的重要佛学思想都有毗昙学的渊源，这是对慧远思想的研究的重要成果。

区结成《慧远》一书是台湾地区最早的慧远研究专著，区先生认为法性思想在慧远佛学思想中的中心地位，而小乘毗昙学的法相分别则是通往法性理想的进路。2552603在谈到慧远的禅法思想时，作者则指出慧远是以毗昙学为其禅定的理论起点的。2552604同时。该书也注意到大乘佛学对慧远的影响，认为慧远的思想是大、小乘佛教的融合。

刘贵傑《庐山慧远法师思想析论：初期中国佛教思想之转折》一书也是台湾地区系统研究慧远思想的专著，该书认为慧远的佛学思想不但渊源于毗昙学，也受到三论学的影响。2552605就毗昙学对慧远的影响而言，作者也认为对慧远影响较大的毗昙论典为《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小乘佛教诸法自性实有不变的思想，是慧远以法性为实有的观点的渊源。2552606而慧远的《三报论》更是直接以《阿毗昙心论》为依据。2552607作者也注意到慧远的“法性”与涅槃的关系，并认为慧远的佛学思想是空、有二宗的结合。

曹虹的《慧远评传》是近来国内对慧远研究的又一力作，该书吸收了许多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材料上显得比较丰富。与方立天哲学式的研究不同，作为一部评传式的著作，该书的文学性更强，并专门讨论了慧远的文学观，这是哲学式的研究很难做到的，对丰富学界对慧远的认识具有启发性。由于切入的视角不同，该书对慧远与毗昙学的关系也有独特的观点，该书认为，慧远对《阿毗昙心论》及《三法度论》的重视，是因为两部论典的形式，即它们都是“宗会”之作，反映了慧远对“领其宗会”的治经方法的爱赏。2552608而对《阿毗昙心论》的重视则在于其文体优美，并认为慧远与僧伽提婆的相得，未尝不是基于某种程度上的宗教与艺术相兼的气质。2552609

2.佛教史方面的著作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中对慧远的生平事迹及主要思想作了精要的论述。并考察了毗昙文献在中土流传的情况，认为道安、慧远师徒对毗昙学传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2552610而慧远则提倡一切有部之学的。2552611但慧远的佛学最终归趣是般若学。此外，作者还对晋末及刘宋时期僧人对毗昙的研习情况作了考察，认为河北偏重《毗昙》，江南重《成实》，但总体来看，《成实》之研究要胜于《毗昙》。2552612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认为，《阿毗昙心论》是九分毗昙的提要，而道安、慧远等人并不知道。但当时的人们都看出它能抓得住小乘这一方面学说的纲要，因此非常重视，慧远特为之作序。该论的根本思想是“显法相以明本”，即以智慧观察蕴、处、界等法相而使本心由迷返悟。2552613另一部为慧远所重视的论为《三法度论》，作者认为该论是犊子系贤胄部的著作，其中“胜义人我”的主张传译过来后，即对当时的学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慧远晚年虽对中观和毕竟空思想有过研究，但还是坚信有我的，并以此为依据作了《明报应论》、《三报论》等，这都是受到了《三法度论》的影响。2552614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2卷，认为慧远早期信奉的是佛教般若学，但定居庐山以后，集中研究和修持的则是毗昙学和禅学。2552615慧远对毗昙学的重视与道安的影响有关，道安曾主持翻译过《阿毗昙心论》、《三法度论》（初译为《四阿含暮抄》），而这两部论书则是慧远创立自己独立佛教哲学的基础。就这两部论对慧远的影响而言，作者通过对论书内容的分析，认为慧远法性实有、因果报应等思想是受到了《阿毗昙心论》的影响。而其神不灭论的依据则是《三法度论》所主张的“胜义我”的思想。此外，该书还专门讨论了《大乘大义章》的相关问题。认为《大乘大义章》所讨论的问题，可概况为三个方面，即神学中的“法身”问题；现实事物及其变化的性质问题，即与“色法”及“有为四相”有关的问题；世界的本质，即所谓“实相”、“法性”问题。该书对这些问题作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在分析“色法”的相关问题时，注意到了一切有部学说对慧远的影响，但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是将慧远的提问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2552616

郭鹏《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也涉及了慧远的思想，作者认为慧远所论的“法性”乃是涅槃之体，即佛性、真如，是大乘有宗的最高的逻辑范畴。因此，从慧远开始，中土佛教就开始了从空到有的转变。

3.期刊论文

赖鹏举《东晋慧远法师 〈法性论〉 义学的还原》是研究慧远法性思想的经典之作。该文认为，慧远在接触到小乘诸论时即产生了以“四大五根”为诸法不变之性的观点，并吸收了《阿毗昙心论》为基本的养分，用来发展其“至极不变”的《法性论》2552617。

夏金华《论说一切有部“实有”观念对慧远思想的影响》一文认为，道安的老师佛图澄的学说即与罽宾有部学说有关。2552618因此，慧远之重视有部之学是师徒相承，渊源有自的。慧远的法性不变之说主要受到了《阿毗昙心论》的影响，该论主张一切法均有自性，此即“法性”。因此慧远所说的“至极不变为性”——即涅槃以“不变为性”，并非后来中土大乘佛教所理解的“真空妙有”的不变，而是说一切有部所持的诸法自性不变，亦即实有的观点。而慧远在《大乘大义章》中向罗什所提出的问题，也都与其将法性看成“实有”的有关。此外作者还注意到，慧远对于法身佛的除尽烦恼残留习气的问题的疑惑，也是受到有部思想的影响。另一部对慧远思想影响较大的论书是犊子部的《三法度论》，犊子部主张有“胜义补特伽罗”，因此对慧远的“神不灭”论有较大影响。该文还分析了慧远的“神”的含义，即“法身”等有超越意义的东西、十二因缘中的“识”、“灵魂”。这三个概念在印度佛学中的含义是各不相同的，但在慧远那里，却“笼统不清”，此与国人思想传统中主张“好简”与语言学中“一字多义”的现象有关。慧远晚年虽接触到了罗什所传的大乘中观学说，但其思想并未完全脱离“实有”的观念，这一方面是由于慧远已经在“实有”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佛学体系，另一方面则与其对因果报应的思想的论证有关。

张风雷《法显携归之 〈大般涅槃经〉 的译出与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转向》一文，认为慧远佛学理论的基石是其所追求的不变的“实体”，但这种思想不仅来自小乘犊子部的“胜义我”的思想，还与魏晋玄学本体论及中国传统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关。这是以往的学者所没有注意到的。作者认为，慧远这一实体论思想的提出，并非他不理解大乘中观之学说，而是对当时流行的般若性空学说的一种反思，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佛教思想家对佛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独立思考，而且也表明当时的中国佛教迫切地需要确立一个所谓“实体”来解释业报轮回等问题。在《从慧远鸠摩罗什之争看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转向》一文中，张先生认为慧远与罗什之间就法性、法身之论争，反映了中土僧人在《大般涅槃经》译出之前，就对佛性问题有了比较普遍的关注。因此，二者的书信问答对晋宋之际佛学思想的转变有着巨大的意义。

刘剑锋《论早期中土毗昙学的兴起——以思想史为中心的考察》，以道安、慧远及竺道生为线索，考察了早期中土毗昙学的传播情况，总结了道安主持翻译的毗昙文献，并认为道安对毗昙学的重视在于“他（道安）认为学习毗昙是读懂经典的基础，要研习般若学，也必须掌握毗昙学中的数法”。慧远作为道安的弟子，其重视毗昙学一方面是受老师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僧伽提婆的影响。作者认为，慧远受到了阿毗昙学说的重大影响，完全接受了阿毗昙学说中法性为实有。即使接触到了鸠摩罗什所传的大乘中观学说，其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而道生曾在庐山学习七年，其思想受到了慧远的影响，继承了阿毗昙学说中法性真实不变的观念。作者又指出，《阿毗昙心论》中不但有法性的观念，还有“常乐我净”的观念。这是激发道生涅槃妙有学说的重要思想来源。因此，毗昙学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方向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上述学者主要是以慧远的佛学思想为线索，来讨论毗昙学对慧远的影响。另一些学者则把目光集中在慧远与鸠摩罗什的书信问答《大乘大义章》中，杜继文《〈大乘大义章〉 析略》，从“实法”问题、“实相”与“法性”问题、“法身”与神我问题等三个方面讨论了慧远与罗什的分歧，作者注意到了《三法度论》等毗昙文献对慧远的影响，但并未进行深入的分析，而是将慧远与罗什的分歧看成是中印两种文化差异的结果。2552619

张竞业《〈大乘大义章〉 简析》一文，也注意到慧远的提问与阿毗达磨教义之间的关系，该文对《大乘大义章》中的十八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这些问题可以划分为四个方面，即法身的存在性质、菩萨修行成佛的问题、罗汉授记成佛的问题和大、小乘概念的问题。2552620但并未作进一步的研究。

吴丹在《慧远法身思想及其意义——以 〈大乘大义章〉 为中心》一文分析了法身与佛性、法身与色身的关系，作者注意到《法华经》与《般若经》的“矛盾”可能是慧远提出这类问题的一个原因。

4.学位论文2552621

目前，国内已有许多慧远研究的学位论文，其中，陈建华《庐山慧远实有思想研究》是专门讨论毗昙学对慧远的影响的，另一些论文也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到了这一问题，现将这些成果列表如表0—1、0—2所示。

表0—1 硕士论文

表0—2 博士论文

笔者仅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介绍如下：

业露华《慧远的佛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认为慧远的神不灭思想一定程度上是受佛教犊子部学说的影响，而他的《三报论》则直接以《阿毗昙心论》为依据。但作者同时也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对慧远思想的影响，并认为“慧远以佛教教义思想为主，融合吸收了儒家和老庄思想，从而建构起适合中国社会的佛教伦理学说，这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2552622。这对我们全面把握慧远的思想体系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张志强《慧远与罗什关于法身诸问题的讨论》认为有部毗昙学主要影响了慧远的佛身观的结构，即生身、法身二身观，此观点贯穿慧远思想的始终，并没有因为接触到了罗什的大乘中观思想而有所改变。其原因在于慧远不重视大乘菩萨行，因此无法安立与此相关的三身理论。但慧远借用了犊子部识神（神我）的概念，从果德妙有的意义上建立佛身，对涅槃学的发展非常有意义。该文认为慧远的法性及法身思想都是在果德的意义上来说的，因此，法性与因缘的关系在慧远那里不是中观的缘起与性空的关系，而是作为涅槃的独觉无始之境与因缘化生的万有诸法之间的关系，即常与无常、出世间与世间之间的对立关系。2552623但与一切有部“灰身灭智”的涅槃论不同，慧远用识神（神我）来说明涅槃的特点，肯定了涅槃具有妙有果德。2552624从因行与果德两方面来理解慧远的思想，这是该文的独特之处，而通过慧远的“神”的观念，将犊子部的补特伽罗与大乘的涅槃联系起来，对思想史的研究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但该文对毗昙学的研究并不充分，许多义理问题还没有充分地展开，需进一步的研究。

解兴华《〈大乘大义章〉 试析》一文认为，慧远对罗什的提问，主要源于他对于一种“终极实在”的追求。2552625作者从“实法”、“法性”、“法身”三个方面分析了慧远与罗什学说的差异，文章虽提到了《阿毗昙心论》等对慧远的影响，但却认为慧远的提问多来自于对《大智度论》中的疑惑2552626，而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疑惑与毗昙文献的关系。

陈建华《庐山慧远“实有”思想研究》一文认为，慧远的“实有”思想受到《三法度论》、《阿毗昙心论》的影响，作者认为慧远在《阿毗昙心论序》中所提出的“至当之有极”是从郭象《庄子·齐物论注》“顺其陈迹而凝乎至当之极”演化而来，“性”、“至极”只是对道学玄学的比附，是格义。而“至极”也很难说是《法性论》中的涅槃之意。而《三法度论》为犊子部的著作，主张有“人我”，也就是承认人有支配自身的内部主宰者，这是慧远“神不灭”论的理论依据。这两部论典的“人有我”、“法有我”的思想对慧远“实有”思想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该文将慧远的“性”、“至极”等概念与魏晋玄学思想联系起来，是比较有启发性的。

李幸玲《庐山慧远研究》认为，慧远重视毗昙学，与道安对格义佛学的反省有很深的关系，而非仅仅由于僧伽提婆等小乘论师的影响。2552627毗昙学对慧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毗昙学是作为以佛法研究佛法的最佳选择，因为毗昙学对名相的详细的诠释是取代格义最好的工具。二是毗昙论典中所假名设施的受报主体，为慧远弘法时对大众说明三世业报的不虚，提供了直接而积极的思想依据。2552628但作者同时指出，慧远虽接触毗昙论典并加以弘扬，但并不见得就完全抛弃了自己受教于道安的学说，而全盘接受毗昙的观点，对于般若学，慧远已有自己的领解，对于陌生的毗昙，慧远可能只是立想于厘清自己般若学说与毗昙学之差异，而立在毗昙的观点上，向罗什提问。2552629

吴丹的《〈大乘大义章〉 研究》一书，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大乘大义章》中所讨论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本体论、现象论、功夫论、境界论为架构，重点分析了慧远与鸠摩罗什二人在佛学思想上的差异，指出了二人佛学思想的理论来源及思维方式的不同，从而突出了《大乘大义章》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所起的突出作用。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该书分别从法身观、色法观、禅修论及授记思想四个方面，详细讨论了慧远与罗什的佛学思想，并对相关问题作了思想史的梳理，作者认为，慧远总在询问各种事物和现象的性质，肯定着现象背后本质的确切存在。他要追求一个至极无变，绝对实体性的东西。

二 国外研究情况

木村英一主编的《慧远研究·遗文篇》，对包括《大乘大义章》在内的所有慧远的著作都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并注意到了阿毗达磨文献对慧远的影响。此外，《慧远研究·研究篇》也有部分论文涉及了相关内容，如横超慧日《大乘大义章研究序说》、琢本善隆《中国初期佛教史上的慧远》等。

镰田茂雄《中国佛教史》第2卷，专门以《大乘大义章》为中心讨论了慧远的佛学思想，并认为慧远曾从僧伽提婆学习，所以受阿毗昙的影响很大，因而使他无法严格分别大乘与小乘。2552630此外，袴谷宪昭《〈大乗大義章〉 第一三問答の考察》、遠藤祐介《〈大乗大義章〉 に見える慧遠の問題意識》、大田利生《廬山慧遠の淨土教》、池田晃隆《阿毘曇の中國的展開：基礎的理解の一端》、加藤宏道《断惑論からみた九十八随眠》、加藤宏道《三世実有と法体恒有》、大窪康充《廬山慧遠の禅観》、藤吉慈海《見仏と三昧》、金子真補《廬山慧遠の念仏しそう》、池田晃隆《阿毘曇の中國的理解の一考察》，美国学者Barbara Edith Reed的博士论文The problem of the Dharmakāya as Seen by Hui-Yuan and Kumārajīva 和Walter Liebenthal在《美国东方学会学报》发表的Shih Hui-yüan's Buddhism as Set Forth in His Writings等文章和著作，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与慧远相关的问题，这些文章都为我们理解慧远与毗昙学之关系有所助益。

以上的综述是以研究文献的类型为线索进行的，如果从研究的结论来看，上述学者关于慧远佛学思想的研究结论可以分成四种，第一种观点是认为慧远的佛学思想是以小乘佛学的“实有论”为归趣的，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吕澂，吕先生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一书中，认为慧远始终坚持小乘佛学的“有我论”，即使接触到了罗什所传的中观学说，他的思想也没有改变。方立天《慧远及其佛学》、夏金华《论说一切有部“实有”观念对慧远思想的影响》、吴丹《毗昙学对慧远佛学思想的影响》、刘剑锋《论早期中土毗昙学的兴起——以思想史为中心的考察》等文章也均持相似的观点。日本的镰田茂雄在《中国佛教史》中也认为慧远受毗昙学影响较大。此外，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业露华《慧远的佛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等文章在肯定慧远“实有”思想的基础上，更强调中国文化对这一“实有”思想的影响。张风雷在《法显携归之 〈大般涅槃经〉 的译出与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转向》、陈建华的硕士论文《庐山慧远“实有”思想研究》、吴丹的《〈大乘大义章〉 研究》都主张相似的观点。

第二种观点是认为慧远的佛学思想以般若学为归趣，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汤用彤，台湾的李幸玲《庐山慧远研究》也坚持这一观点。

第三种观点以区结成为代表，尝试综合上述两种观点，主张慧远佛学思想容摄了大小乘佛教。但他并未就此展开具体的论述。

第四种观点则强调慧远与涅槃佛性学说的渊源关系，认为慧远的思想是般若性空与涅槃妙有的结合，这一观点以郭鹏、刘贵桀为代表。张志强《慧远与罗什关于法身诸问题的讨论》一文也认为慧远的佛身理论既与小乘的佛身理论有关，又蕴涵了大乘的涅槃思想。

以上诸多学者的研究，为进一步研究慧远与毗昙学之关系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多数学者是以慧远的著作为基础，在研究慧远佛学思想的时候，将毗昙学作为其思想的众多渊源之一。重点讨论的是《阿毗昙心论》、《三法度论》对慧远“法性实有”、“因果报应”等思想的影响。而另一些学者则主要以《大乘大义章》为主题，在讨论《大乘大义章》内容时，指出慧远的许多问题与其所接触的毗昙文献有关。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慧远与毗昙学”这一主题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思想线索。但目前尚缺乏以“毗昙学”为中心对慧远思想进行研究的著作。事实上，毗昙学在早期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使佛教得以用自身的资源来解释佛学的概念，摆脱了“格义佛教”的影响。另一方面，毗昙文献中所包含的丰富的主题，也有助于中国的僧人对佛学思想体系的认识。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进路

本书对慧远与毗昙学之关系的研究，将以思想史的方式为契入点，首先理清晋宋之际中国佛教义学所讨论的核心问题，特别是所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要了解这个问题，又不得不进一步深入到当时整个中土的文化背景，特别是魏晋玄学的影响。在理清了这一问题后，再通过历史的考证，文献的梳理的方式，考察慧远的生平事迹，特别是与他交往的人物及其书信往来，并结合慧远本人的著作，分析他的基本思想，以及他是如何看待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所讨论的般若、涅槃、法性等问题的。在此基础上，从佛教义学的层面，考察毗昙学的基本内容，并结合他与鸠摩罗什的通信，来分析慧远在小乘毗昙与大乘中观学之间所作的抉择。并把这种抉择放在整个晋宋佛教义学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分析，从而弄清慧远是在什么程度上接受了毗昙学，又是怎样以大乘中观学的教理来摄受毗昙学，在这样一种教理摄受的背后，是否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影响，他这样做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具有怎样的意义。

文章的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情况以及所存在的问题，并给出本书的研究进路。第一章主要考察了慧远的生平事迹，特别是考察了他的庐山教团信众的特点以及他与南北方僧人的交往情况。第二章考察了毗昙文献在中土的传译情况，特别是道安、慧远师徒在此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三章分析了毗昙学的业报论对慧远因果报应思想的影响。第四章分析了毗昙学解脱论对慧远的修道思想的影响，从佛教教理的层面分析了慧远在大小乘佛学修证体系间所作的抉择。并重点分析了慧远的念佛三昧禅法及其与后世净土宗的关系问题。第五章分析了毗昙学的法性论与慧远的法性思想的关系，特别是慧远在接触到大乘中观学后，他的思想所发生的转变。结论部分，则分析了慧远的佛学主张对晋宋之际佛学之转向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他对佛教中国化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