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陈奎元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不定期出版的学术文集，主要内容包括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研究、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以及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等。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重视修史的传统，特别崇尚以公认的伦理道德评价历史、臧否人物。辽代政治家耶律孟简有感于史学家的经验教训，说：“史笔天下之大信，一言当否，百世从之，苟无明识，好恶循情，则祸不测。”写历史不仅是史实的叙述，也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以正确的观点为指导，要秉持一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一字褒贬不能从个人的偏见出发。当年司马光主持撰写《资治通鉴》，是用自己的观点把宋朝以前的历史串起来的。后来，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司马光的许多记载和观点提出了质疑和不同看法。虽然他们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但在思想体系上都是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为指导的。

历史学是具有鲜明政治性的社会科学。对同样的历史问题，人们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持有不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相同甚至是相反的。中国古典史学强调治史必须读经。就是说，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必须读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现在我们研究中外历史，包括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历史，也必须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观点，坚持唯物史观。如果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自觉地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承认唯物史观，就没有资格研究历史。因为他不可能站稳正确的立场，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历史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不可能有科学的历史价值判断。

当前强调历史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我国的历史研究是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原本并不存在争议的指导思想问题，现在在一部分人心中似乎并不明确，在史学界以及其他思想理论阵地，公开反对或不赞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有之；任意修改、随意解说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搞得面目全非的亦有之。还有人力图把西方的史学理论全盘移植到中国来，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甚至把在西方也没有多大市场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宣扬这是“21世纪中国史学的出路”。这只能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混乱，给历史研究的实践带来极大的危害。

我国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伟大的社会变革从来不是孤立的，经济、政治、精神的发展总是相伴而行，相互影响。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如果忽视意识形态领域发展变化的情况，丧失思想文化阵地，其后果不堪设想。十多年前，苏共丧权、苏联解体，固然有体制僵化、决策失误等多方面的原因，但精神信仰的崩溃、党和人民思想观念的混乱，则是更为深刻的根源。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领域影响很大，绝不是细枝末节。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在历史研究中自觉抵制任何淡化、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指导作用的错误倾向。从春秋战国开始，历朝历代都设有史官，自南北朝起更设置了专门编修国史的机构。如何编修历史，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兴衰。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一个国家或民族一旦对本国历史产生认识上的扭曲，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或者否定自己的历史，就会失去其精神支柱，从而受制于人，自我毁灭。

广大史学工作者要着眼于理论创新与实际相结合，不断地开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新境界和新水平。年轻学者要以老一代学者为榜样，培植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自觉地关注和参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在反对“西化”和“分化”的思想理论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增长才干，将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丛》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基于这样一些认识而编辑出版的。我热烈地祝贺它的出版，并衷心祝愿它在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加强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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