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入从社会问题上升到政策问题已经近20年，第二代随迁子女与第一代随迁子女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截然不同。随着“两为主”政策的深入以及城市学龄儿童数量的递减，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的就学机会问题的矛盾已经不再是问题的关键，中国现阶段的基础教育里仍然存在着成绩落差和阶层群聚的问题，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开始显示出超越户籍的意义。当下，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孩子适应成就本位的学校文化，从自身努力、家庭支持开始逐步适应城市生活并获得发展。

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从源头上逐步减少留守儿童；2016年6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出台，困境儿童保障的具体办法得到明确，中国政府在保障包括留守儿童、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内的“困境儿童”的生存、发展、安全权益方面正在积极努力。随父母迁移，和父母一起在城市生活、学习，对尽快减少留守儿童最具现实意义。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发展路径的研究是为了让孩子们在城市里更好的“生存”。这里的“生存”与“存活”不同，不是仅仅保持一种最基本的存在状态。“生存”是人的一种主动的生活方式，即人作为在世界中的存在，不断地去寻求自己的发展，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主动参与生存环境的变化，创造新的自我。融入是一种生存方式，农民工随迁子女发展路径的探寻也就是更好的生存路径的探寻过程。从“流入”到“融入”，体现了政府和社会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发展认识方式的转变，同时，也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及其家庭在这一过程中的自身贡献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单向度的“救济”转向了旨在使随迁子女“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增权”过程，这将成为新时期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发展路径的新取向。

本书继承了韦伯关于“社会学是一门关注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并因此关注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的因果性说明的科学”的观点，试图去探寻作为社会生活中的行动者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为什么要行动？怎样行动？行动达成什么样的后果？并在这些方面对他们行动的意义做出理解和解释。

随迁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最现实路径，是否选择子女随迁是农民工理性选择的结果。是否让子女随迁是基于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考量，是对成本与收益进行理性分析的结果，是综合自身经济状况、家庭状况及社会交往状况等因素而做出的理性决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专篇规划“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反映了国家已经把以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为主体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规划，开始为其“定居”做准备。作为政策对象的农民工群体，越来越成为影响政策执行力的关键要素，影响农民工选择子女随迁意愿的因素包括经济因素、人口因素、制度因素及社会因素等方面。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农民工的收入状况、消费水平、家庭支出状况等；人口因素主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内需要供养的子女数目及长辈数目，流出地有直系可托付的人的年龄及身体状况；制度因素包括农民工对城市利好政策的认知、对城市教育和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和各种保险的转移续接的便利性等；社会因素包括农民工的从业领域、社会交往状况、对城市（或）农村生活方式的认可程度及家庭住房状况等。为此，分析农民工是否选择子女随迁的影响因素，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身份认同等角度提升农民工家庭的城市发展力，有针对性地降低其选择的不确定性已成为必然。

政策是对社会利益进行分配的过程。公共政策出台的目标是为了为处境不利人群提供社会支持，但政策一定会在执行过程中被政策对象的行为所影响。“两为主”教育政策执行已经15年，促进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入的政策呈现出“同心圆”式的演进样态。随着学校教育状况的改善，一直被教育公平问题所遮蔽的，更深层次的家庭整体融入问题浮出水面，随迁子女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开始被认定为跨越教育政策领域的公共政策议题。借鉴布朗芬布伦纳关于人的发展的生态系统理论，对影响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入的外部系统和宏观系统进行分析，可以更清晰地认知政策盲点。《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从扶持农民工群体的角度分解政策目标，以跨领域、跨部门政策协同的方式关注农民工融入城市目标的达成，为构建农民工随迁子女生态式城市社会融入政策框架提供了思路。

新兴学校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们是一群“青娃”，他们自认为已经是青年，然而思维和行动都透着“娃娃”般的稚气；他们也可谐音为“青蛙”，坐在井底或浸于温水中，只看到头上的那一小片天，或者迷迷糊糊地被“温水”煮熟，却还不知跳跃，在学校里虚度时光。他们因为畏惧“拼爹”而陷入迷惘，母爱的缺失又导致他们家庭庇护力的瓦解，出现了群体镜像下的排斥与越轨。教师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事实上超过了家长与孩子相处的时间，教师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过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在以招收农民工随迁子女为主的公办中小学任教的教师，会比在优质学校任教的教师承担更多教学之外的服务工作，随迁子女带着多种多样的生活经历、阶层特点、社会经济和语言背景来到他们的课堂，他们的学生在能力、先前成就和动机水平方面存在差异，甚至有些学生存在智力、学习、情绪、社交或行为方面的障碍和生理障碍，教师需要给予其特殊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师需要理解学生的发展和差异，关注他们的情绪体验与动机水平，以学校同群文化提升随迁子女的心理资本，运用优势视角理论帮助学生消除他们的弱势，提升学生的抗逆力，借助“登门槛”效应促进学生的社会能力发展。“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和谐的师生关系符合“人们喜欢喜欢自己的人”的认知规律，通过家访了解学生的日常生活，成为喜欢学生并且被学生喜欢的教师。

家庭的经济实力决定子女教育投入的多少，但是，农民工从事的仍是脆弱职业，这导致农民工家庭出现消费困局，不能应对课外补习等额外的教育负担，使得子女跟上城市学校的教育进度很困难。同时，他们只能就近选择在薄弱学校就学，即便可以享受“配额”，依然改变不了升学的窘境。家庭教养模式是家庭文化实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家庭文化资本差距导致城市融入的阶层区隔，子女的“反学校文化”表现出对家庭文化的继承。消费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不同，使得农民工家庭无法融入城市家庭的“朋友圈”。要想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关注“不够亲密的熟人”的意义，获得“圈外人”的支持，打破儿童的寄居和隔离状态，从提升家庭效能感开始支持家庭。

“就学”和“就业”是随迁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基本方式，职业教育应当成为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路径之一。相较于科学和逻辑，农民工随迁子女对面点、机修等“手艺活”更感兴趣，他们认为自己通过技能的专业学习可以获得经济上的改观，并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劳动与家长缺乏智慧和资本的劳动不同，他们是“创一代”。但是，当前职业教育还不是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理想选择，一方面，需要打破体力劳动、技术工种在“职业续谱”中的不利境遇；另一方面，要提升职业教育本身在提升职业技能中的作用，增加专业自信，使进入职业教育学习成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发展的重要渠道。

随迁子女城市社会发展是一个“嵌入”过程，因此，自强与随迁子女的主动融入是一切努力的基础，具体表现在以“积习”的改造促进友谊的发生。农民工家庭及其子女的阶层“卷入”的程度正随着制度藩篱的打破和个体对原有阶层的“脱嵌”而减弱。随着“两为主”政策在各地的落实，异地中、高考时间表的临近，部分城市积极的“配额制”的鼓励，农民工随迁子女自立自强、学校打破社群隔离、户籍制度改革以及修补破窗的社会舆论等将共同组成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发展路径的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