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意义

生态环境是自然界中的水、土、气候、植被、动物等各种生态要素和人类共同组成，并维持着动态平衡状态的有机系统。其中，各种生态要素与人类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在双向互动中不断协调演进，以维持生态环境系统的平衡与稳定。生态诸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各种活动，而后者则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影响前者自身规律的正常运转。一旦人类对自然生态的影响超过了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极限，就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弱化或衰竭，从而产生生态环境问题。由于人口的迅猛增长，人类活动增大了向自然索取资源的速度和规模，加剧了自然生态失衡，带来了一系列灾害。水土流失、草原沙漠化、植被覆盖率下降、物种减少、自然灾害增加等，这些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导致的生态灾害已经成为人类饱受的苦难之一。而生态环境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开发不当导致的。故此，从人地关系（人类社会及其活动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出发，考察人类活动（包括政府管理和民众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人类对自我行为的调整，对研究生态环境变迁很有意义。

清代生态环境是我国数千年生态环境演变的结果，而清代在近300年的发展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巨大而深远。清代作为距离当今较近的历史时期，其生态环境演变的结果更是对现在的生态环境产生直接影响。故此，对清代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东北地区位于我国东北部，经历了从地理方位概念到具体行政区划的演变过程。本书所论的清代东北地区即为二者的统一，主要是我国东北方向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以及内蒙古东四盟和热河地区，相当于今天的辽、吉、黑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市、通辽市、赤峰市、兴安盟辖区和河北省承德市。该区在地理上山环水绕，海陆相连，高山平原同在，草原林地并存，诸多生态要素浑然一体，俨然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清初的东北地区，人口稀少，物种繁多，生态环境良好。经过清代近300年开发，清末东北人口增加至2000多万，人口大幅增长，开垦草场，砍伐林木，野生动植物数量锐减，环境变化较大。晚清以后，俄、日等外国列强的疯狂掠夺，更加剧了东北生态资源的消耗，大大破坏了东北的生态环境。清代东北地区不仅是清朝统治者的“龙兴之地”，还是中国的东北边疆，清朝统治者制定对该区的管理政策时，在维护满族旗人利益和皇室贵族利益一体化与国家资源民众享有二者之间徘徊往复，故此，清政府的资源管理政策在招垦、封禁、弛禁和解禁之间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东北资源的开发范围和力度，从而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该区内地理形态完整，生态环境变化幅度大，影响因素多，选择东北地区进行研究，就具有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的典型而独特的意义。

今天的东北地区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黑土沃壤的水土流失、森林生态的严重退化、生物资源的大量减少、草原沙漠化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这些生态问题正是从清代开始的东北生态环境长期变迁的结果。同时，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不仅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边疆史研究、东北地方史研究、清史研究和生态环境史研究等学科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开展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研究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其现实意义也非常重要。

二 研究现状

从当前学术界的研究历史来看，国内外学者对清代东北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走过了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三十年历程，主要可以分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前十年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是清代东北生态环境研究的初始期。该时期的研究主题是对清代东北西部农牧交错带的草原沙漠化问题，主要集中在围场和蒙地草原的开垦及植被破坏两大内容，并取得一系列成果。景爱长期致力于沙漠研究，他对东北西部草原的沙漠化研究是这一时期成就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他先后发表《呼伦贝尔草原的地理变迁》2609390《平地松林的变迁与西拉木伦河上游的沙漠化》2609391等文章深入研究了木兰围场、科尔沁草原和呼伦贝尔草原生态演变的过程，认为清代人口大量拥入上述地区进行垦殖，破坏了原有生态的平衡，从而导致沙漠化的出现。此外，田志和《清代科尔沁蒙地开发述略》2609392，钮仲勋、浦汉昕《历史时期承德、围场一带的农业开发与植被变迁》2609393和《清代狩猎区木兰围场的兴衰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破坏》2609394，袁森坡《塞外承德森林历史的变迁的反思》2609395等文章也对此进行了有益探讨。关于明清时期东北森林的研究主要有凌大燮《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2609396《近百年来我国森林破坏的原因初探》2609397，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2609398等文章，上述论文论述了清代特别是近代以来东北森林植被的变迁，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探究。熊一善《明清之际辽西森林的变迁》2609399论述了明清之际的锦州、朝阳和阜新地区森林变迁，认为经过18世纪和19世纪的毁林开荒和乱砍滥伐，到20世纪初，该地区森林已经基本被砍伐殆尽。

东北河流水系的变化也成为该时期学者研究的内容之一。林汀水和陈连开合著《辽河平原水系的变迁》2609400对明清以来的三江口以下的辽河水系、浑河水系、绕阳河和大凌河水系的演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总结辽河平原水系变迁的特点，并认为人类活动也加速了水系演变。陶炎在《营口开港与辽河航运》2609401一文中论述了辽河河道变迁对辽河运输的灾害性影响。

动植物资源研究。丛佩远著《东北三宝经济简史》2609402首次论述了清代对东北人参、紫貂、鹿、东珠、鲟鳇鱼、海东青等珍稀生物资源的经济开发利用。

综合来看，该时期从事清代东北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主要集中在东蒙古的草原沙漠化和森林等方面，对东北珍稀生物资源的利用研究和水系变迁研究也开始兴起，但尚处于实证描述的阶段。总体而言，该时期的研究对清代东北生态环境研究的开展作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

第二阶段，进入90年代，伴随着全国生态环境研究的快速发展，清代东北生态环境研究也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主要体现为在继续发展前十年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拓展范围，并对一些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还出版一些相关的著作。

首先，前一阶段研究的继续发展。景爱继续关注科尔沁沙漠化问题，他在《科尔沁沙地的形成及影响》2609403一文中综合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认为科尔沁沙漠化在辽代和清代后期较为显著，而这恰恰与当时的农业耕种普遍化有关，是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活动破坏了原来的生态平衡，从而导致了沙漠化的扩大。他在《木兰围场的破坏与沙漠化》2609404一文中则对木兰围场的生态环境变迁进行了深入论述，特别关注了森林砍伐和垦荒活动。朱士光《历史时期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2609405首次对东北地区从全新世以来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天然植被、人工栽培植被和草原植被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天然植被类型的变迁，主要是因从中全新世进入晚全新世时全球性气候变化造成的；而人工栽培植被的扩大与天然森林、草原植被的缩小，主要是因为西周王朝建立以来，特别是清代后期弛禁放垦以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滥垦滥伐与俄、日帝国主义对森林资源的疯狂掠夺造成的。

其次，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人口迁移与土地利用研究是生态环境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前一阶段对东北西部地区农牧交错带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认识到清代农垦的发展是影响东北生态变迁的重要因素，故此，广大学者便围绕清代农业发展问题展开研究，或多或少涉及该时期清代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孔经纬主编《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2609406第一编《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和衣保中所著《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2609407是这一时期东北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著作。虽然两部著作的研究时段不尽一致，但都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清代东北农垦发展状况。此外，景爱《清代科尔沁的垦荒》2609408、李宾泓《历史时期松花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变迁》2609409、李令福《清代前期东北农耕区的恢复和扩展》2609410和《清代黑龙江流域农耕区的形成与扩展》2609411、许淑明《清末吉林省的移民与农业开发》2609412、张杰《清代鸭绿江流域的封禁与开发》2609413、陶勉《清代鸭绿江右岸荒地开垦经过》2609414等文章也对此进行了论述。

东北地区灾疫研究开始出现。自然灾害方面以李文海的四部著作《近代中国灾荒纪年》2609415《灾荒与饥馑：1840—1919》2609416《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2609417《中国近代十大灾荒》2609418为代表，上述论著对近代以来我国自然灾害进行了细致整理，为本研究提供了宝贵借鉴。此外，吴滔《明清雹灾概述》2609419对清代前期的冰雹灾害进行了统计，涉及东北地区仅有五次，对其分析也较少。他在《关于明清生态环境变化和农业灾荒发生的初步研究》2609420一文中论述了明清时期的生态环境变化与农业灾荒的关系。吴彤、包红梅《清后期内蒙古地区灾荒史研究初探》2609421以《清实录》为据，整理1800—1911年内蒙古灾荒记载，分析了灾荒存在类型、发生特征及对内蒙古地区社会演化的不良影响，其中涉及东北地区的呼伦贝尔草原、吉林西北部和辽西地区。郭蕴深《哈尔滨1910—1911年的大鼠疫》2609422论述了此次鼠疫在黑龙江省传播的情况。

海岸变迁研究。林汀水《辽东湾海岸线的变迁》2609423首次论述了山海关至天桥场一线的海岸、小凌河口三角洲以及大凌河、绕阳河和辽河下游三角洲、盖县以南的海岸的变迁，认为从地段上看：辽东湾海岸在今锦州以西和盖县以南的变迁不大，盘锦附近的海岸则扩展很迅速；从时间上看，各段海岸线在明以前发育缓慢，而明清以后特别是清后期以来才发生巨变。

再次，研究进一步深入。塞外东北围场是清代特殊的区域，它既是演练军队的场所，也是清廷特殊贡品的采集地，还是清朝统治者加强与蒙古等其他民族上层情感联系的纽带。塞外东北围场主要包括木兰围场、盛京围场、吉林围场和黑龙江围场四大围场。由于围场具有特殊的性质和地位，长期以来，清朝统治者对围场实行封禁政策，设置封堆，划定界线，建置卡伦，派遣兵弁，严禁民人进入围场居住、私垦、采伐和狩猎。由于种种原因，各个围场先后开禁，民人进入定居开垦，从而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开发，并导致了该区生态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围场研究是该时期一个热点问题。学者们主要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对木兰围场进行了深入研究。韩光辉在《清初以来围场地区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研究》2609424一文中从复原清初本区环境入手，运用历史文献记录和田野考察收获，系统探索了木兰围场地区人地关系演变过程及其影响机制。此外，还有崔海亭《清代木兰围场的兴废与自然景观的变化》、张宝秀《清代开辟木兰围场的地理条件》、邓辉《清代木兰围场的环境变迁研究》、赵中枢《从地名学角度管窥木兰围场的环境变迁》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清代围场的环境变迁进行了探讨。2609425刁书仁《清代东北围场论述》2609426则首次从整体上对东北的盛京围场、吉林围场和黑龙江围场的地域范围、设置目的与管理、围场制度的地位进行了论述，认为围场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政治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首崇满洲既定国策的重要体现。

林汀水《辽河水系的变迁与特点》2609427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辽河平原水系变迁的特点，即是在演变中不断自东向西摆动。究其原因，除了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外，还与该区地质构造运动有关，而人类活动也加速了这一西移过程。

上阶段的生物资源研究主要是注重开发与利用，尚未对其分布变迁进行研究，赫俊峰等合著《东北虎分布区的历史变迁及种群变动》2609428的刊布则弥补了这方面空白。该文首次研究了近代东北动物分布变迁，进一步深化了东北生态环境研究。

关于科尔沁沙地形成因素的研究。任国玉《科尔沁沙地东南缘近3000年来植被演化与人类活动》2609429通过对该区乔木花粉和草本植物花粉的分析，认为原来的固定沙丘有一部分首先转化为半固定沙丘，半固定沙丘后来又转变成半流动和流动沙丘，并认为人类定居和农牧业活动可能是本区沙地疏林减少的基本原因，也是近3000年沙丘演化或沙漠化过程持续增强的主要因子。

最后，相关学术著作开始出版。冯季昌在《东北历史地理研究》2609430一书的第三章“东北名山大川的变迁”概述了长白山、医巫闾山、千山的名称沿革和辽河、浑河、太子河的历史演变情况；第六章“科尔沁沙地的历史变迁”则按时序研究了该地沙化的全部过程；第七章“东北地区森林的利用与变迁”探讨了渤海国以降东北地区森林的开发、利用、砍伐、恢复、破坏、保护状况，考述了近代初期48处窝集（大森林）分布，揭露了沙俄和日本对我国东北森林资源的侵略和掠夺，研究了近代东北的林业发展及其对森林的影响，并对东北森林变迁的未来态势作了必要的展望。此外，王长富编著《东北近代林业经济史》2609431论述了清朝对东北森林的管理与开发制度、民国时期的东北森林开发与管理、沙俄和日本对我国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民族森林工业等问题，为研究清代东北森林演变的第一部专著。

第三阶段，是21世纪的前十年。现实环境恶化的警示和生态环境研究的大力推动，促使大量研究人员把精力投入清代东北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中来，由此形成了清代东北生态环境变迁研究的兴盛时期。

首先，研究人员增加。从研究人员的国别来看，不仅国内学者投入更大的热情和精力进行清代东北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国外学者也把眼光投向该领域；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来看，不仅有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学者，还有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人；从研究人员的年龄来看，不仅有长期从事该领域的老学者、老专家，一些年轻的学者也参加研究队伍，这有利于该领域研究的长期发展。特别是一些硕士论文的选题也开始涉及该领域，这为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后备力量。

其次，研究内容多样化。从森林资源研究到动植物资源变迁、从土地利用到人口增殖、从水土流失到河流淤浅导致的航运停滞、从单一围场研究到对围场整体研究以及东北四大官牧场，都在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之内。代表文章有曲晓范《近代辽河航运业的衰落与沿岸早期城镇带的变迁》2609432、李为等《清代东北地区土地开发及其动因分析》2609433、张士尊《清代东北南部地区移民与环境变迁》2609434、关亚新《试析清代东北养息牧牧场的变迁及影响》2609435、黄松筠《清代吉林围场的设置与开放》2609436、赵珍《清代塞外围场土地资源环境变迁》2609437和《清代塞外围场格局与动物资源盛衰》2609438、叶瑜等《过去300年东北地区林地和草地覆盖变化》2609439等专题论文。

河流变迁研究。张士尊《明清两代辽河下游流向考》2609440认为明清两代辽河下游河道与今天辽河下游河道大体一致，并没有发生河流大规模改道。曲晓范、周春英合著《近代辽河航运业的衰落与沿岸早期城镇带的变迁》认为造成辽河航运衰落的首要原因就是19世纪末辽河流域水土流失加剧，泥沙淤积造成航道阻塞及河岸变形。而19世纪中期以来西辽河流域大量安置移民造成的大规模农垦和东辽河沿岸大量的森林砍伐导致了水土流失和森林涵水功能的下降，最终直接影响了辽河河道的淤浅。类似文章还有韩文利《辽河河道演变及治理》2609441。吉林大学王艳艳的硕士学位论文《近代东北水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2007年）重点论述近代晚清政府、民国政府、伪满政府及广大人民对东北地区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吉林大学吴蓓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松花江水利开发研究》（2008年）通过对近代松花江水利开发过程的考察，从社会—灾害—水利三者互动关系出发，探索自然灾害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及水利活动对流域自然环境的作用，但其论述的时间重点是民国时期，缺乏对有清一代的整体论述。

人口与生态环境研究。张士尊《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644—1911）》2609442一书论述了有清一代东北移民的变化及相应的社会变迁。《清代东北南部地区移民与环境变迁》2609443一文认为随着移民的进入，东北南部地区的土地接连被开发，人口对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从而导致了该区环境的变化。孙春日《中国朝鲜族移民史》2609444一书的第一编专题论述了清代朝鲜移民，对自明末清初到清末的不同时期朝鲜族移民的历史做了详细论述，并论述了朝鲜族人民在中国境内的经济活动。

灾疫研究。论文方面有李春华《记黑龙江省一次特大鼠疫》2609445、田阳《1910年吉林省鼠疫流行简述》2609446、焦润明《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2609447、管书合《1910—1911年东三省鼠疫之疫源问题》2609448和《清末营口地区鼠疫流行与近代辽宁防疫之殇滥》2609449均对清末东北鼠疫进行了论述。曹树基与李玉尚在合著《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2609450一书的第九章中对清末民初时期东北地区的鼠疫发生地和传播方式做了较为细致深入的探讨。认为东北鼠疫来源主要是呼伦贝尔草原的旱獭和松辽平原的达乌尔黄鼠，东北鼠疫传播的模式是“铁路与城市”，对此次鼠疫后的东北社会变迁也做了一定研究。然而，当前对有清一代东北灾疫进行整体研究的专文专著尚付阙如，且当前研究多是进行一般性描述或者进行了鼠疫传播机制研究，对鼠疫暴发起源的社会和生态环境原因尚需深入分析。另外，东北师范大学王燕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松花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自然灾害研究》（2005年）探讨了清末松花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自然灾害情况。

沼泽变迁研究。肖忠纯《论古代“辽泽”的地理分界线作用》2609451认为下辽河平原“辽泽”，因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影响了东北南部的历史进程。他在《古代“辽泽”地理范围的历史变迁》2609452中对历史时期“辽泽”地理范围的演变脉络进行梳理，认为沼泽湿地的逐渐消亡主要是人为治理和开发所致。张士尊《辽泽：影响东北南部历史的重要地理因素》2609453则认为辽泽是东北南部特定的地理区域，从史前到清初，一直对东北南部的历史变迁有重要影响。

最后，研究向深入化发展。学者们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清代东北生态环境的破坏因素及资源消减导致的环境效应。衣保中等合著《区域开发与可持续发展——近代以来中国东北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2609454以区域开发与生态代价为研究视角主要从地区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区域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代价、产业开发及其生态环境代价和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对近代以来东北的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做了有益探讨。他在《清末以来东北森林资源开发及其环境代价》2609455一文中论述了东北森林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认为清末以来的林业开发使东北森林资源遭到破坏，主要表现为森林资源的消损和枯竭危机、水土流失的加剧和洪水泛滥、环境恶化和物种危机等环境灾害。熊梅《清代东北森林消减与环境效应》2609456认为清代前期由于封禁政策的实施，东北地区的森林状况基本得到了保护。咸丰后由于内忧外患的加深，封禁政策日趋无力，大批流民进入东北，在政府放任乃至鼓励的政策引导下，该区森林遭到过度垦伐。森林的削减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效应，引发了生物危机和诸多自然灾害。张传杰、孙静丽《日本对我国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和》2609457和饶野《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鸭绿江右岸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2609458论述了日本掠夺我国东北和鸭绿江右岸森林资源的过程。何凡能、葛全胜、戴君虎等《近300年来中国森林的变迁》2609459以清代以来的史料为依据，通过对森林变迁大体趋势及主要过程的客观把握，重新校订了1949年和1700年前人的估算数据，分析1700—1998年近300年来中国森林变迁的时空特征。认为在1700—1949年的锐减期中，东北、西南和东南三区是森林面积缩减最为严重的地方，黑龙江覆盖率下降达50个百分点，吉林达36个百分点。叶瑜、方修琦、张学珍、曾早早等《过去300年东北地区林地和草地覆盖变化》2609460采用历史文献分析、原始潜在植被恢复等方法，结合驱动力分析，重建了过去300年东北地区林地、草地覆盖变化。认为东北地区林地、草地所占比例分别减少了约15%、10%；18—19世纪，东北的天然植被覆盖几乎处于原始状态，林地、草地减少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辽东、辽西等农垦区；1900—1950年为林地、草地减少最为迅速的时期，辽东、辽西的天然植被几乎被破坏殆尽，鸭绿江流域、长白山地区森林减少十分显著，草地界线已明显向西退缩。此外，伍启杰先后发表《从森林面积的考释看近代黑龙江森林的变迁》2609461《对近代黑龙江省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变化的考释》2609462《近代黑龙江森林的变迁及原因探微——以森林面积和蓄积量的变化为视角》2609463等多篇论文，从黑龙江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变化入手，论述了近代黑龙江森林的变迁，并分析了变化的原因。

东北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土地、动物等资源利用方式改变的结果。赵珍就是从这一研究视角出发，开展对东北地区围场的系列研究，先后发表《清代塞外围场土地资源环境变迁》2609464《清代塞外围场格局与动物资源盛衰》2609465《光绪时期盛京围场捕牲定制的困境》2609466《清嘉道以来伯都讷围场土地资源再分配》2609467四篇文章。她通过研究围场内土地开发格局的演变来探讨围场内动物资源的变迁以及国家权力对土地资源分配的影响。另外，衣保中《近代以来东北平原黑土开发的环境代价》2609468和《清代以来东北草原的开发及其生态环境代价》2609469则分别论述了清代特别是近代以来东北的土壤和草原资源的开发及其生态环境的恶化。

台湾学者蒋竹山通过论述嘉庆朝的“秧参案”探讨了生态环境、人参采集与国家权力的关系。2609470认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东北的人参采集对生态环境影响的主要因素不是自然因素而是官方的政策，尤其是国家权力对人参采集的介入。该观点把国家权力纳入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框架中，很有创见，但尚未进一步深入国家政策对资源的管理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层面。

该时期此项研究工作的重要亮点就是国外学者的加入，代表作主要是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2609471一书中收录了荷兰莱顿大学（University of Leiden）费每尔教授（Eduard B. Vermeer）《清代中国边疆地区的人口与生态》谈及吉林围场和木兰围场的森林与动物减少，清朝中国人口大量增长的诸多因素，以及其带来的种种环境变化。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是一部专论中国历史生态环境变迁的著作，但仅少量涉及清代东北地区。美国学者孟泽思著、赵珍译《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2609472一书是对清朝对森林和土地管理研究的一部重要学术专著，然而对东北森林只是简要提及，对皇家狩猎的木兰围场则高度关注，专列一章论述。其内容主要为木兰围场设立的特殊目的、对围场的管理以及围场的衰败等。此外，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帕特里克·卡佛莱博士2002年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国东北的森林，1600—1953：环境、政治和社会》2609473是一篇专门研究我国东北森林史的学术论文。该文在第三、第四两章论述了清朝、俄罗斯、日本对东北森林资源的管理和掠夺。

综合前述可见，清代东北生态环境研究范围从小到大，从描述过程到分析原因，层次不断深入；研究人员从少到多，由国内到国外，从老专家到年轻学者，队伍不断壮大；总而言之，该领域不断发展进步，走过了令人欣喜的历程，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局面。

通过回顾三十年来研究的历程可以看到，经过学者们的辛勤努力，该研究已取得了可喜进展，硕果累累，无论是研究材料的积累还是研究内容的拓展，学界对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研究的学术积累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然而，冷静观之，不足之处，亦需弥补，特别是研究中还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第一，加强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研究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应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论述之，既不能单纯以人为中心，也不能单纯以自然为中心，而应把政府管理、民众开发、自然灾害与自然生态纳入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中来。

第二，研究需要精确化和理论提升。生态环境研究应在实证的基础上，对文字描述的同时，也应尽量做到量化分析，并进行理论性总结和提升。

第三，全局性和整体性的宏观研究尚待深入。清代的东北地区是一个范围辽阔的地理区域，地理和生态上具有整体和系统性，故此在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中不应分割化、条块化研究，而应进行全局性和整体性的宏观研究，以反映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整体面貌。另外，还须从全国的角度看待东北地区的资源开发与环境变迁，走出从东北看东北的“手电筒光照”局限，而应看到更大的历史场景。

第四，进一步加强从环境保护视角研究政府对资源的管理政策。政府对资源的管理政策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清政府的封禁政策虽不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却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当地的植被和生态环境。同时，清廷和地方官员对人参和东珠等珍稀野生资源的掠夺式采取，对上述两种野生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

第五，需要从边疆治理的角度审视清代东北生态环境变迁。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古代疆域版图最后奠定阶段和近代以降变化较大的历史时期，同时还是我国政府对东北边疆开发的重要阶段。东北是清朝的“龙兴之地”，特殊的地理区位和民族心理促使清政府在开发东北边疆问题上采用封禁政策，严禁内地民人进入东北进行资源开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原生态。随着内地民人不断进入，辟田垦壤，砍伐森林，开发资源，在书写东北边疆开发新篇章的同时，也导致了草原和森林范围缩小等生态恶化的后果。特别是近代以来，俄国和日本对东北资源的疯狂掠夺，更是对该区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将清代东北生态环境变迁放诸中国清代边疆开发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使其具有成为中国疆域理论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内涵。

第六，对清代东北生态环境变迁的价值评价需要客观对待。从前文对学术史的回顾不难看出，20世纪的研究，更注重资源开发对当地经济的促进；21世纪以来，学术界则主要强调了经济开发对环境的破坏。笔者认为，对清代东北生态环境变迁不能简单地以好或坏的二元化评价，应该客观、辩证地进行综合评价，以全面认识经济开发和环境演变的关系。我们固然需要从生态环境变迁的角度反思经济开发模式，但也不能削弱甚至抹杀东北边疆经济开发的贡献。

三 研究思路及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研究主要从时间、空间和价值三个维度进行。首先是时间维度。本书依据清代东北史发展的特点，将其分为五大阶段：一是清初时期，包括顺治朝及康熙七年（1668年）以前；二是封禁前时期，从康熙八年（1669年）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是封禁时期，从乾隆十四年（1749年）至道光末年（1850年）；四是弛禁时期，从咸丰朝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是解禁时期，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至清灭亡。

其次是空间维度。东北是清代特殊的区域，它既是清朝的“龙兴之地”，也是中国的边疆。所以，本研究一是从区域史研究的角度，既把东北放在全国开发的大空间中论述，也把东北分为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及东蒙古四个亚区，具体分析各区在东北经济开发及其生态效应方面的差异。二是从首崇东北的角度，论述清政府为维护皇室和满洲贵族利益而实行的资源垄断，如修建柳条边和围场、实行封禁政策以及划定若干禁江禁河和禁山，对人参、貂皮等珍稀资源垄断。三是从边疆的角度，论述清政府在晚期为保卫疆土、保护国家资源而进行的努力，以及朝鲜人、俄国人、日本人对中国东北生态的破坏。

最后是价值维度。探求人类在获取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之间的抉择及其原因，是生态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书就着重从政府管理和民众开发的角度，论述清政府对东北的资源管理、广大民众对东北的资源开发以及外国列强对东北的资源掠夺对东北生态环境的影响。正是因为人类对东北资源开发力度上的加强和开发范围的扩展，东北的资源才被大量消耗，生态环境才会发生重大变化。清政府曾颁布一些保护环境和资源的举措，如人参采挖的歇山制度、东珠和貂鼠的停采养育制度、禁止伐树采松子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

另外，环境变化的很多方面或直接或间接地与自然灾害联系在一起，而有些环境变化则主要通过自然灾害反映出来，甚至有些环境问题本身就是自然灾害，如水土流失、草原沙漠化等。故此，把自然灾害纳入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范围，探讨资源开发与自然灾害的关系以及社会应对自然灾害的举措，人类社会调整原来的开发政策，从人地互动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也是生态环境变迁研究的应有之义。这样，“自然生态—自然灾害—政府管理—民众开发”就构成了密切相关的有机体，其核心就是资源开发与利用。

在此人地互动关系中，自然环境是生态环境系统的基础。政府管理是生态环境变迁的主导因素。政府通过权力实现对生态资源的管理和控制，它既可限定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空间范围，也可划分资源使用者的类型。民众开发是生态环境变迁的主要因素。广大民众既可以在政府的允许下，取得合法的资源使用权利，也可以通过各种手段避开或利用政府管理及其漏洞实现对资源的实际占有，这就是政府认为的私垦、偷猎、偷采盗挖等非法行为，这是政府与民众的利益博弈。同时，作为生态环境变化的原因和结果表现的自然灾害，也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因素，对人文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均产生较大影响。

诚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朱士光先生对学者们寄予的希望：清代生态环境问题研究，既得注重自然本身的变化，又要考虑人为因素的影响，更需注意研究清代人民和官员保护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理论思想。要动静结合研究生态环境问题，因果联系分析变迁现象，辩证客观看待造成的影响，全方位跨区域地加以把握和论证，并注意总结相关的学术理论问题，更好地推动清代生态环境研究工作向前发展。2609474故此，本书以清代东北地区为地域范围，以整个清代为时间段，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采用统计学、区域比较、图表分析等研究方法，按照清代东北历史发展和清代治理东北政策演变的阶段为序，以“自然生态—自然灾害—政府管理—民众开发”四个相关层面的研究视角，着重对清政府和普通民众的经济活动、人口增长与分布、俄国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资源掠夺、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本身的演变进行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探讨与论述，以期阐明人类对生态资源的开发与区域生态环境演变的关系，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些经验与借鉴。

（二）研究方法

中国历史悠久，保存至今的大量史籍、档案、考察笔记、游记和地方志等文献是研究生态环境变迁的宝贵资料，而当代学者撰写的有关经济史、人口史、环境学等方面的论著也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研究成果，因此注意文献的征引和考证就成为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方法。故此，笔者深入挖掘和广泛使用清朝档案资料、东北地方志、考察笔记等大量原始材料，以史学实证研究手段进行研究，以弥补当前研究之不足。

野外考察不仅可以订正和补充历史文献的误漏，还可了解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开发的影响。因此，笔者通过对长春市、吉林市及松花江上游地区实地考察，对东北地理状况和社会经济情况有了感性认识。

尝试采用统计学、区域比较、图表分析方法研究清代东北人口迁移分布、土地利用方式变化、自然灾害发生频率等，对历史资料进行定量分析，以期做到尽可能的精细化。

总之，本书在尽可能占有档案、方志、实录、调查报告和游记等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立足于史学的实证考察，引用统计方法，分析有清一代清政府对东北地区管理政策变化、东北人口的变迁、东北农耕经济的发展、东北生态资源的利用、自然灾害发生等因素对东北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力争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务求史料真实，结论客观可信。

四 基本史料和文献评介

研究生态环境变迁不仅是描绘出自然生态的演变，更要从人类活动对生态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角度审视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而科学而合理地阐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影响。笔者在论述人类经济活动时不免要涉及人口分布与变迁、土地利用与开发、政府与民众对资源开发的态度和举措、自然灾疫对人类的影响以及民众与政府对灾异的应对以及对生态资源开发政策的调整。总之，研究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需要查阅的资料非常庞大，大致而言，主要含纳了历史档案、典籍类、方志类、游记纪实类和报刊资料等诸多方面，兹择要述之。

（一）历史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上谕档》和《光绪朝朱批奏折》是清朝皇帝对国家重大事务的批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诸朝对东北封禁的上谕，乾隆帝、光绪帝等对围场管理的上谕和朱批奏折，对深入研究清代最高统治者对东北封禁与解禁、流民管理、土地垦殖和人参的采挖等项政策实施有着重要作用。

作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档案丛刊”之一，《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史料选编》是从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中按专题整理的7000件档案，包括吉林将军奏折、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档案以及吉林教育、金融、实业、禁烟及荒务档案等九个档案全宗，为清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本书选编的《吉林将军奏折档案》《吉林荒务档案》《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档案》等档案是吉林档案馆藏件中最具特色的地方文献。比如，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档案主要形成于清康熙年间至宣统三年（1911年），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机构设置、人员任免、调查统计材料，包括历史概况、区域演变及变更情况、打牲丁管理、每年上贡品种和数量情况等。这对研究清朝朝贡制度和皇室贡品经济以及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有重要参考价值。《吉林荒务档案》则详细记载了吉林省从同治年间到宣统三年间的放垦情况，是清代吉林土地利用方式和生态景观演变研究的原始资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吉林省延吉档案馆三家合作整理出版《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收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所藏的珲春协领和副都统衙门的档案。该档案所具有的原始性、客观性、可靠性和系统性，对历史研究更具有其他任何史料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价值。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承德市文物局合作整理出版《清宫热河档案》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史料出版项目，是清宫所藏关于热河档案的专题汇集。其中，对围场的设置与管理、围场地区农垦和树木采伐与使用等记载尤为翔实可靠，史料价值重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翻译整理的《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是清代军机处专门抄载乾隆帝寄信上谕的重要档簿，收录了乾隆十五年（1750年）至二十一年（1756年）、二十六年（1761年）至六十年（1795年）的满文寄信上谕4289件，加上附件22件，共计4311件。寄信档史料弥足珍贵，内容丰富，多属密不宜宣之事，大部分内容从未公布于世，对乾隆朝的一些重要史事的记录较之汉文史料更为详细、真实，为《清高宗实录》《乾隆朝上谕档》等所不载。这些珍贵史料，涉及政治、军事、民族、外交、宗教、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尤以边疆事务、军务、民族宗教事务及外交事务等居多，反映了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政策与方式，为研究清代乾隆时期的政治史、民族史、军事史、外交史、经济史及乾隆帝本人提供了新颖而翔实的参考资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和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按时间顺序从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和珲春副都统衙门档中选辑了光绪年间黑龙江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内容的档案资料。其中，关于农垦和清查各地流民的汇报清册是研究光绪年间黑龙江人口和土地利用的翔实资料。

吉林省档案馆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合编《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上谕奏折）》是从吉林省档案馆现存的清代档案中选辑的，共选辑史料145件，分为建置、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学校教育五大类别。其中，《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为遵旨覆陈三十内蒙垦务及预筹办法折》真实记录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徐世昌计划开垦蒙荒的内容。《吉林将军铭安奏朝鲜民人有易服越界种地一律编入民籍片》则记录了光绪八年（1882年）吉林将军处理按照越界到我国种地的朝鲜人的办法。

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东北阿城汉文档案选编》选编了上自同治五年（1866年）下讫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200余件文档，其中《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右司为札饬拉林协领派员采捕按年应进贡鲜事呈稿》和《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右司为札饬拉林协领围场须依限捕鹿呈进事呈稿》真实地记录了清末围场垦荒造成动物减少而影响地方进贡的情况。

辽宁省档案馆整理出版《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收录了辽宁省档案馆所藏三姓副都统衙门部分档案，其中的官庄、流民垦荒、台站卡伦等部分内容对研究该区土地利用和资源开发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水电部水管司科技司和水电部研究院合作整理《清代辽河、松花江、黑龙江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为《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之一部，辑录了清代东北辽河、松花江、黑龙江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为研究三大流域的洪涝灾害提供了原始资料。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整理《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宫中及军机处的上谕档、朱批奏折、录副奏折等文件和簿册等资料中筛选出与各地农业生产概况相关的记载汇编而成，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清代东北地区。该资料汇编是研究清代东北农业生产发展演变和农业气象变迁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辽宁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选自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黑图档》和《盛京内务府档案》，起于嘉庆元年（1796年），截至民国四年（1915年），所选的档案史料，绝大部分为第一次公布，这些档案文件的公布为研究清代皇室经济、东北地区经济及物产资源等提供了参考资料。

赵焕林主编《盛京参务档案史料》以时间为序，精选了从康熙三年（1664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有关盛京采参的档案资料，涉及参场国有、设立职官专门管理挖参活动、发放参票、处罚官员、刨夫借银、征收参税等内容，再现了当时盛京的采参活动，展示了清代经济活动的一个侧面，是研究清代东北地区土贡历史的珍贵资料。

郑毅主编《东北农业经济史料集成》共五册，从清代典籍、方志、清廷奏折等历史档案中精心钩稽有关东北农业经济的原始记载，客观地反映了清代东北农业发展，为清代东北农业及相关的林业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

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张士尊译，苑洁审校《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和奉天防疫总局张元奇等编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是研究清末东北鼠疫最基本的史料。前者是1911年4月3日开始为期26天的奉天国际鼠疫会议的报告，这是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并于1911年10月在马尼拉以英文出版，该报告详细收录了会议的报告、讨论记录、会议记录以及总结。后者则是中国奉天防疫局官员对这次鼠疫疫情出现、流行、防疫和善后事宜，以及奉天国际鼠疫会议的相关文献汇总。这两大文献是研究清末东三省鼠疫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史料。

陈嵘《中国森林史料》辑录了历代关于森林的言论、著述、政策、法令等资料，其中收录的《黑龙江省铁路公司与东省铁路公司订立伐木原合同》《中日合办鸭绿江采木公司章程》《中日合办鸭绿江森林合同》和《中日采木公司事务章程》对研究清末沙俄和日本对我国东北森林资源的侵夺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锡良遗稿》收录了锡良任职热河都统和东三省总督期间的奏折，其中关于热河和东三省放荒垦殖和增设治理的内容是研究清末热河地区经济社会变迁的重要资料。

朱启钤编《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收录了清末关于东三省蒙务的奏议、条陈，其中关于东蒙古地区的土地丈放是研究清末东蒙古地区经济变迁的重要资料。

东三省蒙务局编撰《哲里木盟十旗调查报告书》包括《科尔沁部调查意见书》《科尔沁左翼中达尔汉亲王旗调查书》《科尔沁左翼前宾图郡王旗调查书》《调查科尔沁左翼后旗报告书》《科尔沁右翼中图什业图亲王旗调查书》《科尔沁右翼前扎萨克图郡王旗调查书》等内容，这些调查是东三省蒙务局应理藩部推行蒙藩要政的要求在宣统二年（1910年）进行的，内容有垦务、木植、牧畜、渔业、盐务、学务、巡警、矿产、外交、出产、商务等项，该书是重要的史料。

邢玉林主编《光绪朝黑龙江将军奏稿》（上、下册）为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东北卷选目之一，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录入了光绪朝黑龙江将军的奏稿，内容丰富而宏大，涉及光绪年间黑龙江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内容，是研究晚清时期黑龙江地区历史的必备档案资料，其史料价值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课是满铁于1907年3月设立的调查机构，其工作任务是“着手一般经济调查以及满蒙旧惯调查”。调查活动以调查员实地勘察为主，进行民商事习惯、法制、商工、交通、地方经济的调查等。《满铁调查报告书》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情报调查部门直接派人深入我国各地城乡进行情报收集而形成的文字材料。其中第三辑（1909—1925年）含有调查课于1909年至1912年进行的南、北满洲地区及满蒙交界地方经济情况的调查报告等，是研究我国东北近代史最原始、珍贵的素材。《满洲旧惯调查报告》是日本南满洲铁道总务部事务局调查课在我国东北及蒙地进行详细调查的资料，由蒙地、一般民地、内务府官庄、皇产、典习惯、押习惯六部分组成。其中的蒙地、一般民地和内务府官庄是研究晚清东北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资料。

（二）典籍类

《清实录》是清代历朝的官修编年体史料汇编。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及自然现象等众多方面的内容皆包罗其中，是研究清代历史的基本史料，也是本文清代东北生态环境变迁研究的基本史料之一。

乾隆朝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和刘锦藻所撰《清朝续文献通考》材料丰富。其中关于人口和田赋的记载，是清代经济史的重要史料，对于本书东北人口和土地开发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钦定理藩部则例》不仅是理藩院这一机构的行政法规，也是研究清代东北边疆地区生态环境史的重要资料，其中保留的大量东蒙古地区农垦开垦、东蒙古行政管辖人员设置、围场土地和动植物保护的相关规定，对我们考察当时的土地利用和动植物资源的开发情况具有重要价值。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为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期的奏折、公牍、章程和制度等文件的汇编，记载有清末东三省的边务、蒙务、民政、实业等情况，是研究清末东三省经济的重要资料。

此外，徐世昌《退耕堂政书》和姚锡光《筹蒙刍议》记载有清末东三省和东蒙人口的状况及土地开发情况，是研究清末东北地区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演变的重要资料。

蒙藏院编《理藩部第一次统计表》，记录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对东蒙古地区人口和农垦面积的记载，是研究清代东蒙古地区人口和农垦的第一手资料。蒙藏院编《蒙藏院调查内蒙古及沿边各旗统计报告书》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理藩部对内蒙古调查的报告，其中关于农垦的记载是研究清末东蒙古地区经济的重要资料。

张穆著，何秋涛补续《蒙古游牧记》中对东蒙古地区哲里木盟、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的论述对研究清代东蒙古地区环境演变提供了宝贵资料。

（三）方志类

清代东北地区的方志以董秉忠等修《盛京通志》为最早，刊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其中的户口和田赋记载对今日研究康熙二十三年之前奉天地区经济状况具有最直接的参考价值。

《钦定盛京通志》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阿桂奉敕所修。其中，《建置沿革》《疆域形胜》《杂志》《风俗》《土产》《户口》《田赋》《职官》《兵防》是研究顺康雍乾时期东北历史的重要史料。

长顺修，李桂林纂修《吉林通志》，是清代末叶吉林省第一部官修的全省通志，《食货志》中的户口、田赋、屯垦和蠲缓部分对研究清代吉林地区人口增长、土地垦殖和自然灾害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

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纂修《奉天通志》全面记录了辽宁历史沿革，山川地貌，天文气象，风土人情，物产资源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是研究辽宁历史的一部资料总汇。

张伯英总纂《黑龙江志稿》是黑龙江省第一部系统通志。全书分地理、经政、物产、财赋、学校、武备、交涉、交通、职官、选举、人物、艺文12门类，其中的《地理志》对当地生态的记载，《经政志》中关于垦丈、户籍、灾赈的记述，《物产志》中对当地动植物的记载，《财赋志》中对当地森林林区和面积以及林商公司的记述对研究清代黑龙江的经济开发、生态演变有着重要史料价值。

和珅、梁国治等撰《钦定热河志》是承德地区第一部地方志，分天章、巡典、徕远、行宫、围场、疆域、建置沿革、山、水、寺庙食货、物产、古迹、艺文等24个部分，《天章》中乾隆帝的御制诗中记录了该区农牧业和围场生态的情况，《围场》记录了围场建立、范围，日常管理等内容，《食货》中赋税、户口记录了承德地区农垦和人口的情况，《物产》部分记录当地特别是围场中的动植物资源，这些对研究围场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史有重要意义。

海忠修，林从炯等撰《承德府志》分为谕诏、天章、巡典、山庄、行宫、围场、图说、建置、疆域、山川、寺观、田赋、风土、物产纪事、外纪、艺文、杂志等34门类。其中收录的上谕和御制诗注对研究承德人口发展和农牧业经营有珍贵的史料价值。《田赋》中的人口部分则记录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和道光七年（1827年）的人口数字。

查美荫等修纂《围场厅志》是清代围场地区的第一部地方志。该书的史料价值在于有木兰围场的范围、同治以来围场的开围放荒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的记载。

云生监修，英喜纂，金恩晖、梁志忠校释《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是吉林打牲乌拉地区最早的方志。该书对打牲乌拉地方有清二百多年以来采珠、捕鲟鳇鱼、蜂蜜和采松子等物产情况以及打牲乌拉衙门的管理，记载十分详细。此后，赵东升把《志典全书》缺失的第三卷补上，使得我们对打牲乌拉的贡山、贡河和贡江以及该区的官地分布等内容有详细了解。总之，该书是我们研究打牲乌拉的机构设置和具体经济运作的第一手资料。

（四）游记纪实类

《绝域纪略》，又名《宁古塔志》，是方拱乾根据其顺治末年（1661年）在宁古塔流放期间见闻汇编。包括流传、天时、土地、宫室、树畜、风俗、饮食等内容。文简意深，为清代内地文人对东北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第一次论述，加之是作者亲历，资料尤其弥足珍贵。

《宁古塔山水记》和《域外集》是顺、康时期张缙彦在宁古塔流放期间所著关于宁古塔自然与人文地理的著述。作为清朝早期被流放东北的内地文人，他以写实手法真实记录了清初宁古塔地区的自然地理和人文风情，为研究当时该区的自然和人文生态提供了宝贵资料，比如记载宁古塔“夏不伐青，以养材也”，说明时人对当地植被采伐与保护有度。

方式济《龙沙纪略》是其在随父流寓卜魁（今齐齐哈尔）时的见闻记录。全书分方隅、山川、经制、时令、风俗、饮食、贡赋、物产和屋宇9门类，是一部康熙时期黑龙江地方的百科全书，其中对当地人口、官庄、流人、物产的记载展现了当时黑龙江的风土人情。

吴桭臣《宁古塔纪略》是其年轻时在宁古塔生活的记录，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康熙年间宁古塔地区的自然地理和风土人情，为研究康熙年间该区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中对气候的记述和东山人参的记述反映了当地自然生态的变迁，如“当我父初到时，其地寒苦……近来汉官到后，日向和暖，大异向时”。这与热河地方志中的记载相似，反映出康乾时期北方气候的回暖。宁古塔东山“向出参、貂，今则取尽矣”。这条记载充分反映了当地人参资源的锐减和分布演变。

《柳边纪略》是杨宾在康熙年间去宁古塔侍奉其父时对当地自然人文地理所见所闻的记述，是研究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东北地区历史和社会的重要资料。其中对清政府在山海关对出入东北人员的管理、柳条边的设置、东北流人的状况、东北物产和各地生态资源的记述为研究康熙时期东北人口管理、经济开发和生态环境提供了宝贵资料，宁古塔“惜四山树木，为居人所伐，郁葱佳气，不似昔年耳”。这真实记录了东北城镇人口增加对周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变化。

西清《黑龙江外记》是其在黑龙江为吏、教书期间根据当地官府资料和亲身调查所见所闻而写成的一部黑龙江地方史志著作。该书成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共八卷，对当地物产和地理形势的记述为研究当地生态环境演变提供了宝贵资料，如卷八所记“齐齐哈尔用木……然较二十年前，贵已三倍，伐木日多，入山渐远故也”。

英和《卜魁纪略》是其道光年间在卜魁流放期间对当地疆域、建置、风俗、物产等方面的记载。由于作者得之亲身见闻与实地考察，故其所记多可征信。

魏震等《南满洲旅行日记》是其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考察东北林业的日记。内容涉及从庚子事变到日俄战争时，日俄双方侵略我国东北的情况，对日俄的侵略行径有较为具体的叙述，对日俄战争后我国东北社会情况和东北林业有一定参考价值。

《张诚日记》，张诚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热比雍（Gerbillon，Jean Franois）的汉文名字。他在1688年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派遣到中国传教，因参加中俄边界谈判的翻译工作而受到康熙帝的重视，从而有机会随同康熙帝出塞巡行，他将所经过的热河地区和蒙古的山川地势、生产生活等情况记载下来，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日〕小越平隆著，克斋译《满洲旅行记》是日本人小越平隆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和二十五年（1899年）两次探察我国东北的记录。他两次探察东北，历时六个多月，几乎游历了中国东北的城镇，记录了当时东北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态的诸多方面，为研究当时东北地区的历史提供了较为翔实的材料。

〔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Dugald Christie）著，伊泽·英格利斯（IzaInglis）编，张士尊、信丹娜译《奉天三十年（1883—1913）》，该书是作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长期在中国东北进行医疗和传教的回忆录。她以一名参加防疫和治疗的医生视角详细记录清末东北鼠疫在奉天的传播和政府及社会对鼠疫的防治情况，为今人研究奉天鼠疫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限于篇幅，本书只是对资料择要论述，同类的其他资料不一一举例。研究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资料除了以上方面外，一些当时的报纸也有诸多内容涉及该研究，本书在论述时也会加以利用。

五 研究创新点

清代是东北地区经济开发史上又一个高峰时期，并开启了此后东北生态资源高速开发的历史进程，同时也肇始了东北生态环境巨变的演进历程。虽然学界已取得诸多成果，但仍存在可以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故此，笔者在尽可能充分吸收和借鉴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探索性研究：

第一，在清政府对东北边疆治理与民众开发的历史背景下，对清代东北地区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变迁进行整体性宏观研究，全面展现了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演变的面貌。

第二，尝试提出“自然生态—自然灾害—政府管理—民众开发”四个相关层面的研究视角，特别是深入剖析清政府与民众在东北资源分配与开发过程中的博弈，突出政府资源管理制度的生态影响，为当今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提供借鉴。

第三，运用统计学方法，探求清代东北地区人口增长、土地垦殖的规模、人参采挖数额和貂皮进贡数额的连续数列，以求数据的准确，力求做到精细化研究。

第四，在大量统计的基础上，力求全面系统论述清代东北地区的自然灾害次数、暴发频率、类型和分布，并较为全面地论述社会应对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