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飚

2007年，胡全章博士从河南大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流动站深造，我担任他的导师。全章原来在其导师关爱和的指导下，于近代小说研究已致力有成，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探询——吴趼人小说研究》作为河南大学《明伦学术书系》之一出版，因此他本想继续沿着这一方向，探讨晚清小说的类型问题。和我商量后，我建议他重新考虑，选择更具学术开拓性的新论题，不一定限于小说，不妨考察一下近代文学研究中还较薄弱的散文转型问题。

多年来，指导研究生和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审阅过各地、各校不少博士和博士后论文，常常感到虽然都是博士，但差别还是很大的，这和各校的学术传统、导师的指导思路以及研究生本人基础都有关系。这种差别往往首先就表现在选题上。选题是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关键。以为研究从确定选题后开始，是很多研究生容易产生的一种误解。选题不是研究的开始，相反，应当是长期、基本研究的结果。优秀论文的选题首要特征就是具有原创性。“原创性”这个概念现在被用得太滥了，新史料的发现，新观点的提出，新视角的拓展，新方法的运用，都冠以“原创性”，似乎也不能说错。其实这是任何一篇学位论文都必须具备的基本品格（至少具备一、二项，否则通不过），真正意义上的“原创”，首先指开掘了一个前人很少或者没有探究过的学术矿点。选题具有原创性，必然引领史料、观点乃至视角、方法的创新，而且具有后续开发性。我希望全章扩大视野，再做一番勘探，试试找一个有点挑战性的课题。

此后足有两个多月时间，全章没回河南，一直沉浸在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北京几大图书馆，考察资源，思考研究方向。一天，他打来电话，似乎还有点把握不定地问：“我想研究晚清白话报刊，可以不可以？”我几乎不加思索，当时就回答：“好！”

夏晓虹在《觉世与传世》后记中曾说，她进入近代文学研究，“本来期望的是捡到一截‘破砖烂瓦’，没想到找到的是一座‘金矿’”。这可能是所有进入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共同的感受（晓虹是季镇淮先生高足。我1978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近代文学时，文学系特聘季镇淮先生指导，亦出季先生门下）。浸淫近代文学近三十年，成就无多，聊可自慰的是，做了一个勘探队员，对中国近代文学矿藏资源的分布还敢说大体了然于胸。全章探寻到的不只是一个矿点，而是一片矿区！都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以提倡白话文为突破口的，也都知道五四以前已经兴起了白话文运动，但是，从1956年谭彼岸《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以后，半个世纪中再没有一部专门、系统研究清末白话文的专著。谭先生之作诚有开拓之功，而格于当时社会环境和研究条件，不仅还较简略，而且无法突破时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学者对晚清白话文书写及其在思想启蒙运动中的作用给予了较多关注，但可能由于史料收集范围的限制，还未能做全面梳理。而大陆出版的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著作以及相关专著、论文，论及清末白话文的倒也不少，不过说的话都差不太多，包括不少知名学者的大作和博士论文。论述范围基本上局限在白话文的早期提倡者裘廷梁、陈荣衮、林白水等，因此结论也停留在80多年前胡适的观点：晚清白话文是“无意”的、“为他们”的，五四白话文才是“有意”的、“我们”的，云云。不过往往多了一个“新”的判定：这反映了“资产阶级局限性”，而这恰恰是一个不符合历史事实和逻辑的“判决”——如果清末没有提出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资产阶级局限性”，那么后来最早提出、坚决主张完全用白话文的是谁？都知道是胡适。他属于哪个阶级？难道到五四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局限性”了？或者胡适本人没有“局限性”了？根本说不通，但很多人照样人云亦云。全章后来在结题报告中批评“近代文学史家对清末以降的白话文运动之文学史意义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对清末民初白话文（学）文献史料尚未进行过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挖掘，认识上亦未对胡、周之见形成大的突破”，是切中肯綮的。所以，全章提出试图突进这片矿区，我当然赞赏和支持。他选择的是一个具有突破性的原创课题，不仅关系到文学语言，而且关系到五四前后文化和社会变革，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果然，不久，这一课题就获得了博士后基金资助，随后又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当然，这个课题长期涉足者少，也事出有因：基础资料太薄弱，查索难度很大。所以我提醒全章，要准备付出艰巨劳动。全章不负期望。他不是那种锋芒毕露、一下子就给人以“才华横溢”感觉的人，但表现出了勤奋、刻苦、执著、踏实的学术品格。几年间，他奔波于北京、上海、东北、华中各地，尽可能全面、完备地搜罗史料，不满足于二手材料的归纳，前人已列或提及的目录、线索，都力求经眼亲证核实，更多的是大量闻所未闻的新史料的发掘和爬梳整理。我曾经分享了他发现重要史料时的兴奋、喜悦，也曾目睹并能体味他遭遇的困难甚至苦楚——期间因笔记本电脑失窃，他辛苦得来的一大批资料丧失殆尽，其懊恼可想而知，但他没有气馁。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他的辛勤也获得了硕果。我相信，史料的新颖、丰富、翔实，会成为阅读这部专著的人第一个强烈的印象。

更困难的是史料整理和理论的提升。关于这一点，我和全章多次交换过意见。“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几乎各家“文学概论”都有这句话，然而现有文论体系恰恰还没有建立起“文学语言论”，大多只是用修辞学代替文学语言特性分析，近年一些人引进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之类概念，又只是搬用普通语言学。这个课题缺少现成的理论框架，却带来一个好处：需要强化因而可以锻炼理论思维。提出新见，不仅要根据新的史实，而且要改变原有的思维路径，甚至需要逆向思维。谈白话文，通常的思路，主要强调书面语言的通俗化，其实这个命题的另一个侧面，就是通俗语言的书面化。这包括两层意思，其一是白话文逐渐被认同为书面语言之一种；其二是口语进入书面，不可能完全保留日常形态，必然受到使用者（文人）习惯语言的影响，逐渐“文”化。通常的思路，强调文人从日常语言吸收营养，其实还有另一面：书面语言也会影响口语；特别是处在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语言近代化首先从译介著作和报章文体开始，正在近代化的“新文言”也向白话渗透。通常的思路，强调新进文人用白话启蒙民众，其实文人启蒙民众的同时就是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演说”和“表述”、“他们”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可以互相转化；而当白话也成为文人写作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方式时，它就具备了成为文学语言的条件。因此，不仅要清理清末民初白话文的基本面貌，而且要从白话的书面化、近代化、文学化考察其语言形态的变化，从史实和理论两方面重新审视和突破前人结论。我曾和他开玩笑说：“如果你的论文只是发掘了大量史料，却把理论发现让给别人，那就太亏了。”

我们讨论时，全章很少发表意见。我听过他会议发言和讲课，表述流畅，很有条理，有时还带有激情。看来他并非不善言辞，而是更愿意倾听和深思。勤奋而多思，有主见而谦虚，说起来是学人应备的普通品格，其实能兼备也并不易，而这已成为他成功的条件。经过三年努力，五易其稿，全章终于结题。在博士后出站评审答辩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耿云志、文学所古代室主任蒋寅、现任近代室主任王达敏、国家社科基金评委张国星，都给予相当好的评价，建议推荐为优秀成果，也提出了进一步修改提高的意见。

现在，这部学术分量厚实的《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研究》终于问世。《引言》从历史文献中归纳出5个问题，设置为探究目标，全书对这5个重要问题作出了清晰而有启发性的回答。我只想补充指出，此著的价值可能不止于此。

第一，这部专著重现了清末至民初白话报刊的原生态，将推动和有助于学界重新认识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的发展规模、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

清末民初的白话报究竟有多少种？一般采用蔡乐苏的说法：170余种（《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余种白话报刊》，收入丁守和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说“清末最后约十年时间，出现过约140份白话报和杂志”，这个数字很可能也是依据蔡乐苏的统计（减去民初白话报刊数）而得来的。现在，胡全章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组更可靠的数据：仅直接标明或声明为“白话（京话、官话、俚语、通俗）报”的，清末十余年间就达270种以上，而“清末民初（1897—1918）存世的白话报刊，总数在370种以上”，两者都比原来所知多了一倍。不仅如此，清末民初还有50余种大报另出白话附张，或单辟白话专栏，或刊载白话文稿；还有50余种虽不标明“白话报”但语言通俗的女报、浅说报、蒙学报等，以及150余种文字浅易的画报，再加上40余种以白话小说为主的小说杂志。如此，整个清末民初白话类的报、刊（还不包括白话书籍），总数就在600来种，是此前一般所称“170余种”的3.5倍！

这600来种白话类报刊，并不局限在京师、上海等中心城市或东部、中南较先发展地区，除被日本霸占的中国台湾省以外，23个行省，都有本省的白话报，包括边疆各省，如东北有《黑龙江白话日报》，北方有《蒙古白话报》，西北有《伊犁白话报》，连西藏都有《西藏白话报》。不仅省级，许多府（市）、县，甚至边陲地区和一些乡镇都办起了白话报，如云南《丽江白话报》、贵州遵义《白话报》、黑龙江《黑河白话醒时日报》，浙江南浔镇《南浔白话报》、直隶（河北）唐山镇《震兴白话报》。“白话”也不限于京话、官话，而且有各地方言如粤语、苏白、宁波话、潮汕话等，还有少数民族文字的，如《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回文白话报》，还有以满族旗人为对象的白话报。白话报刊已遍布全国各省、多个地区、多个民族。

白话报刊的创办者也不限于维新派、革命党、教育界，而包括了社会各派、各界人士，如立宪派、保路同志会、女子参政会，还有清朝知县、知府甚至巡抚、大臣，清军练兵处、民国督军署，以及商人、教会……白话不仅用于“下层社会启蒙”和妇女、儿童教育，而且成为各行、各业使用的语言工具，诸如《白话科学报》、《工艺白话选报》、《商业白话报》、《农话报》、《蚕业白话演说》、《法政白话报》、《兵学白话报》、《医药白话报》……白话文的接受者也并不限于“中等以下”，很多地方建立贴报栏、阅报处、讲报所，“上等人看的极多，下等人看的也不少”。不仅有白话日报，而且有《白话晨报》、《白话午报》、《白话晚报》……

看到这一切，和以前我们从一些著作的描述中获得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印象比较，会有什么感受呢？我想，大概可用一个成语形容——“刮目相看”。这些，不仅说明白话文已受到普遍重视，也说明白话已经被认同可以作为一种书面语言，并且逐渐向社会各阶层、各业界普及，开始融入了相当一部分群体的生活。由此对白话文运动在思想启蒙、知识普及、社会文明、新闻事业乃至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它对清末民初社会转型的意义，可能都需要进一步探讨，作出新的估价。

第二，这部专著系统梳理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白话文自身的发展历程以及语言形态的变化，将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晚清至五四语言（包括文学语言）变革问题，以及“新文学是白话文学”这一所谓“定论”的科学性。

前人关于晚清白话文的一些结论，基本上是根据戊戌变法前后早期白话文的状况作出的判断，而对光宣之际至民初的白话文几乎未作深入考察，这一时段白话文的历史，在我们的叙述中，似乎不存在或消失了。然而从1897年到1918年，白话文已经有20年不间断的历史。这20年正是中国时局动荡、政权更迭、社会转型、文化变革时期。晚清一些先觉者提出“言文合”，就是因为认识到“语言有随地而异者，有随时而异者”（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言文合，则言增而文与之俱增”（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以“言文合”为宗旨的白话文，在这“社会之变迁日繁”的20年间，会不“随时而异”，保持20年前老白话的样子吗？我们似乎从未向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所以对前人的“结论”也没有想到应该质疑。

此著的贡献之一，就是辨析、厘清了这20年间白话文语言形态的演变及其趋势，以充分的实例，论证从最初的报刊文章通俗化，逐渐向口语雅化、“文话”近代化发展，并出现规范化的意向和文学性的增强。这也就是我和他讨论时谈到的白话书面化、近代化、文学化问题。这一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2001年，我在《20世纪中国文艺学学术史》第一卷中提出：

晚清文学语言的变革，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化，创造和使用表现近代文明、近代人思想感情的语汇和言语方式；一是通俗化，改变与社会语言长期分离而趋僵化的古代书面语言即文言，使用能随社会发展而更新的白话。这是相关但不同的两个问题。……当时在理论上影响更大、更引起后人注意的是白话文运动，因而在不少论著中，似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只是一个通俗化问题。这是不全面的。

同时指出晚清已揭橥报端而后人长期没有注意到的一个概念——“今言”：

黄遵宪和梁启超在几篇文章中所使用的，都是“今言”这个词。“今言”概念，把文章语言的近代化（“今”）和口语化（“言”）两个方面都包含在内了。因此可以说，“今言”理论才预示了或者说代表了文学语言变革的正确方向。

所谓“今言”，就是“现代语言”或者“现代白话”。全章的论析实际上证明了，从19世纪末到五四之前，报刊白话逐渐从19世纪的白话向“今言”即现代白话转化，白话报刊参与了现代书面语言的创造和形成过程。把五四以来文学说成“白话文学”并不确切。文言之所以被摒弃，不在于它是“文”言即书面语言，而在于它属于古代书面语言；新文学之所以“新”，也不在于它是白话，而在于它用的是现代白话——《水浒传》或者《红楼梦》的语言也是白话，用施耐庵或者曹雪芹的语言写的“白话文学”可能是“新文学”吗？几十年来我们都落入了胡（适）博士的彀中，好在现在又一位胡博士的著作可能会帮助我们纠正这个偏颇。

第三，这部专著发现和论证了五四以前白话进入各类文学体裁的许多新史实，对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中国文学体系的转型进程，更准确地概括五四文学革命意义，很有启发意义。

有个有趣的现象曾经引起我的思考：五四文学革命说是一场“革命”，却好像没有遇到很激烈的反抗，以至钱玄同和刘半农不得不演一场双簧来逗起论战，而引出来的却只是一个“老新党”林纾。倒推20年，谭嗣同、梁启超、樊锥只是在文章中用了一些新名词，就遭到王先谦、叶德辉等仇恨地攻击痛斥，最后还闹到谭嗣同掉了脑壳。和谭、梁的“改良”相比起来，胡适博士们的“革命”反倒轻松多了，这是什么道理？

看来，原因就在这“20年间”。守旧、顽固势力——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保持最后的强大的时候，正是戊戌时期。从那以后，清王朝迅速衰落，步步退却，旧文化受到新思潮猛烈冲击，文学界革命兴起。到五四时，新文化和文学革命已是水到渠成，虽然社会上不能接受者仍有不少，但有力出面反对的已经不那么多了。清末民初的文化和文学变革，已经为五四文化做了铺垫。

胡全章从文学语言的角度，对这种铺垫作了切实的论述。白话文不仅用于思想启蒙、演说宣传，而且用于述学、记游、叙述、描写、抒情；不仅用于论说、新闻等散文，而且进入歌诗、戏剧，尤其是大量白话小说。这类作品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但说明，白话文和白话文学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写作群体和更大的接受群体，已经营造了一种氛围。五四文学革命的一批健将，就是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大多曾经是这个群体的成员，如胡适、钱玄同都是清末民初白话报的办刊者。看到这些，自然就更明白，五四文学革命为什么能够发生而且必然成功。

学术界关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和“既有晚清，何必五四”之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以为真正有意义的，是从各个侧面对晚清和五四文学的联系与区别作更深入的研究。这也许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全章的研究，也许会给我们启发。

通过这三年的学术经历，胡全章不只是完成了这部专著，而且我感到他的学术视野开阔了，理论思维活跃了，探索勇气增强了，当然资料积累也更厚实了。这个课题还有继续开发和扩展研究的余地。他希望我为《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研究》写一篇序言，我却觉得他这部著作就是一篇“序”——是他自己或者其他人更多新著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