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2631434

近十年来的唐代文学研究，虽然不像20世纪末那样显得轰轰烈烈，但在平静中却有着扎实的积淀。除了文化研究打开的新视野，不断带来丰硕的研究成果外，在文学的文化转型、地域特征、贬谪境遇、民俗内容等方面的探讨引人入胜，唐代文学研究整体上还显示出中晚唐逐渐超过初盛唐的趋势。最近出版的论著显示，唐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学流派研究，正成为新的学术热点，而这两方面的问题都集中在中晚唐。

以往研究唐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主要着眼于文学风气、写作内容与政治局势的一般关系，近年的研究则深入到王朝的行政体制、作家的社会角色以及重大政治事件对文学的具体影响中去，像翰林学士这样的与文学密切相关的职官制度，像永贞革新、甘露之变这样的深刻影响到士人心态和文学发展的重大政治事件，都是中晚唐产生的问题。基于作家群体而形成的文学流派，也要到中晚唐才成为可探讨的问题。因为作家群体通常基于师门讲学、科举应试、台阁唱和、区域交往等因素而形成，在唐代除了台阁唱和，其他因素都要到中唐以后才凸显出来。而决定流派形成的文学意义上的宗法门户，应该说始于萧、李文士集团，后来以古文之学传承了四五代人，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意义的文学流派的发轫。除韩孟诗派外，此后又有了从中唐绵延至晚唐的元白诗派和姚贾诗派。有关这两个诗派的研究专著，前者有陈才智的《元白诗派研究》，后者有张震英的这部《诗意的凝聚——姚贾诗派研究》，与20世纪90年代萧占鹏的《韩孟诗派研究》一道，成为唐代文学流派研究中所取得的重要的标志性成果。

作为诗派，姚贾诗派有承继、有传衍，有宗主、有学人，应属严格意义上的流派，但历来却很少将它作为流派来关注。研究者都熟知贾岛为后辈追慕、身后一灯相传的事实，而对姚合影响的认识却比较模糊。姚贾虽齐名，毕竟两人诗风差异较大。“岛难吟，有清洌之风。合易作，皆平澹之气。”（《唐才子传》卷六》）贾岛苦吟刻削，姚合却率意平和，作为诗派宗师的风格接合点确实不太好确定。震英攻读博士学位就以《姚贾诗论》为研究课题，对两家诗歌下了很深的工夫，钻研有得，学位论文得到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其中部分研究成果后来发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权威期刊上。毕业后数年从事行政工作，案牍之余，不废学业，孜孜不倦地将自己研究姚、贾诗歌的心得凝结为《寒士的低吟——贾岛诗歌艺术新探》《风雅的倾诉——姚合诗歌艺术研究》二书。同时又沿着酝酿已久的思路，将学术视野拓展到姚贾诗派。为此，他又申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做博士后研究，并于2006年完成近三十万字的出站报告《姚贾诗派研究》。

《姚贾诗派研究》是唐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第一部论述姚贾诗派的专著，也是第一次提出姚贾诗派的概念。震英认为姚贾诗派是与韩孟、元白诗派并行的又一个诗派，它在晚唐五代的影响力甚至超过韩孟和元白两个诗派，这对学界通行的唐诗史观无疑是一个挑战。我认为他的论断是有说服力的，很给人启发。由此出发，该专著重新梳理了中晚唐诗坛的格局，对姚贾诗派的成员、弟子及再传弟子作了周密的考证，清晰地勾画出姚贾诗派的阵营、流变及其历程。通过对姚贾诗派资料的梳理，震英对晚唐张为的《诗人主客图》和清代李怀民的《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重新作了解读，从诗学史的角度分析了历代对姚贾诗派的认识及其局限，同时也对姚贾诗派的深远影响作了深入而有说服力的说明，这无论对唐诗史还是诗学史的研究都是卓有贡献的。震英此项富有开拓性的研究，不仅体现在对历史原生态的重视上，也显示了一种新的学术观念，即力图从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实际出发审视流派的意识，他在这方面进行的理论总结，为古代诗歌流派研究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此外，他采取动态的方式演绎诗歌流派的发展历程，打破了传统文学流派研究中以宏观论述结合作家作品为中心的静态模式，具有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和流派研究理论上的创新意义。

尽管当时我对震英的工作成就给予了上述的肯定，但内心终以直接证明姚合在诗派形成中的作用及影响的资料不多为憾。没想到因缘聚合，近年姚合夫妇墓志相继出土，不仅告诉了我们姚合生卒的确切年月，也让我们知悉他生平的重要履历。更重要的是《唐故朝请大夫秘书监礼部尚书吴兴姚府君墓铭并序》对其诗歌创作有这样一段记载：“元和中，以进士随贡来京师，就春闱试，而能诗声震辇下。为诗脱俗韵，如洗尘滓，旨义必辅教化。学诗者望门而趋，若奔洙泗然。数岁登第，田令公镇魏，辟为节度巡官，始命试秘省校书。转节度参谋，改协律，为观察支使。中令入觐，公随之。授武功主簿。韩文公尹京兆，爱清才，奏为万年尉。”这段话起码说明了两个重要问题：（1）姚合诗名早著，当其入京应进士时即已耸动一时，为后学追趋；（2）姚合同贾岛一样，也在韩愈官京兆尹时得其赏识与提携。前者是论定姚合足以为宗师的佐证，后者则说明了他与贾岛出于同一宗派渊源。在旧传文献中，除姚合《和前吏部韩侍郎夜泛南溪》一诗仅能证明两人有交往而外，并没有直接证实姚合与韩愈有更深一层的渊源关系的资料，以致方回奇怪姚合“与贾岛同时而稍后，似未登昌黎之门”（《瀛奎律髓》卷十）。《姚合墓志》的记载竟将两人的关系勾勒出来，弥补了姚贾诗派师法宗传的重要一环！

读到新出土的《姚合墓志》，我不禁为震英庆幸，也为唐代文学史庆幸。这种关键资料的出现，对研究者来说真是莫大的幸运啊！震英此书对于姚合生平事迹的论述即以新出土的墓志为依据，纠正了古今学者对于姚合的许多误读。或许有人要说，这岂不是姚合的不幸？诗人的亡灵恐怕从此要不得清静了。但我还是觉得，前人镌刻墓志深窆于九泉，就是要让后人知道，有一位叫姚合的诗人长眠于此；就是要让他的事迹流传于后世，不至于湮灭无闻。从这个意义上说，姚合也是幸运的，墓志实现了他和家人的愿望。而墓志的出土，也使当今学者得以更为确切地了解诗人及其作品，这自然也是诗人最大的愿望。

震英虽年未及不惑，而其学历、阅历却颇为丰富，不仅学涉文史经法，而且十余年来辗转于政事与学术之间，为当前专事学术研究者所少有。震英曾师从刘崇德、詹福瑞两先生，受到良好的学术训练。几年前他来文学所做博士后研究，我忝为合作教授，实则于姚、贾夙无研究，在学术上无针芥之补，倒是常听他倾谈自己忧国忧民、拯时济世的理想，以及蹇滞于官场、无所作为的无奈。他给我的印象是才情勃郁，梗概多气，有着浓厚的文学气质，这对文学研究来说是独具禀赋的。震英因具有较为完备的人文社科知识背景，加之有着多年党委政府行政工作和教学科研工作的实践，故而关注领域较为宽广，治学方法也别具一格，具有见识高远、思路灵活、学问融通的特色。以他的能力加勤奋，可以想见，学术必日进不已。转眼间震英的“姚贾与中晚唐诗歌研究系列”三部著作相继授梓，我衷心为他取得的成绩高兴，所以很乐意写下这些感想，不足为序，聊述震英为学之志及我们的交谊而已。

二〇一一年五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