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阮忠兄，是1994年在河南南阳召开的汉代文学讨论会上。当时，我对他的印象是年轻有为，成就突出，且又谦虚好学。后来又在北京一起开过会，特别是读了他的《汉赋艺术论》和《庄子创作论》，于是便越来越熟悉了。新近他又写了《唐宋诗风流别史》，请我写个序。对于唐宋诗，我虽然是从小就读，后来也教过这门课，并编过几个选本和写过一些小文章，但严格来说，还是没有进行过专门深入研究的。不过阮忠兄既然愿意给我提供这个先读手稿的机会，而我也正好乘机学习，于是就答应了。

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精美是举世无双的。在辉煌夺目的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最精美，且又最普及、最深入人心的，无疑是唐宋诗。试向全国、全世界作一个调查，看看有哪一个会说中国话的人，不会背几首唐宋诗呢？但也正由于唐宋诗本身的确好，所以相应的著作也就分外多。时至今日，有关唐宋诗总体性的全集、选集，各大家、名家以及各流派的全集、选集，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各种讲述唐宋诗的文学史、诗歌史，以及从各个不同角度写作的有关唐宋诗的专论，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用范仲淹的话说，“前人之述备矣”。那么阮忠兄的著作又给人们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呢？

司马迁写《史记》，有所谓“通古今之变”。而要想“通古今之变”，就必须将古往今来的学问融会贯通，既有对以往“老学问”的吸收、总结，又要有从现实出发、具有新时代气息的新视角与新观点。几年前我在读阮忠兄的《汉赋艺术论》时，见他把汉赋的发展分为“讽颂赋流”、“抒情赋流”、“说理赋流”、“咏物赋流”四大流向，并在“说理赋”中提出了“怪异吉祥文化”、“立名文化”对该类赋作的影响，不由得感到耳目一新。后来读他的《庄子创作论》，见他第一章研究庄子其人的三节标题是：“司马迁笔下的庄子”,“《庄子》中的庄子”、“历史进程中的庄子”。而在“历史进程中的庄子”一节中又分为“战国：孤立的庄子”、“两汉：潜行的庄子”、“魏晋：走红的庄子”、“隋唐：入仙的庄子”、“宋：入儒的庄子”、“明：入佛的庄子”，如此等等，既讲了本根，又讲了变异，仅一个开场白，竟如此广博淹通，一下子就激起人的阅读兴趣。

《唐宋诗风流别史》，顾名思义，是以研究唐宋诗歌不同风格、流派的特征，及其各自的发展源流为宗旨的。这是任何一部文学史、诗歌史以及作家专论全都涉及过，但又不可能细致讨论的问题。虽说其中的某些流派已有研究著作出现，如《大历诗风》、《江西诗派研究》、《江湖诗派研究》，但全面把握唐宋诗风的流别仍然是很有必要的。不过，唐宋诗歌领域博大精深，现在阮忠兄的专书对此一一展开论述，任务不轻。

长期以来，对唐宋诗风的研究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一本研究唐宋诗歌风格的专门著作，这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些问题，阮兄对这些问题作了认真的思考和探究。

其一，唐诗与宋诗的发展历程、基本差异以及对宋诗如何恰当地分析评价等等。对此，阮兄很关注历史发展的线索，从初唐的上官诗风开始，历经王孟的山水田园诗风、高岑的边塞诗风，直到南宋的江湖诗风收束。由于时代、社会环境以及诗人性情的差异，不仅是唐诗不同于宋诗，就是唐诗、宋诗本身也存在不同的特征。阮兄看到唐诗和宋诗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共性，诸如诗骚的言志传统、山水田园对诗人的吸引使他们寄情于山水田园。但唐诗不同于宋诗，“唐诗圆润浑融、雄放跌宕、沉郁清雅、自然俊逸并存。宋诗则不然，虽然诗歌风格中不乏豪放浑厚、深沉朗健，但在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和率性为诗中导致的生新瘦硬与平易疏淡同在。同时，唐代诗人好以诗言情，宋代诗人好以词言情，相对地在诗中淡化了自我的情感，使宋诗不同于唐诗”。阮兄努力在论述唐诗和宋诗风格流别中表现出它们的不同。

其二，大作家与各种流派的关系。事实上凡是被归入某一“流派”的作家，往往是二三流的，如果严格只讲“流派”，则大作家将无法写入。但如果讲唐宋诗不讲李白、杜甫、苏轼、陆游，那所讲的还能代表“唐宋诗”么？这是论述唐宋诗风之流不可避免会遇到的问题。对此阮兄注意到这些大家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哪一个诗人群体，诗歌风格不属于哪一个诗风之流，但他从这些诗人在唐宋诗坛上的地位和他们与唐宋诗人、诗歌风格的内在联系考虑，认为“这些诗人独自的诗歌成就足以与唐代或宋代某一个诗歌风格之流相颉颃”,“他们表面上未入哪一个诗风之流，实际上，他们以自己诗歌的深厚魅力无形中处在一个诗风或几个诗风之流中”，所以毫不犹豫地开辟专章将这些大作家一一写了进去，并作了不同的艺术处理。或着眼于诗歌风格之流的完整面貌，或着眼于诗歌风格的影响，使二者在内在的联系上构成一个整体。

其三，各流派的渊源、嬗变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这些是各书都会讲到、但又往往不可能充分展开的，对此，阮兄从“诗风流别”这个角度进行梳理，以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目光注意到诗人群体和诗歌风格发展、演变的过程。上官诗风受齐梁诗风的影响，上官仪之后，上官诗风在“初唐四杰”、沈宋、陈子昂努力下的变化及五言古风对上官诗风变化的促动；陶渊明、谢灵运的诗歌风格对王维、孟浩然诗歌风格的影响以及唐诗对宋诗影响的深远，在不同的诗风流别和诗人中的体现；高适、岑参较少接受王之涣、李颀、王昌龄边塞诗的表现形式和风格，较多地接受唐太宗、骆宾王等人边塞诗的影响等等，可以说是做到了寻流溯源。这样，既使全书有了历史的纵深感，又便于读者对某一种诗歌风格来龙去脉的把握。同时，他又注意诗人相互之间的联系，如以王维为轴心讨论他和其他山水田园诗人的关系，以韩愈为轴心讨论韩孟诗人群体之间的关系，使他笔下的诗人群体更具有“群体”的特征

其四，同一流派中的“异”与不同流派中的“同”，以及大作家与这些“流派”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有许多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问题，极其麻烦，极难说清，对此阮兄也都尽量一一作了说明。如“诗歌风格的清丽幽怨中，孟浩然入世情深，王维入世情浅；浑厚雄奇中，孟诗厚重，王诗灵巧；素朴宁静中，孟诗热烈，王诗冷寂”。“趋奇的韩孟诗人群体，韩愈诗奇壮，孟郊诗奇涩，贾岛诗奇淡，李贺诗奇诡，卢仝诗奇诞”。还有江西诗派的“生新瘦硬”，黄庭坚、陈师道、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人风格的同与不同。阮兄在论述中，努力突出唐宋诗人在某一诗歌风格之下的共性与个性，并注意到在共性下的诗人彼此之间细微的差异。他不回避传统评价而标新立异，但在求“同”与求“异”中，运用比较的方法来审视这些诗人及其诗歌风格是很有意义的。所以他可以同时关注一群诗人，也可以在同一本书中先后讨论李白、苏轼、陆游诗歌风格的豪放，在论述了韩孟诗人群体的以文为诗以后，还论述了苏轼的以文为诗。

阮兄在“引论”中对本书的特点和研究方法作过简明扼要的说明，这里也就不再多说。总的来看，阮兄的《唐宋诗风流别史》没有故意求奇，却能够在探讨唐宋诗歌风格中，力求务去陈言，意从己出。而且，他在这本书里注重诗歌风格的流变、异同，在探索源流和比较研究中，往往从唐宋诗歌风格承传及内部运动的规律入手，使这本书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史或者古代诗歌史。同时，便于他涉及一些不太为人注意的诗人和诗歌现象，像上官婉儿、王梵志以及诗歌写得并不出色的晚唐咏史诗人胡曾、周昙等都被提到。阮兄显然是在追求与传统文学史或者诗歌史的不同，又力求贴近唐宋诗歌风格的本色，他在爬梳材料、论述剖析上确实作了很大的努力。不过，这本书也许是受了“流别史”之“史”的制约，尽管从“流别”的角度出发对唐宋诗人有所取舍，但时时注意所写的是“史”，不免有过于求全的倾向，对诗风流别的论述多少有点冲淡。尽管如此，读《唐宋诗风流别史》，也如读《汉赋艺术论》与《庄子创作论》一样，使人感到这是一部具有“立体感”的著作，从著作中可以使人突出地感受到作者那种高屋建瓴的“通古今之变”的精神与气魄，也使人在认识问题的角度与思考问题的方法上受到新的启示。

恭祝阮兄《唐宋诗风流别史》的问世。

北京师范大学 韩兆琦

199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