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永清博士的新著《知识生产与学科规训：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学科史探微》即将付梓出版，请我作序。作为他从硕士生到博士生期间的指导教师，不但对他的为人为学情况和学术追求非常熟识，而且对他这部既有创新性又扎实厚重的著作从孕育构思到写作完成的全过程都比较了解，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向学界介绍一下这本新书，于是欣然应承了下来，便有了以下的文字。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舶来品”这个词成为描述中国学科、学术渊流时经常出现的高频词汇。在文学学科领域，不仅学科理论系统中大量的基本概念，甚至学科本身也都属“舶来”。在晚清以来“西学东渐”大潮之下，西来之学全面进入，不管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拿来主义”还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林林总总的学习态度都指向一个基本事实：一方面，西方现代思想、学术对于近代以来中国学术演化、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和巨大的塑造作用；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学科体系显然也非“经史子集”传统的遗存和延续，而是“舶来”的产物。这是一个任何人无法否认的、铁定的历史事实。也许部分地由于对这些历史事实的认同，当代学界，特别是人文社科领域的部分学者似乎陷入了一种焦虑：我们所使用的概念、方法是西方的，我们的学科结构是西方的，我们的知识体系也是西方的，那么，“中国文化”哪里去了？曾经围绕“国学”、“读经”等的争论乃至实践，学术界对于“失语症”、“中国化”等议题的讨论，其实都在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与这种“焦虑”相关，也在不同程度上构成对这种“焦虑”的参与和回应。

对此，我曾经发表过文章讨论对所谓“传统”的理解。在我看来，我们所说的传统至少包含以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等为核心的“古典传统”和近现代以来，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新传统”。我们往往重视前者而忽略后者，其实，在相当的意义上，正是后者更为直接地影响和塑造着今日中国的知识、学术乃至国家、社会。

永清博士的著作所回应和解答的问题其实也与此相关。他从教育制度、学科体系、学术沿革三个维度对文学学科从晚清草创到今日形成枝繁叶茂、蔚为大观的知识和理论系统的历程，进行了极具实证精神的考察。从他的叙述中，文学学科史上一些出乎情理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事件渐次浮现：如张之洞“保存国粹”的保守立场扮演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学科的独立的催化剂角色；对颇具杂文学色彩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文学研究法”课程规划亦步亦趋的林传甲却成为第一部走出“文章流别”传统的“国人自撰文学史”的作者，且影响广泛；“文学概论”这门“舶来”之后一直绵延至今的课程，在北京大学最初开设之际同传统“词章学”其实有着极为直接的亲缘性；“文艺学”这个被视作“舶来”的学科名称也极有可能是在受苏联影响最为直接和深切的时代由中国学人立足自身传统及其时代需要做出的主动规划……所有这些看似偶然、乃至吊诡的历史，其实恰恰指向一条同“西学东渐”交织并行的，中国学人对从西方进入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学科”积极主动地建设和规划的历史线索。在我看来，永清似乎在尝试着突破从“西学东渐”描述中国学术、学科现代化的既有思路，而努力转向在整体的学科和知识生产的现代化立场上描述和开掘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化”之途。换言之，他似乎尝试说明中国现代学科系统的生成不仅是晚清以来特殊的历史境遇之下催生而出的“西学东渐”的结果，更是世界范围的学术、知识生产方式现代转化的历史选择。当然，就这本书目前所做的研究工作而言，这种学术上的“突破”和“转向”还是初步的、尝试性的，甚至对于作者来说或许某种程度上还不是很自觉的，它是否成功，自然要留待学界和时间的检验，但不管怎样，这种尝试本身是值得鼓励的。

此外，该书以“学科史”补充“学术史”的研究思路，也值得关注。从20世纪末以来，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的共同作用下，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理论研究中对于“知识生产”问题的探讨逐渐升温，文学、学术与“周边”的种种关系日益引起学界兴趣。相关研究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学术发展的深入理解，更拉近了与历史的距离。本书对晚清、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生态的考察，同这一潮流应当也有较密切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在该书的导论部分，作者对“学科史”给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并对它同“学术史”的关系进行了讨论。笔者以为，这些论述虽则篇幅不大，可能也比较简单，但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对这一依然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至于书中其他一些有趣和精彩之处，如对京师大学堂第一批本科生的出身、行状的考述、对林传甲“专业兴趣”的证明，对姚永朴《文学研究法》的读解以及对民国以来“定义”、“本质”与“文学本质论”之间关系的考察和思辨，都论述精辟、极有见地，给人以启迪，读者自可寻觅，当有会心，不再赘言。

自然，作为一部青年博士的著述，不足、遗憾之处自然难免。永清虽有立足知识生产的现代化视野来描述中国学科的现代演进之雄心，但相应的理论证明尚嫌不足，同对中国影响极为直接的苏联、日本的对照比较也略显单薄，前者尤甚。历史考述中，对细节往往有新见，但在宏观把握上仍不无滞涩。这些不足或可从题旨限制、语言隔阂、学科影响等寻找原因，不过，还是把它看做一种激励和期许更有意义一些。

永清为人诚恳，待人宽厚，学习勤奋，善于思考，读书期间即显示出非常踏实的学风，不做空言，论必有据。希望也相信作者在此后的研究中，能继续葆有这种精神，精益求精，更上层楼。

是为序！

朱立元

201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