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中亚经济转轨国家金融改革的绩效不理想、并且存在巨大的国别差异，这反映出了转轨国家奉行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理论（即金融深化理论）的缺陷，转轨国家经济现状与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假设相去甚远，在交易费用高昂、信息不充分的转轨国家，制度因素既是转轨国家金融压制产生的根源，又是影响转轨国家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本书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制度因素对转轨国家金融发展的影响，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制度对转轨国家金融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中国与其他转轨国家金融改革的实质不同，金融改革绩效指标只反映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数量扩张而没有反映中国金融体系的质量和效益，这种现象既是中国金融压制的结果，又是金融压制的表现。所以中国要顺利推行金融改革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建立归属明确、保护有效的产权制度，健全透明、可信、高效的政治制度，完善规范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第二，推动中国的结构改革；第三，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本书共有六章内容，第一章是导论。第二章是转轨国家金融发展的理论及实践。根据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建议，东欧、中亚转轨国家实施的金融改革措施有：建立二级银行体系，转变中央银行职能，利率、汇率制度改革，建立发展资本市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但是，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无法全面解释转轨国家金融改革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第一，虽然采取了相似的金融改革政策，转轨国家的金融改革绩效却存在着巨大的国别差异；第二，转轨国家依据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建议进行的金融改革，并没有产生金融深化理论所预想的结果——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反，金融改革伴随着经济和金融动荡，银行信贷不足，对私有部门金融支持的缺乏，资本市场规模小且流动性不足等。这是金融深化理论的缺陷决定的：金融深化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市场完全竞争、理性的经济人在市场上无摩擦的交易，实现社会福利最优；其理论核心是实现金融资产价格自由化。而实际上转轨国家经济现实情况与金融深化理论的假设相去甚远——市场上信息不足、交易费用高昂、缺乏市场导向的制度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因素既是转轨国家金融压制产生的根源，又是影响转轨国家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金融深化理论与转轨国家现实的差距，客观上要求在传统金融发展理论中引入制度因素，以便更好地指导转轨国家金融改革。

鉴于转轨国家的现实和传统金融发展理论在制度方面的缺陷，有必要对金融深化理论进行修正。因此在第三章，本书对转轨国家金融改革进行了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转轨国家金融发展的实质是：从转轨国家的初始条件出发，以合理的制度安排为前提的金融管理方式的变革的过程是制度变迁的过程，这种制度变迁的目标就是建立起市场导向的制度框架，具体表现为以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产品自由化和准入自由化。基于转轨国家金融发展的实质，影响转轨国家金融发展的因素应包括三方面：一是初始条件，初始条件是转轨国家金融改革的起点，也决定着转轨国家制度变迁所依赖的路径；二是制度质量，制度质量是转轨国家制度变迁（金融发展）的前提，也是影响转轨国家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三是转轨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转轨国家金融制度变迁的目标和策略差异体现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以及结构改革的速度和进程的差异。对转轨国家金融发展的案例分析显示：转轨国家制度变迁方式影响转轨国家金融稳定性；制度质量影响转轨国家的经济信用化、经济证券化程度，这是决定转轨国家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初始条件的差异也会引起金融改革的绩效的差异，初始条件越好的国家金融改革绩效越突出；转轨国家结构改革也影响着金融稳定性、经济信用化程度和经济证券化程度；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实施也对金融稳定性和经济货币化程度有直接影响。

为了使上述观点更具有说服力，本书在第四章对转轨国家的金融发展与制度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第三章的观点，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制度是影响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其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程度远远超出结构改革、初始条件和宏观经济政策，并且制度越完善金融发展进程越快；第二，结构改革和初始条件也会影响金融发展，成功的结构改革能推动金融发展，而初始条件越好金融发展就越快；第三，尽管宏观经济政策对金融发展有影响，但影响并没有预想中显著。

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型的时期，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东欧、中亚转轨国家的金融改革，对中国的金融改革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第五章分析了中国金融改革绩效的特点——经济货币化、经济信用化、经济证券化程度的提高与金融效率的低下并存。从金融稳定性上看，中国的金融改革期间没有出现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出现转轨衰退；从经济货币化程度看，中国的M₂/GDP水平迅速上升；从经济信用化程度看，中国的金融机构规模和贷款规模迅速扩大；从经济证券化程度看，中国建立了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国债市场、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金融市场规模逐步扩大。仅从金融改革绩效指标看，中国的金融改革似乎比东欧、中亚转轨国家更为成功。但实际上，中国与其他转轨国家金融改革的实质不同，其他转轨国家进行的是金融改革，而中国还处于金融压制状态，金融改革绩效不具有可比性，其金融改革绩效指标只反映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数量扩张而没有反映中国金融体系的质量和效益。这种现象既是中国金融压制的结果，也是中国金融压制的表现。

基于对中国金融改革现状的分析，第六章指出了中国金融改革滞后的原因并提出了深化金融改革的政策建议。中国金融改革滞后归因于三个方面：中国尚未建立市场导向的制度框架；结构改革滞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力不足。有鉴于此，中国深化金融改革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延续渐进式的制度改革；建立归属明确、保护有效的产权制度，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产权交易市场，完善产权流动机制；完善信息披露法律法规，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完善规范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法规并提高执法质量。第二，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完善的行业进入与退出机制，加快企业重组，推动中国的结构改革。第三，推动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减少财政政策的使用，转变财政政策的取向，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制定和管理方面的协调，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及时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