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政府规制往往与自然垄断联系在一起，并且世界各国的电信行业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也一直都将垄断作为主要的管理体制，但现代电信监管的基本标志是创新所带来的电信竞争，也就是说，电信竞争成为现代电信规制的主题。实际上，就在电信行业引入竞争之初，一个备受争议的基本问题是，电信规制最终是否会被彻底放弃，而被市场机制或者一般性的反垄断规制所取代。

近些年来，电信行业的发展和电信规制的变迁似乎表明，电信规制确实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过，这种变化不仅表现为对准入、资费等规制政策的放松，从而让市场机制主导资源的配置，更重要的是，电信规制与竞争已经变得更为错综复杂，表现在不仅需要利用互联互通等规制政策来促进竞争，而且还要面临日益复杂的网络安全规制问题。此外，随着技术、网络和业务的不断变化，电信行业的定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可以市场化的基础设施产业，而正在变成国民经济和全球竞争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产业。

从电信行业的基本面看，除了与其他基础设施产业类似的供给特征外，电信产业的需求特征，特别是显著的网络外部性，对电信行业的规制和竞争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电信网络的直接外部性。这种外部性起源于电信网络的人与人之间的通话属性。当网络用户增加时，用户的通话可能性增加，因此其效用就会增加，相应的网络效应也会增大。随着网络的不断演化和互联网的兴起，虽然其承载的业务更加多样化，通信业务早已不再限于人与人之间的通信，但是通信属性仍然是互联网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网络外部性仍然存在并显著。

直接外部性是理解最重要的现代电信规制政策——互联互通政策的理论基础。在缺乏或者互联互通或兼容性不完善的条件下，市场会产生垄断倾斜，从而阻碍有效竞争的形成。直接外部性也是理解普遍服务政策的基础。通过对用户入网接入决策进行补贴，可以将网络外部性内部化。此外，毋庸置疑的是，直接外部性是理解电信网络及业务扩散机制的基础。

其次是电信网络的间接外部性或者平台特征。本质上讲，这种外部性并不与用户的数量直接相关，但是，由于电信网络，特别是现代电信网络具有多种类型用户的特征，所以，当一种类型的用户增加时，其他类型的用户得到的效用就会增加，由此会使第一种类型用户的效用增加。从某种意义上讲，虽然可以将传统的电话网络视为主叫和被叫的双边市场，但由于传统业务的单一性，一般很少考虑其间接外部性。但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崛起，很多业务具有显著的双边或多边市场特征，其独特的商业模式对传统的单边市场构成巨大的挑战，因此间接外部性就成为理解这类市场的规制与竞争的基本出发点。

最后是资费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主要是资费的局限性造成的。根据有效定价理论，谁受益谁付费以及边际（增量）成本定价是有效定价的基本原则。但是，在传统的电话网络中，一种普遍流行的定价方式是单向收费，而被叫尽管享受服务却不需要付费，由此产生所谓的资费外部性，或者说被叫对主叫的补偿问题。正因为如此，网间结算应该基于什么原则，以及结算价格与双向收费的关系等问题，成为电信规制政策关注的焦点。由此可见，资费外部性是理解网间结算原则以及双向收费之争的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在互联网时代，由于受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影响，这种资费外部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其主要标志是包月制的普遍使用。比如，互联网接入普遍采用包月制，但这种资费带来的问题是，虽然接入网的成本具有（专属）固定成本属性，但是占网络成本三成至四成的核心网成本属于流量敏感成本，因此包月制资费很难保证流量敏感成本的回收，由此对网络投资激励产生扭曲。这正是产生在网络流量爆炸性增长的同时，运营商却不能从中受益等问题的重要原因。很显然，这种资费外部性是理解当前互联网骨干网接入和互联结算问题，以及网络扩散机制的理论基础。

虽然这些经济特征是影响电信规制与竞争的最重要因素，但理解中国电信规制与竞争问题，还需要考虑中国电信行业特殊的制度背景。从1994年联通成立起，中国电信行业正式开始了市场化进程，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成为统领电信改革的主旋律。可以说，在经过近20来年的电信改革以后，不但彻底解决了电信业的供需矛盾问题，更重要的是基本建立起了市场竞争机制，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信规制框架。

尽管如此，中国电信行业仍面临很多深刻的结构性矛盾，需要进一步深化电信改革。

首先是电信业的定位不清晰。总体来看，电信业基本上被定位为一个可市场化的基础设施行业，由此导致电信业成为中国规制改革的试验田，成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基础设施行业；但政府又一直对电信行业保持高强度的控制和干预。目前，电信业正处于转型之中，面临着三网融合和宽带中国战略实施等重大问题，由此迫切需要顶层设计来进行统筹考虑，但很显然，顶层设计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电信业的定位。

其次是电信业仍然存在很多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虽然相对其他垄断行业来讲，中国电信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突出地表现为大量业务已经放开市场准入，电信资费已经完全由市场确定，但毋庸置疑的是，电信行业的政府治理仍存在着严重扭曲，表现为电信业的产权结构仍由国有主导，基础业务市场准入仍受到限制，更重要的是，在很多领域政府进行强力干预的同时，一些领域却存在监管真空的状态。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电信市场结构严重失衡，行业利润一直在高位运行等问题。

正是在这样一个行业发展的背景下，本书试图利用电信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电信行业数据，特别是企业和用户层面的数据，借鉴国际电信改革的经验，对中国电信行业面临的规制与竞争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本书由五篇十二章组成，各篇的内容简要地说明如下：

第一篇研究电信改革问题。主要从宏大叙事的角度，利用实证分析方法，对中国电信改革绩效进行评估，寻找中国电信发展的制度来源，为未来电信深化改革重新寻找改革动力。此外，还针对三网融合的规制体制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为从顶层设计角度破解三网融合困局提供支撑。

第二篇研究电信资费问题。在电信资费放开以后，非线性定价成为电信业务的基本定价方式和竞争手段，也因此产生了新的规制与竞争问题。本篇主要研究三部制定价特征，并利用用户层面的数据，采用结构计量模型方法，研究最优资费问题，评估现有非现行定价的特性，并采用微观计量模型，评估双向收费改单向收费的影响。

第三篇研究网间结算问题。主要结合互联定价的大量文献，围绕结算价格的定价原则，分析在不同收费方式下，或者在具有不同规制工具可能性时，结算价格的基本作用以及对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的影响，并结合中国网间结算价格的制定原则，分析了基于资费的结算价格定价方法。最后利用基准价格方法，实证估计了基准结算价格。

第四篇研究接入竞争与普遍服务问题。首先以移动通信为背景，利用微观计量模型和用户层面的数据，实证分析了电信竞争对用户离网决策的影响。此外，还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普遍服务政策的实施所面临的激励问题，并对普遍服务政策进行了系统的经济学分析。

第五篇研究网间结算长期增量成本模型。主要基于长期增量成本原理，研究了固定电话网和移动电话网的长期增量成本模型。

本书的读者主要是对中国电信业规制与竞争感兴趣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研究生。本书的主要特色在于，在电信竞争的背景下，不但对一些重要的电信规制与竞争问题提出了分析框架，而且还进行了实证分析，特别是基于微观计量模型和用户层面数据进行需求分析。由此我们希望，本书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对于推动电信规制与竞争的研究，以及相关问题的政策讨论能有所贡献。

我们衷心地感谢工业和信息化部（原信息产业部）、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等运营商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很多方面的帮助。当然，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家人，是他们在背后毫无怨言的支持，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张昕竹

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