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

卢政博士撰写的《嵇康美学思想述评》一书即将付梓，这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后出站报告基础上经过数年的修改完善而成的，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它凝结着作者十多年来对于嵇康思想特别是其美学思想的体认、感悟，展现出作者独特的心性和眼界。相信它对读者更真切地领会嵇康思想，更全面深入地把握魏晋思潮，乃至对于整个中国古典哲学和传统文化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的了解，都具有启示意义和价值。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马克思说得好：哲学所捕捉的应该是“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所以，“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290页）。那么，魏晋时代的“呼声”是什么呢？鲁迅先生曾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选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0页）。其历史内涵在于回到审美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魏晋时代的问题就是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它促成并表达为魏晋玄学对于审美自足性的自觉吁求。作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形而上学基础，魏晋玄学不过是审美自足性的哲学解释，它无疑为文学的自觉提供了学理依据和合法性根基。

魏晋玄学的兴起，标志着中国思想的内在化转向的发生。据钱穆先生的说法，魏晋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个人自我之觉醒”（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7页）。魏晋玄学返回到人的内心世界，因而明显地存在着一个内在化转向。它是从汉代学术的经世致用转变为反身性的自我追问和发现的结果，从而使得思想不再充当手段，而是超越工具性以回到自身，达到圆满俱足。

魏晋时代生命意识的觉醒，当然有其时代的机缘，也由于人的视野本身的调整。人们把目光收回，作反身性的自我审视，敏感地发现并哀叹人生的苦短，这反而强化了对人生的留恋和执著。它的一个后果或代价，就是“执著”带来的痛苦。曹操有诗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死”的凸显，使生命有一种虚无和幻灭感。虚无一点，放下一点，恰恰可以使人对生命重新加以看待和贞定。就此而言，可以说玄学家的审美意识是被“逼”出来的，是生命觉悟的结果。其中的脉络是：返回内心世界、追求精神自由，诉诸审美的自足性，这一取向又缘于生命意识的自觉，归根结底是社会的动荡与人的命运的多舛和不测这一历史机缘造成的人的命运感使然。尽管有着时代的契机，但思想毕竟有其自身的内在理路。若要充分地解释思想演变史，就不能不沿着思想的逻辑加以诠释。从一定意义上说，魏晋玄学的问题使先秦思想涉及的争论自觉化了，是它的一种反省的形式，如“有无之辨”、“言意之辨”、“自然与名教之辨”等等，无非是先秦诸子涉及的问题的自觉清算罢了。

总之，魏晋玄学赖以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1）社会氛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2）心理条件：人的命运感特别强烈，人对生死的不确定性的焦虑，诱导人们反观内心世界。（3）逻辑脉络：先秦思想争论的问题本身成为反思的对象。

在某种意义上，魏晋时代的美学思想只不过是当时的人们的存在方式浓缩了的结果的反思形式而已。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其美学思想独树一帜。嵇康有名的“声无哀乐论”，试图剥离审美与道德教化之间的内在联系，顶多承认音乐与礼仪之间的偶然关系，其用意是摒弃审美的功利主义解释和看待方式，使审美回归于艺术本身，否定音乐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然而，嵇康又毕竟是复杂的，他在贵无中并没有完全弃绝“有”，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种张力，这与玄学的一般旨趣相一致。玄学是超世而又即世的，因此不能过分夸大它超世的一面，对其作绝对化、机械化的理解。嵇康虽以“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相标榜，但却并没有走向极端，而是仍然保持了调和妥协之用意。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鲁迅选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91页）。玄学的这种风格，可以从被它所推崇的“三玄”——《周易》、《老子》和《庄子》——窥其一斑，这显示了儒道融合的致思取向。嵇康在某种程度上的妥协，反而成就了他的全面性——中道。以他所谓的“物情顺通，越名任心”为例，“越名”当作何解？是违逆“名”还是顺乎“名”而又不拘泥于“名”呢？似乎更应当是后者。

对于嵇康美学思想的诠释，除了需要“知人论世”——欲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就不能不先了解这个思想的时代氛围和思想创造者的人格特征外，更需要把嵇康美学思想置于整个玄学思潮乃至先秦以来的宏大语境中，方能透彻。正是在这些方面，《嵇康美学思想述评》一书做出了可贵的努力。首先，该书根据古代典籍追溯并还原了嵇康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从而为嵇康在思想史上的“出场”烘托出了比较充分的氛围。其次，该书把嵇康思想置于长时段中加以审视，联系它的前后语境，再现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历史嬗变的内在理路，既有助于读者整体地把握宏观脉络，也有助于读者深入地了解嵇康美学思想特质。再次，该书并不满足于单纯从美学视野去梳理和总结嵇康思想，而是致力于从形而上学角度去揭示嵇康美学思想的逻辑预设本身，以儒道释融合为坐标，深入挖掘其哲学根基，强化了诠释的力度和深度。还有，该书对于嵇康美学思想展开全方位的审视，广泛涉及它的哲学观、人生观、艺术观、美育观，以及自然美、音乐美、诗文美等思想，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嵇康美学思想的立体的和全息的图景。最后，该书还揭示了嵇康美学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建构的启迪价值，从而使这种研究本身获得了“此在”性的意义，为其注入了强烈的时代感。有鉴于此，我相信读者在读过该书之后，一定会取得因人而异的收获的。

是为序。

何中华

2011年4月16日于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