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

有关国际规范变化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能使人眼睛一亮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徐进的《暴力的限度：战争法的国际政治分析》则是一个能带给读者很大启示的研究成果。长期以来，学者们受质量互变哲学原理的影响，总是假定国际规范的演化进程是从量变到质变，于是许多学者从渐变因素中寻找国际规范变化的根本动因。然而，从渐变因素中寻找动因的研究并没有取得说服力很强的结论。徐进对于战争法方向变化的研究成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即国际规范的演化进程很可能是先有方向变化的突变，然后才是量变，而量变的积累是不会导致国际规范发生方向性质变的。

徐进的研究是建立在一个假定上，即价值理性决定暴力行为规范的变化方向，而工具理性则只影响暴力行为规范的演化速度和程度。由此我联想到的问题是，国际规范的质变与量变的关系是什么？是量变导致了质变，还是质变后不断进行量变？这个问题听起来像个哲学问题，但搞明白这个问题却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国际规范方向变化的科学认识。

通过研究，徐进发现，战争法规范是在19世纪下半叶发生了从无限暴力向有限暴力突变的。这个发现对我有很大的启示。如果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的400多年里，战争法规范没有经历从无限暴力向有限暴力的渐进量变过程，那么战争法规范的此次方向性质变化是由突变引发的而非由量变积累而成的。现代生物学已经证明，在动物演化进程中，基因突变是环境突然改变条件下的快速变化，而非一个物种体内因素长期渐进量变导致的。国际规范的方向性变化有可能与特种的基因变异相似，是由突发因素导致的而不是一个长期量变因素带来的。从理论上讲，一个长期量变的因素是具有巩固变化方向作用的。自19世纪以来的200多年里，战争法规范一直在向有限暴力方向发展，这意味着在今后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里，战争法规范对于暴力行为的限制会越来越多。

徐进的研究发现，在人类历史上，战争法规范只发生过一次方向性转变，即从无限暴力向有限暴力转变。这给我的启示是，国际规范的方向性突变很可能是偶然发生的。根据对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观察，学界普遍认为国家构成要素只发生过一次变化，即从人口、土地、政府三要素向人口、土地、政府、主权四要素转变。温特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国际规范只发生过一次方向性变化，即从霍布斯文化向洛克文化转变，也就是从争夺规范转化为合作规范。如果暴力规范、国际规范和国家构成要素的质变都是由以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为单位的偶然性因素引发的，那么现有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规范将难以发生质变，因为主权国家有可能继续存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规范也将继续存在上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那么，那些假设主权国家将消失，或是假设以主权为内核的国际规范将改变演化方向的研究，将有无的放失之嫌。

徐进的研究还发现，战争法规范从无限暴力向有限暴力的方向转变，其深层原因并不是国际政治因素的变化，而是欧洲文艺复兴产生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在国内政治中的实践。这个发现对我的启示是，如果国际规范方向的突变源于国内政治因素而非国际因素，那么国家性质的变化有可能是对国际规范变化影响最大的因素。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普遍认为，主导国的性质变化可以改变国家间规范的变化。依据国家的性质我们可以将主导国分为强权、霸权和王权三类国家。而不同类型的国家成为世界主导国，国际体系的规范就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但这不意味着其变化一定是方向性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主导国具有霸权与强权的性质区别，这两个时期的国际规范就有不兼并战败国和兼并战败国的区别，但这种变化是否是方向性的变化可能会有争论。因为，从使用暴力实现政治目标的方向来讲，并没有发生变化，但从对使用暴力实现的目标范围来讲，有不同的限定。

如果国际规范的方向变化是由外部突变因素带来的，那么目前洛克文化规范的变化方向很可能并不限于霍布斯文化和康德文化两种，而是有更多的可能性。温特在其《国际政治的社会学》中认为，国际规范只有三类，即争夺的霍布斯文化、合作的洛克文化和互爱的康德文化。受温特思想的影响，许多学者将国际规范变化的影响限于这三种类型之中。然而，突变常常是变异的结果，变异的方向是不可控的和不可预知的，变异的结果往往是产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东西，比如欧洲的选举政治传统在20世纪初的德国变异成法西斯政治体制，而没有演化成为英国式的民主。依据变异方向不可控和不可知原理，我们猜想在洛克规范之后的新型国际规范很可能是一种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类型，而不是局限于康德和霍布斯两个类型。

徐进在分析战争法规范变化时，将工具理性具体化为物质的军事必要性。这一做法给我的启示是，在研究国际规范内容的变化时，其分析出发点应从物质变量着手。如果国际规范的变化方向是由价值理性变化带来的，而且人类的价值理性是很少发生方向性变化的，那么影响国际规范日常变化的因素应是物质因素而非思想因素。如果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后对国际金融监管规范的变化，我们可以注意到其主要原因是这场危机给全球带来的物质打击。

受本书的启发，我猜想国际规范方向变化可能是突变结果，而非量变到质变的结果。这仅是个猜想，未进行实证的研究，因此很可能这个猜想不符合客观世界。虽然我的猜想还未得到任何实证研究的证实，但是徐进在战争法的演化方面的研究成果是有较强实证案例支持的。如果这项研究能将案例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那么其研究成果将会更加可靠。

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国崛起的速度，这很可能促进世界再次形成两极格局。冷战后国际规范变化的一个重要物质条件是一超多强格局。如果日后形成新的两极格局，这意味着国际规范变化的重要物质条件发生了改变，并可能为深化国际规范演化的研究提供新的契机。

2010年8月于清华园